同治二年（1863年），清朝名臣李鸿章率淮军向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苏州发起进攻，协同李鸿章一起攻打苏州的还有一支由英国军官查理·乔治·戈登率领的雇佣军部队——常胜军。
在淮军与常胜军的轮番进攻下，苏州城内人心惶惶。当时太平天国已呈日薄西山之势，太平军在各地战场上都受到清军压制。因此尽管苏州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但守在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还是难免感到绝望。
当时负责驻守苏州的太平军指挥官是慕王谭绍光。在面对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谭绍光虽已抱了与苏州共存亡的决心，但城内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却并不这么想。其中，谭绍光手下的“四王四天将”（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伍贵文、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太平天国共封了2000多个王，这八人被合称为八王）原本就与谭绍光有冲突，如今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矛盾更是不断激化。
常胜军暗藏在苏州的奸细得知太平军指挥官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后，立即将这一情报汇报给戈登。于是戈登开始与李鸿章商议如何将太平天国的这八王争取过来，以达到兵不血刃夺取苏州的目的。
李鸿章派数年前向清廷投降，如今已是淮军名将的程学启与苏州城内的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取得联系，双方很快达成共识。郜永宽代表八王率部向清廷投降，李鸿章则代表清廷愿意对八王及其手下既往不咎，并给予他们荣华富贵。为了向李鸿章证明决心，郜永宽还承诺要杀掉谭绍光，将苏州城拱手献上。不过，郜永宽也留了个心眼，要求给此事牵线的常胜军指挥官戈登出面做担保。因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洋人的信用比清廷靠谱。戈登一心希望能兵不血刃拿下苏州，所以很爽快就答应了郜永宽的要求。
没过多久，郜永宽等八人就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大家集中起来，并在会上手刃了谭绍光，还顺带着血洗了谭绍光的慕王府。之后郜永宽等人下令将苏州城门全部打开，清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占领了苏州。
按理说，郜永宽履行了诺言，现在就该李鸿章兑现承诺了。然而，李鸿章却设下了一局“鸿门宴”，在庆功酒上将八位太平天国降王全部诛杀。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安排淮军对刚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展开围剿，投降的数万名太平军将士被悉数杀光。
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在当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对此事最震怒的自然是作为太平军八王担保人的戈登。他在得知李鸿章背信弃义后，当即提枪闯入李鸿章军营，要求跟李鸿章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李鸿章对洋人的脾气颇为了解，所以避而不见。另一方面，李鸿章又向清廷上表，说“常胜军”劳苦功高，请朝廷赏银七万两。同时，李鸿章又委托在清朝海关任职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由赫德出面向戈登的个人账户中存入白银一万两，杀降事件这才得以平息。
那么问题来了，李鸿章为什么要杀已投降的太平天国八王？杀降结果是好还是坏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来说说上文中提到的程学启。同样是太平天国投降的将领，为什么程学启能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而郜永宽等八人在献上苏州城后，却反遭背信杀害呢？
其实，程学启和郜永宽等人之所以得到了不同的待遇，并非两者的投降诚意有什么区别，而关键在于投降的时间不同。
程学启投降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当时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争正处在白热化阶段，对清廷而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打击太平天国非常重要。清朝方面希望其他太平军将领能以程学启为榜样，早日弃暗投明，所以程学启降清后，很快得到了重用。
郜永宽等人投降于同治二年（1863年）12月，此时的太平天国基本已经玩完，清军剿灭剩余太平军只是时间问题了。如果李鸿章选择优待郜永宽等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鼓励仍在顽抗的太平军将领早日放下武器，但也会助长他们的叛逆之心。因为他们会觉得打得过就造反，打不过就投降，这反而会使许多人变得无所顾忌。
因此，从维护清朝统治的角度来说，李鸿章选择杀降结果应该会比安抚更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