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也许以为本文是在讲一则关公战秦琼式的故事。拿破仑，法国人；华盛顿，美国人。他们与章太炎之间国籍不同，生活年代也差得很多，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章太炎咋会要砸他们的头呢？
（图）章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谓予不信，有文为证。那是在 1907年，章太炎正在日本东京编《民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官制索隐》，本来是研究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的，然而作者的笔锋突然一转，写道：“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 ”
请看，这里写得明明白白，足证笔者没有瞎编。中国旧俗一向以扰人丘墓为极大的不道，然而，章太炎却不管这一套，他要到拿破仑与华盛顿的坟墓里去“敲”，也就是砸，而且是用“金椎”。金者，铁也，分量不会很轻。看来，章太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很有点儿愤懑之气呢！
几年之前，章太炎可不是这样。那是在 1903年，他正和康有为辩论中国革命问题，把拿破仑与华盛顿二人简直捧上了天，称之为“魁梧绝特之彦”，称之为“二圣”，甚至誉之为“极点”。康有为认为，中国一时产生不出华盛顿这样的人物来，因此不能革命。
章太炎同意这一看法的前半部，但他表示：“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耶！ ”显然，在章太炎那时的眼中，拿破仑、华盛顿这样的“洋圣人”，要比尧、舜这样的“国产圣人”高明。
真是世事茫茫，浮云苍狗。几年之间，拿破仑、华盛顿的身价就大起大落，从九天跌入了九渊。这种变化并不只发生在章太炎身上，柳亚子 1907年有诗云：“华、拿竖子何须说？”把华盛顿、拿破仑称为“竖子”，也是很不敬的。
鸦片战争中，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于是转而学西方。开始学坚船利炮与声、光、化、电，后来学民权与立宪，再后来学民主与革命。到了 1903年，民主与革命的调子高唱入云，拿破仑、华盛顿这两位资产阶级革命的鼻祖也就成了“极点”。其后是大批人出洋，章太炎本人也于 1905年到了正在学习西方的日本。
一看，不对了，所谓民主，不过是富人的民主，而且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怪事和丑闻。于是，失望、愤懑之情油然而生，拿破仑与华盛顿的身价也就随之暴跌。在《官制索隐》中，章太炎激烈地指责西方的选举制度，认为所谓“代议士”（议员），大都耗资巨万，靠钻营入选，与中国的“行贿得官”并无两样。
他说，民主立宪，世人都以美、法两国为榜样，但现在法国的政治，全靠贿赂，美国人也要通过行贿才能致身显贵，实在“猥贱”得很。其所以幻想手持“金椎”，以拿破仑、华盛顿的头作为挞伐对象者，盖为此也。章太炎这个人爱冲动，又不懂得历史主义，其幼稚、偏激之处，读者谅之！
那么中国怎么办？
章太炎想来想去，觉得西方民主的脓疮是议会，于是惨淡经营，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必不可行，议员绝不可选，同时提出了一个从多方面“恢廓民权，限制元首”的方案。例如，提高法官的权力，不论是总统，还是百官，有了过失，或者渎职受贿，法官都可以“征之”“逮之”“治之”；倘若法官执法不公，老百姓可以要求“学官”集中一批法学家来共同处治法官，等等。
然而，不知道是章太炎觉得这个方案未必可行，还是因为对中国历史过于有感情了，他有时又觉得，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并不坏，开元、贞观年间，中国不也治理得很好吗？于是，他又表示：“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甚至说：“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它犹少病。”这就又转而肯定封建专制主义了。
章太炎的矛盾反映了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失望于西方民主模式，而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能向后看。然而，向后看又是没有出路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不是从民主复归专制。
▌摘自《近代中国：风云时代与风云人物（1840-1919）》，杨天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