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宋蒙战争期间，四川军民到底修了多少城寨，尚未见全面统计。景炎三年(1278)八月，安西王相府的报告说:“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此处的奏折中所言应该是四川山城寨中规模较大的，共计116处。关于四川山城的详细数目，胡昭曦先生曾经有专文论述，可考者共有44处，见于记载而尚不清楚的还有40余处。对现存的四川山城遗迹进行综合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山城的构筑颇具特点。
(一)控扼水道
山城大多坐落在大江大河的旁边，有的甚至是在多条大江大河的交汇处。如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会之冲，正面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云顶城位于沱江西岸、金堂峡出口处，是自川西至川南的水路要冲。
这样的选址有利于控扼四川境内的各条水道，防止蒙军由支流进入长江，然后顺江而下。客观上，这些大江大河浪高水急，对山城起到良好的屏蔽作用。尽管不能围绕山城四周，也极大减少了山城的防御正面，节省了防守兵力，部分起到了护城壕的作用。
在蒙古军建立强大的水军前，宋军能够充分发挥水军优势，沿江山城之间可以互相进行兵力支援和物资补给，起到水上交通线的作用，避免陆路交通时遭到蒙古军的阻击。
(二)因山为城
山城大多坐落在四周孤悬的山顶上，各城所在之山，大都鞘绝千初，石壁如城。这些山城大都因山筑就，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修筑时大多因陋就简，这就大大减少了修筑山城的工程量，使得山城防御体系在短时间内能够初具规模。
得汉城四周悬崖峭壁，高出地面约700米，远看山峦突飞，长岭陡落，形如蜂腰，状如鹅头；平梁城三面陡峭山崖，城高出地面约400米；礼义城，建于宝佑三年(1255年)，其城高出地面约100米，四面山崖陡峭，渠江三面环绕；荣城距地面高约80米。
《钓鱼城记》所记“墙高二十四初”，有的地方的确如此，但是一般只有两三丈、四五丈高不等。这是因为城墙下面就是峭壁悬崖，用不着再加很高的城墙上去。南面和西北面石岩特高，不筑城墙毫无影响，因此南北两面很多地方都没有城墙。东面坡度较缓，城墙也就连绵不断。云顶山四面壁立，状如城垣，建城者充分利用云顶山“状如城垣”的地形，因山为势，大部分以陡壁为垣，小部分垒石筑墙。
凭借有利的地理形势，各山城主要利用天然的悬崖峭壁，只在山崖断陷处和山坡平缓处稍加修筑，故能在较短时间内筑成。余价上任短时间内就奏称:“利间城大获山、蓬州城营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旧治，沪州城神臂山，诸城工役，次第就绪。
(三)自给自足
山城大多顶部平坦，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饮，足可供众多百姓和军队居住守御，具备独立长期坚守的生活条件。
云顶山城顶平数十亩；小宁城城坝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800米；得汉城城上平坝长2500米，宽2000米，呈椭圆形状；平梁城其上平坦，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100米；礼义城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荣城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800米。
有些条件优越的山城在城内有相当面积的可耕地。山城既是官民保聚的要地，又是耕战结合的据点，守军在山城附近地区推广营田，兵民驻守其上，各安其业，各得其所，可以作长期防守之计。
由于山城的保护，开垦山城附近的土地是完全可能的。嘉熙四年(1240)，宋理宗颁诏，“于边城三、五十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碧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碧。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归其主。根据这项规定，四川州县往往在所在山城寨堡附近，采用“营田”形式，由官“度土授田，募民请佃，进行耕种和生活。
在孟珙治蜀期间，四川宋军就大兴屯田，避免清野政策造成闭城自困的危险，形成“有城以御寇，又有寨以保民，则军民两利，而人心自安”的战略格局。余价采取建筑山城，搬迁官府，以及官民、军民、平战、耕守结合的措施，给民众的生计提供了保证，使“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加强了百姓的安全感与军民的凝聚力。
但我们应对这种长期坚守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尽管有些条件优越的山城在城内即有相当面积的可耕地，但仍然无法满足众多守城军民的需要。一旦蒙古军围困时间过长，仍然面临粮食紧缺的危险。有的山城最终就因为“食尽”而陷落，沪州神臂城就是这样的例子。
屯兵扎寨，固守山城，水源问题很重要。宋夏战争中，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水源曾经一度成为妨碍北宋城池坚守的大问题。但是四川山城顶部大多都有泉源，水源供给是不成问题的。《合川县志》有诗赞曰:“万初危岩环壁垒，百乱活水蓄层巅。”富顺虎头山城“山顶有泉，四时不涸。目前还没有见到因为水源问题而导致山城陷落的记载。
所以宋朝可以凭借这些军事设施抵抗元朝五十年也是很正常的。
参考资料
【1】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