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45年珠峰成功登顶测高度,那么古人登山时会干什么呢?

2020年5月27日11时03分,八名中国登山队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此行的目的是时隔45年为珠峰重新测量高度。登山是一项既锻炼身体又考验意志的运动。在古代,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登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政治驱动封禅颂德

在中华文明萌芽时期,人们对山岳怀有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山岳给人们提供栖身之所和果腹食物,另一方面山岳瘴毒猛兽横行,山洪落石肆虐,人们对山岳存在着既感激又敬畏的情感。《礼记·祭法》认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表达了人们对山岳的崇拜之情。

崇拜山岳的最好方式是祭祀。《韩非子》中记载:“黄帝合神鬼于泰山之上。”这一行动显然历史悠久。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山岳的认识日益加深。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就有向山神占卜的内容。进入春秋战国,诸侯举办的登山祭祀,达成消弭灾祸、确立储君,相互结盟等目的,明显带有政治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他亲临泰山封禅,意在歌功颂德,彰显权威。以后,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五位皇帝先后在泰山封神。女皇武则天独树一帜,亲封嵩山。皇帝登上山岳,搞一场政治直播秀,无疑是为了巩固统治。

情怀维系登高励志

在文化精英眼中,关注的是山岳的人文价值。山岳是国家的象征。《孟子》有云:“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通过登泰山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汉末枭雄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途经河北昌黎碣石山,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千古名篇。

魏晋时期,政坛暗战,战争频仍,许多士人只得将报国壮志转变成寄情山水。以陶渊明为首的隐居派,用“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的态度,表达对“桃花源”的渴望。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游山派,借会稽山阴的兰亭举办的“禊事”,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以谢灵运为主的抒情派,写下了“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的诗句,抒发深厚的山岳情结。

登山还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诗仙”李白喜好游历名山。他遍游岷山、紫云山、戴天山、大匡山、峨眉山等,成就了《蜀道难》《登庐山五老峰》《登峨眉山》等诗文佳作。北宋文豪苏轼游览庐山,写下了《题西林壁》,成为千古传唱的名诗佳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著有《小石城山记》,开创了山水游记的先河。在文人的参与下,登山有了清新高雅的文学气质。

宗教修行普渡众生

古代宗教历来有“山中修行”的传统。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神仙思想和灵山崇拜。《汉书》指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当时在五岳修行的道士有1000多人。时至南北朝,民间入山求道的人日益增多。《南雍州记》称:“武当山……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百兽所驱逐。”

随着佛教普及,中国继承了印度凿山造窟的传统以及“行脚游学”的理念。十六国前秦时期,人们深入山岳,凿窟立佛,其中尤以莫高窟最为重要。它历经千年,建立了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成为千年以来的佛教艺术圣地。

事实上,山岳见证了佛僧对“行脚游学”的坚持。三国时期,僧人朱士行西行于阗,抄录了《大品般若经》。晋代佛僧法显跋涉万里,翻越葱岭,到达印度,取经求法。而唐朝西行取经的玄奘更负盛名。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 ,他从长安出发,途中时常陷入“山路崎岖,蹊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的境地。许多高山“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贞观十九年( 645 年),玄奘回到长安,为中国的佛教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宗教的盛行,进一步拉近了山岳和精神之间的距离。

登高探险兴趣盎然

明清以后,登山的意义发生了改变。随着登山活动的推广,出现了专业的登山器具和从业人员。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时,特别注明了“钉鞵”:“ 以皮为之,外施油蜡,底著铁钉。”钉鞵的功能和现在的登山靴类似。明人谢肇浙在《游黄山记》中曾记述“募开道者,得二樵夫”,还准备了“舆人”和“糗糒”(粮食)、“铛”(锅)和“襆被”(铺盖) 等物品。

除了装备的改善,成熟的登山技巧已广为人知。明朝探险家徐霞客爱好登山,先后到过泰山、雁荡山、黄山、武夷山、庐山等名山大川。他还发明了攀冰的方法:“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后人纷纷沿用这一方法,效果甚好。清朝学者曾唯在《广雁荡山志》中列举了“游山十八法”,实用性很强。登山活动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这项运动更具娱乐性。

民俗演化约定俗成

在民间,登山还是一项大众喜闻乐见的民俗。农历九月九日,二九相重,寓意长久。据西汉经学家刘歆的《西京杂记》透露,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宫中流行九月九“佩茱萸,食莲饵,饮菊花酒”的习俗,并且“三月上已,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拔楔登高”。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在《与钟繇书》也曾直言:“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从而佐证了汉魏时期重阳登高已蔚然成风。

西晋冯翊太守孙楚在《茱萸赋》中坦言:“有茱萸之嘉木……历汉女而始育……疗生民之疹疾。”将登高和养生保健相联系,使重阳民俗更接地气。唐朝诗人王维的名篇:“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足以证明重阳登高在民间的重要性。民俗元素的加入,保证了登山运动的旺盛生命力。

作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自1921年有攀登记载以来,成功登顶珠峰的人数已超过4800人。对它的高度各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登山队此次登顶“测高”,代表着国家测绘技术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测量结果有助于结束国际上对珠峰高度不一致的混乱局面,对地球动力学、板块运动等领域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

文:计白当黑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登山活动的历史发展研究》 姚路嘉、袁宏、马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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