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一只眼睛意味着什么？青春被阻断，陷入无底的自卑境地。在这样的状况下，作者选择了通过投资来证明自己，赚钱躺赢，重建自我。然而，剩下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变得愈发模糊。
2007年，高一开学第一周，我的右眼看不见了。
我从小身体不好，不像其他男生擅长运动，也不爱说话，受尽了排挤与霸凌。为了逃离这群人，我拼命学习，考入了省重点高中。初中，身边同学的偶像是周杰伦、林俊杰，而我想去全国最好的金融系读书，成为像巴菲特一样的投资大师。
我的父母是会计，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什么是资产、负债、利润。父亲属于国内最早的一批股民，常常给我讲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的故事。父亲说我三岁时，看见电视上滚动播放股价，被那些红色绿色的数字吸引，能安静地坐上半天。
嘭，那只装着儿时梦想的气球，被突发的眼疾刺破。
为了救回这只眼睛，8个月内我做了三次手术，视网膜反复在术后脱离。手术是局部麻醉，每次躺在手术台上，我都能感受手术刀在眼睛里缓缓切割，几度痛到喊出声。
治疗过程中使用了大量激素类药物，破坏了免疫系统，我全身严重过敏，每周要去皮肤科治疗。眼睛之外的每一寸皮肤，逐步溃烂，变得血肉模糊。旧伤口愈合结痂后，伴随着抓挠掉落的皮屑和不断渗出的浓水，奇痒无比。涂一次药，需要一个多小时。来不及擦拭的液体凝成一层膜，整张脸紧绷着，稍做表情就会扯动痛感神经。
我变成了一个怪物。以前有人来我家做客，经常对自家孩子说：“哥哥成绩好，你要像哥哥学习。”如今小朋友被我的样貌吓得躲在父母身后，大人们尴尬地笑了笑，不再说什么。我开始刻意避开能反光的物品。镜子里的那个人，连自己都觉得恶心。
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一家人不打算再做第四次手术。做决定的那天下午，父母各自坐在沙发的一角，拧着眉头，沉默良久。我假装乐观地安慰他们：“至少我还有一只正常的眼睛。”
可放弃右眼后，我未能如愿回学校上学。皮肤剧烈的瘙痒与疼痛，让我长期整晚无法入睡。我变得易怒，常常摔东西，冲着父母发脾气。半夜，母亲发现我坐在床沿发疯一般挠自己，心疼地抓住我的手。我推开她，更用力地抓挠，吼道：“不用你管！”她只能叹气离开。
老师允许我半休学在家，考试时到场即可。偶尔状态好一点，我会去上一天课。碰巧政治老师讲到货币、通货膨胀那一小节，很多同学昏昏欲睡，我却觉得有趣，只是不再想起关于投资的人生理想。
大多数时候，我很难再集中精神学习，沉迷于网络小说、电影、吉他，逃避现实。一向对我成绩要求严格的父母，不再对我的学业有过多期待。
学期末，辅导员把挂科的学生叫到办公室，说：“天天浪费生命和父母的钱，有意义吗？你们出去简直是丢学校的脸，不想读就退学！”
我抬起头问她：“老师，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人反正要死，这些努力你觉得有意义吗？”我的话让辅导员下不来台，见她哑口无言，我有些得意，继续自顾自地说着奇怪的话。其他同学当看热闹，在一旁偷笑。
那段时间，我经常想到死亡。趁舍友出门上课，我坐在阳台边，腿伸到外面晃荡。只要再往前挪一挪，这些痛苦就能结束。父母是我唯一的寄托，我每晚都在宿舍跟家里视频，激动时会大骂医生，责怪父母为何要生下我。他们流着泪安抚我，从不与我置气，第二天照常发来视频邀请。
舍友说我这样是“娇生惯养，没断奶”，加上作息习惯不一样，我们常发生冲突。不用生活在一起的社团同学，反而因爱好与我相近，成了朋友。
在朋友面前，我才能放松地聊天。大二下学期，一次聚餐，我遇到了小莲。小莲面对满脸疮口的我，没有流露出嫌弃，知道我会弹吉他，还提出让我教她。我们聊得很尽兴，饭店打烊后，互相留下联系方式，回宿舍继续通电话。我已经忘了那天晚上聊了些什么，却依然记得我站在宿舍楼道，握着发烫的手机，开心了许久。
在其他人眼里，我自暴自弃、不务正业，小莲却乐意听我聊电影、书，和我探讨人生。她让我感受到了长久缺失的认同与关心。后来我到其他城市看病，好几天没回学校，小莲在电话里告诉我：“你不在的这几天，我心里空落落的。”
在我最消沉的时候，小莲选择了和我在一起。她凭着本能对我好，陪我去看皮肤科，帮我给背上的疮口擦药。她的阳光和善良，冲散了我心中的阴霾。我不再一个人躲在宿舍里，每天和她去图书馆，像普通情侣一样约会。
小莲专业成绩优异，有修双学位的资格，她选择了投资经济学。周末陪她上了几次课后，我渐渐找回了对投资的兴趣。有时候小莲偷懒不想上课，我照样准时去教室。我找来老师推荐的专业书籍，看完后，又将图书馆排行靠前的投资类书籍借走。
在父母无意识的财商教育中长大，相关知识我学起来很快，不懂的就找老师问。和老师熟了，他鼓励我向大家分享读书心得。得到认可后，我参加了校模拟炒股比赛，拿到了不错的名次。这是我生病以来，最充实快乐的一段时光。
我主动跟父母说起人生规划，毕业后打算从事证券行业。我的精神状态转好，父母渐渐宽慰，与我分享他们的经验，说懂财务对投资有帮助，还鼓励我考注册会计师。
放弃治疗右眼之前，医生曾提醒，左眼随时都有发病的可能。在我就快忘记这颗定时炸弹时，它爆炸了。
大三刚开学，我和小莲约会逛街，走在路上突然看不清路边的招牌。我问小莲：“这一带是暑假换招牌了吗？”小莲摇摇头，她的脸也变得模糊。我一下慌了神，大脑一片空白，不停地说：“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我像一个木头人，什么都做不了，只知道抓住小莲的手，紧紧跟着她。我们到了医院，检查出左眼黄斑劈裂，医生说：“很严重，不小心打一个喷嚏就有失明的危险。”那一刻，我彻底坠入了黑暗，害怕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小莲冷静地帮我联系父母，安抚我的情绪，替我订机票、收拾行李、带我吃饭。
第二天，父母带我到北京同仁医院就诊，左眼又检查出青光眼——终生无法彻底治愈，需要长期用药，随时可能暴盲。医生建议保守治疗，暂时不要冒险做手术。我说服自己，接受糟糕的诊断结果。趁还能看得见，我开始提前练习闭眼走路、吃饭，尽量不看手机，生怕一睁眼，它的使用寿命就少一点。
回到学校后，我常常感冒、皮肤感染发炎，每天失眠，像是在经历又一个轮回。原本外观完好的右眼开始萎缩，黑色的眼珠逐渐泛白、外斜。2013年11月，我的左眼视力只剩下0.2，无法再看纸质书，只能用kindle调成二号字来阅读，电脑屏幕显示比例要放大至400%，逐渐用音频替代视觉内容。
为了治病，我搬离了宿舍，租住在学校附近。房子是小莲找的，一个小单间，父亲辞职后来广州照顾我，陪我蜗居在这里。父亲成了我的眼睛，每天熬药、做饭、上药，定期带我复诊。母亲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小莲下课后，来出租屋找我，换洗那些被浓水反复弄脏的床单、衣服。我用过的毛巾搭在床头，她直接拿去擦脸，不嫌我脏。一起吃饭时，父亲常感慨：“这姑娘太好了。”
病痛折磨得我喘不过气。当所有人都在围着我转，我并不领情，经常发脾气。我并未在意，父亲失去工作，整天守着生病的儿子，也很压抑。小莲兼顾两个学位，为了我挂科补考的事，替我上课记笔记。她打算考研，我却泼冷水说“没前途”。
房间里的气氛偶有缓和。在我考证券从业资格证期间，我们三人边吃饭边讨论，“老股民”父亲一说起中国股市的奇闻轶事，就停不下来。
有时候，我会和父亲一起躺在床上，听着有声小说，消磨难以入眠的时间。冷静下来，我才发现，曾经爱听唱片、追潮流买第一代iPhone的父亲，早在我右眼失明那一年就消失了。父亲后来告诉我，“你生病之后，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毕业后，我回家养病，小莲备战考研，我们开始异地恋。不用考试和工作，我的生活失去了目标。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思考“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价值？”我看了很多哲学、心理学的书，听励志音频，仍然找不到答案，在虚无和焦虑中荒废时间。
2014年9月，一天中午，父亲正在电脑前看股市，母亲下班回来，凑过去讨论，俩人观点不一，争了起来。我嫌他们吵，随口插嘴了几句。母亲见我难得有兴致，说得还挺像回事，提出：“我给你点钱，你帮我玩一玩吧。”
当时正值牛市启动前期，父母带我去证券公司开户，给了我第一桶金。
和很多刚入市的股民一样，我只会炒概念、追题材、追涨杀跌，干过“觉得这支股票名字好听就买”的傻事。每天晚上不睡觉，看财经新闻，逛股票论坛，研究K线图，寻找所谓的投资机会。到了交易时间，盯着股价，用意念希望自己买的股票能涨停，幻想一夜暴富。
我开始重读专业财务书籍，研究巴菲特、彼得·林奇等大师如何做投资。两三个月后，逐渐看出一些投资的门道，学会了分析一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和财务指标。
图|我的阅读器
股市小白碰运气遇到牛市，买什么都涨，我一度以为自己是股神，没把相关知识当回事。炒股很像我喜欢的游戏三国杀，即时的反馈，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快感。有时候股票跌了，我又会焦虑得睡不着觉，一遍遍向父母、小莲念叨，怪医生，怪学校，怪一切。他们实在听烦了才说：“你这人怎么这样，炒股亏了不找自己原因。”
2015年6月，股灾降临，A股持续性暴跌。还未从牛市的兴奋中反应过来的股民，被打蒙了，哀鸿遍野。由于我此前盈利颇丰，加上担心牛市就此结束，卖出了大部分仓位，在股灾中幸存下来。
我事后反思，以自己目前的投资水平，无法在股市长期盈利。8月，我在投资社区雪球结识了一位擅长数据、逻辑的导师，开始更系统地学习炒股。导师知道了我的情况后，鼓励我：“年纪轻轻不要轻易绝望。”
时隔八年，我找回了曾经的梦想，决心将投资当做事业认真对待。这期间，我的心思很少放在恋爱上。和小莲视频时，明显感觉到两个人都没话聊。如果说陪伴在爱情里很重要，我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男友。小莲提过几次分手，这段感情因我的挽留勉强维系着。
小莲考研失败后，到一家量化基金公司工作，迫切需要学习。而我已经入市一年，积攒了一些经验。这一次，投资拯救了爱情。我们有了新的共同话题，一起参加投资训练营，我更有动力做好投资了。
2016年初，股市熔断，千股跌停，我经历了投资生涯最大的危机。由于判断失误，我的总资产三天缩水26%。我气得直接关了账户，不想面对这摊残局，靠打游戏、看游戏直播度日。
我又成了一副病恹恹的颓废模样，和小莲刚缓和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痕。国庆假期前，我买好机票，打算去看小莲，她告诉我，她和一位男同事在一起了。我后来才明白，击碎这段感情的不是简单的陪伴缺失，而是我多年的消极，早已让她身心俱疲。
遭受了双重打击，我尝试多出门参加饭局，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听他们聊音乐、感情。朋友知道我行动不便，开车接送我，点餐时让我来决定，以免点到加重过敏的食材。这些善意与关心，让我清醒过来，决心重回股市。
当时，我相信作家格拉德威尔的“一万小时定律”，时间能换来成功，于是每天至少花8小时研究股市，做数据分析，大量阅读公司财报和相关研报，一年下来，看过的报告不下万份。同时定性分析商业模式、行业发展前景、市场情绪、人性的弱点等。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后，在2017年获得了数十万的收益。
2018年，青光眼病情恶化，我不能像之前那样，疯狂地吸收信息。做了手术，最终只保住了0.05的视力。黄斑劈裂扩大成了裂孔，看东西出现变形，电脑显示屏在我眼里就像一块弯曲的西瓜皮。盯着放大至500%的屏幕，我的鼻子几乎要贴上去，电脑散发着热气，刺激着这张过敏的脸。
图|2018年，在医院等候手术
也许是从投资中获得了价值感，身处深渊，我不再任由自己往下坠。一番摸索后，我决定更专注一点，把几家公司吃透，在熊市以亏损不到5%平稳度过。相比以前，运气成分少了很多。
过去两年，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日常工作是做投资，以“躺赢君”为名在雪球写财经专栏，被同样喜欢投资的读者看见。最初设想的直线人生，在曲折中抵达彼岸。
我终于可以理性看待疾病和生活。不能磕着碰着，于是时刻小心翼翼，慢慢走路；出门见朋友，要避开强光，逐渐接受了“男生打伞很优雅”的设定；不能剧烈运动，就在家缓慢地骑单车，过敏减轻了许多。
去年，我很喜欢的《千与千寻》重映，我决定冒险一次。在黑暗环境中，眼压会升高，但大银幕对我的视力很友好。忐忑地看完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很庆幸，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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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周博宇
编辑| 成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