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又迎来大选年。
奥巴马“无为而治”的八年，彻底耗光了美国民众的耐心。最终，美国民众忍无可忍，彻底抛弃了民主党和传统政客希拉里，他们支持了一位最不像总统的特朗普逆袭上位。特朗普，实际上是里根大循环之金融资本主义与美国民主政治之间冲突的结果。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操作，让奥巴马感到难堪，同时也让世界不少国家感到困惑和不安。
特朗普在国际上到处退群，改善美朝关系，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提出“三零”贸易规则，还经常在推特上、国际上口无遮拦、言行狂妄。特朗普出格的言行及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让包括默克尔在内的传统政客极为不适应。
为什么特朗普让世界感到如此难受？
因为特朗普正在砸碎一个“旧秩序”，试图打破或修正里根大循环中早已失衡的国际秩序，当然是以美国利益为前提。
自克林顿时代以来，格林斯潘玩弄于鼓掌之中的金融资本主义秩序，最终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崩盘。但是，奥巴马和伯南克以救市之名又加剧了这一秩序的失衡。
特朗普政府试图打破如今里根大循环中的全球产业链，以此来改变过去金融过度繁荣与制造业衰落的畸形经济结构，化解强美元与高赤字之间的矛盾。
此举相当于正在打破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下的国际利益大循环——美国建制派、华尔街金融资本、跨国公司与新兴国家制造业及相关利益集团。
特朗普试图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重新确立美国民众与全球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打破之前的美国建制派、华尔街资本与其它国家的利益关系。
这涉及到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利益格局问题，即过去美国传统政客、华尔街资本与他国利益集团构建的金融资本主义秩序，如华尔街资本与韩国财团之间的关系，掌控全球化秩序及规则，造成了全球及各国经济失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长期研究全球化失衡。作为新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将矛头指向“华盛顿共识”，认为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包括美国、智利、墨西哥、希腊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收入严重失衡。
但是，这一背后的根源并非新自由主义，而是利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如智利军政府、美国建制派。正如斯蒂格利茨自己所言：“收入不平等不仅是宏观经济力量的产物，还是政治的产物。”
在伯南克用经济力量化解无果后，美国选民支持了特朗普上台，试图用政治力量打破旧秩序，重构美国民众利益最大化的新秩序。
当然，特朗普并非只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总统，他的所作所为是美国政治博弈的结果。特朗普只是最适合的表演者。
不过，最令特朗普苦恼的是，他上台后恰逢美联储进入紧缩周期。
2014年，美联储副主席耶伦接替了伯南克成为新的美联储主席。耶伦是美联储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门人，曾任克林顿时代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美联储的资历深厚，被认为是继承了伯南克的衣钵。
不过，耶伦执掌美联储的四年存在感相对较低，但其有一项值得称道的政绩——在伯南克的道路上明确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
耶伦将通货率、失业率及金融稳定作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三大目标，将通胀率目标确定为2%。这一举措，实为对格林斯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制度性纠正。
2015年12月，耶伦结束了这轮长达8年之久的宽松周期，将美元推入温和加息的通道。在此之前，美联储从2007年8月开始连续10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降到0%至0.25%之间。
耶伦属于美联储从宽松走向紧缩周期的过度人物。由于长期极低的利率政策，极大地助长了杠杆率，美联储的加息动作已被杠杆率紧紧包围，耶伦亦不敢轻举妄动。
作为美联储的“鸽派”，耶伦采取了温和的政策，从2015年12月到2017年12月两年时间里主导了5次加息，累积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只有125个基点。
2018年1月30日，耶伦主持最后一次议息会议，结果是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1.25%-1.50%不变。
2018年2月，在特朗普的提名下，鲍威尔接替了耶伦成为了新的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曾经在90年代担任过老布什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2012年成为美联储理事，在美联储内部被认为是中间派人物。
鲍威尔出任主席的当年便主导了四次加息动作，颇具鹰派作风，尤其是2018年年底这次，让美股惊出了一身冷汗。
特朗普对鲍威尔猛烈抨击：“我认为美联储疯了”，“后悔任命鲍威尔当美联储主席”。这时，特朗普意识到，“我面临最大的威胁是美联储”。
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2.86%，特朗普不希望鲍威尔的紧缩政策打断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趋势。
2019年8月，考虑到全球经济衰退、股市崩盘以及贸易战下的不确定性风险，鲍威尔草草地结束了这轮紧缩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基点。但其实，这轮紧缩周期的力度非常有限，只加了250个点。
此后，9月、10月，美联储又连续两次下调利率，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1.5%至1.75%。美联储没有太多的降息空间，只能启用量化宽松。
不过，特朗普依然不满意，认为“美联储再一次失败”。特朗普希望，“美联储应该让我们的利率降到零，或者更低，然后应该开始为我们的债务再融资。”
他非常清楚，若股市崩盘或经济衰退，对其即将到来的竞选连任来说意味着什么。
但其实，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在进入一个死胡同。
这应该“归功于”格林斯潘长期主导的“不对称政策”每一次降息幅度都要大于加息幅度，如此利率呈波浪式下行。
图：联邦基金利率走势图，来源：兴业证券，智本社
1982年降息开始算起，几乎每一次降息幅度都比加息更大：
1982年宽松周期降14个点，1987年紧缩周期只加3个点；
1990年宽松周期降6个点，1994年紧缩周期只加2个多点；
2000年宽松周期降4个点；2005年紧缩周期加将近4个点；
2008年宽松周期降5个点；2015年紧缩周期只加2.5个点；
2019年8月开启降息闸门……
在格林斯潘掌管美联储的十八年里，他过度追求自由裁量权，模糊了货币政策目标，利用其强大的驾驭术与市场做交易，长期在通货膨胀、金融稳定、政府赤字之间来回平衡。这样缺乏标准和原则的结果是，降息顺势而下，加息阻力重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一次试图继续加息，但遭受各种压力，包括特朗普的反对、美股崩盘、经济通缩等等。
毕竟，降息总是皆大欢喜，加息则令人煎熬。好逸恶劳，人性使然；追求政绩，政客使命。
不过，人性和政治都只是表面，违背规律才是根本。
货币刺激违背了经济规律，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某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当该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增加一单位该要素所带来的效益增加量是递减的。
比如，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往功能手机领域投入越多资本，边际收益率越低，甚至会因产能过剩而亏损。
当一国技术水平没有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央行推行宽松政策，大量超发货币，其结果必然是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经济增长率持续走低。
如此，这头大象越虚胖，体质越虚弱，越不敢加息，最终只能走向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
过去四十年，美联储每一次“不对称操作”都在降低利率水平，同时也在拉低经济增长率，并最终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掉入低增长陷阱；
2008年金融危机后，伯南克实施超级量化宽松，将“不对称操作”执行到极致，利率下降到零附近；
之后，耶伦和鲍威尔面对庞大的债务规模、极高的金融泡沫风险及政治压力，几无大幅度提升利率的勇气，只加了250个基点就开始下调利率。
小布什时代，美国财政赤字开始大规模扩张，达到2万亿美元水平；奥巴马时代，这一数据超过7万亿美元；特朗普执政前两年的赤字总额已达1.4万亿美元。
今年，只经过三次下调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至1.50-1.75%，几乎没有太多降息空间。鲍威尔只能重启量化宽松，每月购买600亿美元的短期国库券。
其实，一次次“不对称操作”已经将美联储推向死胡同，货币政策已被高债务、高杠杆、高金融泡沫掣肘，束缚了鲍威尔的手脚。
格林斯潘认为美国出现负利率只是时间问题。他说：“现在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负利率，在美国也将变得更多，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为什么耶伦明确了美联储的三大目标后，美联储依然无法按照“学术原则”行事？欧洲央行以通胀率为唯一的目标，为什么这一刚性原则也导致巨大的资产泡沫，甚至走入负利率时代？
不管是美联储还是欧洲央行，都过于关注金融风险，但是关注金融风险，央行又缺乏明确的标准。若只关注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又容易失控。
这个问题困扰着格林斯潘整个执政生涯。从第一个“黑色星期一”开始，格林斯潘就高度关注金融脆弱性，但是如何在消费物价（通胀率）与金融资产价格（包括联邦债务）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
“我们该如何界定哪些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呢？当然，按照对通货膨胀的基本测量标准，产品和服务的现价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该如何处理期货价格？如何处理股票、房地产以及其它盈利资产这类对未来的声索权的价格？当非理性繁荣已过度地抬高了资产价格时，我们怎么才能发现呢？”（《格林斯潘传》，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提出，“以物品成交价做指数为锚的理想货币制”。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建立一个以物价为基础，包含利率、外汇、房地产及资产价格因子的综合价格指数，作为货币政策之目标，或许更为科学。亦或加入弗里德曼简单明了的相对货币数量原则。
如今，世界缺乏一套科学的货币政策目标，央行无法遵循真正的“学术原则”行事，其货币政策趋于“黔驴技穷”，欧洲实施量化宽松，已进入负利率时代，全球宽松大潮再起。
负利率，刺激的是“劣质需求”。只要货币稍微紧缩或存外溢性风险，“劣质需求”即可引爆债务危机。
货币问题，关乎人性、财富、科学及权力。货币困局不解，世界经济之路只会越走越窄，或在低增长中沉沦，或在资产泡沫中坠崖。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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