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逝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在他逝世25年之后，金兵完全打败宋朝。
苏轼成才的阶段，是宋朝政冶最为渊博之时：仁宗掌权期内。
苏轼的人生轨迹正相着全部宋代的由盛入衰
一个人的运气与他所出世的时期密切相关，而苏轼成才于一个政冶渊博的时期，当其学富五车之时，又碰巧投身于神宗当政阶段，他却最后折翼于哲宗掌权期内。哲宗当政时，他一再被贬官。他的一生因诗词而被后代熟识，他的一生也因诗词而一再挫败。
苏轼的人生轨迹正相着全部宋代的由盛入衰。在他青年阶段，朝廷是贤臣济济，到他的人生晚年，贤臣不是凋零，就是去位。
能彻底打败一个强大的王国不在于外敌，而在于内耗。北宋贤明儒臣遭到第一次迫害后不久，至第二次党争之时，愚痴的童子帝让整个北宋朝廷贤臣死伤殆尽，忠臣不是在党争中获罪被杀，就是在流放之路上选择弃世。
没有一个朝代的兴亡如此惨烈。苏轼用诗人的敏感，用哲人的逻辑，无数次用自己的仕途去抵抗狂妄之辈的独断专行，但苏东坡付出的是人生，中国付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党争之祸
苏轼与王安石谁也没有活到看到自己政治主张起效的那一天，苏轼没等来新政下五谷丰登的年月，却亲眼见证了农民只能背井离乡的惨状。他们要逃离被官府硬逼着借的款项，如果不逃就只能拘捕入狱。
苏轼只能观望，却无法从根本上拯救整个国家，党争之祸已经到了不顾国家生死的程度。若非同党，再有心为民谋福祉也难以实现。苏轼死后，他的名字被第一个刻在元祐党人的碑上，在此碑上之人共有三百零九人。
此碑上之人及其子孙永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不得与其通婚，即使已有婚约也应马上取消。全国各县树立此碑以作警醒告诫。这些宵小之辈所立的碑却在几百年后成了那些碑上之人的荣耀，那些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自己祖先的名字而骄傲。
而“苏轼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苏轼死后，宋徽宗为了一篇苏轼的文章可以付制钱五万文的代价。即便是在金人攻下京师，大肆掳掠之时，他还在特意搜集苏东坡书画，一旦见到马上精心保存专门送出。
史书上记载了苏轼潇洒而随性的自由灵魂
时光是最公正的裁判，苏轼死后，他在世时所写的国事文章无一例外都得到了历朝历代皇帝的格外看重，他的谋国之忠、至刚大勇都成为人们敬仰的理由。其人品世所罕见，其文章浩然有正气。
“大江东去浪淘尽”，史书上记载了苏轼潇洒而随性的自由灵魂，而北宋之后的中国也陷入战火流离之乱。北宋纷繁明丽的《清明上河图》，北宋熠熠生辉的文化进程，自此败落，数百年难现辉煌。
幸好，还留下一个豁达而自由、清醒而睿智的苏轼，为我们记下北宋曾经的吉光片羽。苏轼与我们隔着千年，却住在我们心间。
历史长河滔滔而下，衮衮诸公数不胜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终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那个时代，“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毕竟生活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被记住了多少日子。
总结
史书浩瀚，东坡被记载如此，已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