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错的代价
来一个脑筋急转弯：球和球拍共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的价格是多少？一个研究人员15年前发明了这个问题来测试我们能否进行反省性的深度思考——心理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2011年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探究过这个概念——而不仅是依赖直觉反应。这个脑筋急转弯非常流行，你说不定已经知道它的答案了。（提示：虽然大多数人直觉上的反应是0.10美元，但这并不是正确答案。如果你思考了一阵，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得到正确答案。我会在文章后面揭晓答案。）
所以，这个球拍价格问题跟我们对新冠病毒的风险评估有什么关系吗？心理学家马克·特拉弗斯（Mark Travers）认为，依靠直觉的人——也就是回答0.10美元的人——（在他看来）会非理性地担心疫情状况。特拉弗斯4月5日在《福布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相比女性，男性对新冠病毒风险的态度更加潇洒（有趣的是，他用了一个很男性化的词，cavalier，既有无虑的意思，也有“骑士”、“绅士”的意思——译者注）。研究显示，男性在球和球拍问题，还有其他两个智力题中，得分都高于女性，基于此，特拉弗斯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加理性。他写道，男女之间的差异既可能来自基因也可能来自环境因素，但是对于他而言，这最终暗示了“男性可能更善于评估新冠病毒的风险，而他们认为病毒大部分情况下所带来的威胁是微乎其微的。”
面对新冠病毒，有很多心理和行为学专家顺应疫情来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感受、和行动，特拉弗斯也是这些人其中的一员。他们提的一些信息的确是有用的。无论如何，疫情的情况让人精神紧绷，大家高度紧张、焦虑，并且至今也不知道这会延续多久。
不过，尽管心理学家可以帮助大众缓解因新冠病毒出现的心理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像特拉弗斯这样的心理学家在改善事态。确实，根据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心理学讲师斯图尔特·里奇（Stuart Ritchie）最近为英国网站UnHerd写的疫情分析，有些行为学家正在“给自己丢脸”，借心理学研究来贬低疫情的严重性。他说，“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研究，特别是那些小型的实验室研究，来给这如此严重、史无前例的事情下结论。”
犯错的代价太高了。比如，在三月份，心理学家戴维·哈本（David Halpern），同时也是英国前官方咨询机构行为洞察小组（Behaviral Insights Team，别名“助推”小组）的负责人，参与商讨了英国对于这次流行病的反应，并且提出了现在看来极具误导性的建议：他倡导以隔离老人来实现“群体免疫”，也就是说，允许新冠病毒在高风险群体外肆意传播。他还建议推迟试行“保持社交距离”政策，因为他认为人们会很快感到厌烦而不遵从。
虽然我们不清楚哈本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的官方决定，但英国确实没有及时反应，现在成为了欧洲新冠病毒疫情最为严峻的国家。
普适性的难题
社会科学用了过去十年认识到，一些被广泛吹捧的实验结果并不能够在独立实验中重现。例如，一个2018年发布在《自然》的报告显示，2010至2015年间，有三分之一的社会科学实验研究都不能被重复。而且，即使实验能被重复，复制出来的结果通常都没有原来实验的结果一样有力。不过，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塔尔·雅科尼（Tal Yarkoni）在一个最近发表的评论中（正在预印，还未经同行评议）说到，研究的“可重复性”正在让研究人员从一个更加紧迫且重要的问题上分心：普适性。
雅科尼用了一个思维实验来解释这个概念。假设，有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研究成果：方便面真难吃！尽管这个实验的证据合理——研究人员让一大批人给不同的食物打分，通过计算平均值，得到了人们不喜欢方便面的结论，但是，这个实验实际上用的是香菇炖鸡面。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可重复的，但是并不能普遍概括人们都讨厌方便面。
当然，雅科尼说，“香菇炖鸡面很难吃”这种有限的论断又不够有趣，是不可能被发表的。他说，“社会和行为科学家习惯性地追求生动且普适的结论。他们从可控环境下具有限制的发现直接越到了真实世界中人们的想法和行为，这样的纵身一跃是不正当的。”
里奇认为，对风险的认知是一个经常被过度泛化的话题。里奇说道：没错，关于风险认知的研究是非常好重复的——但是泛化到这种新型流行病的环境下，则是不恰当的。他说，“所有关于风险认知的研究都只能在实验室中进行，但是当一个真正的大型灾难来袭的时候，这些结论就站不住脚了。
里奇在他的分析中提到了许多心理学家，东北大学的教授戴维·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就是其中一名。2月11日，德斯迪诺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专栏里说，“季节性流感构成的威胁远大于新冠病毒”。随后，他用一些心理学实验，包括他自己做的，来解释为什么他认为人们买口罩，避开人群，怀疑亚裔是反应过度的行为。他写道，“这些结论表示，我们的情绪会让我们偏向一些行为，而这些行为是不能够准确反映我们身边存在的威胁的。”
德斯迪诺和其他人发表的意见，被里奇在文章中形容为“严重失手”，因为他们在政府请求民众待在家里前严重矮化了新冠病毒的威胁。他告诉我，社会科学家他们自己都为另一种可重复的古怪行为感到羞愧：证实性偏差，即倾向于偏爱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数据。你甚至可以很轻易地用心理学理论来写一个“就是如此”的故事去解释为什么人们，像特拉弗斯文章中描述的“男人”一样，低估了这种威胁。
“这完全是推测，”里奇说道。“人们很少总的来考虑这些偏差。他们就只关注一种认知偏差，然后就说‘这肯定能够解释我们所有的行为了。’”
这些观点该传播吗？
德斯迪诺告诉我说，里奇“完全错误地形容”了他的观点，因为里奇没有考虑当时的情况。在德斯迪诺发表评论专栏的时候，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只报道了13例在美国的新冠患者病例，而且许多美国官员都还在无视或者轻视这个病毒能够影响到美国的事实。同时，二月初的时候，新冠病毒也很明显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而且传播速度极快。公共卫生专家当时就已经警告过我们事情的严重性了。事实上，新冠病毒当时都已经存在于我们身边*了，只是我们没有开始广泛检测而已。
*译者注：此处指在美国
根据这些，德斯迪诺是否当时就应该知道事情的结果？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发布看似得到心理和行为学研究背书的灵药和预言的，绝不只是德斯迪诺一人。比如，哈佛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2月28日在《彭博商业周刊》观点栏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对于人们的预防措施感到担心，例如因为新冠病毒而取消旅行、拒绝乘飞机、或者特意避开一些国家（一个月前他才写道这些费钱费力的预防措施是正当的）。还有，德国心理学家歌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3月12日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发布的一篇评论文中说道，从以往人们对病毒流行病的心理研究和反应看来，人们对于新冠病毒的反应更多是因为恐惧，而不是事实。
对于我而言，在二月末的时候，我正在重新考虑春季的旅游、与我两个在其他国家居住的孩子讨论应变措施和思考如何去保护我的母亲。
-Malte Mueller/Getty Images-
恐惧确实可以让人们做出不理性或者有害的行动。比如，在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亚裔受到了歧视，而吉仁泽和德斯迪诺两人都强烈谴责了这种做法。我并不是要给恐慌或者恶行找理由，而是去质疑这些文章共有的一个前提：新冠病毒对我们所造成的威胁难道比我们日常散步或者其他疾病带来的威胁要小？
对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斯明·瓦兹（Simine Vazire）而言，这种预测是极其不成熟的。她说：“我会非常谨慎于说‘人们反应过度了，因为我了解人的心智’。即使我们确实是过度反应了，你也需要回答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什么才是合理的反应呢？’”
雅科尼把这些观点归咎于心理学的叙事。他说，“这些故事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通常都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真的，而且也没有能够证实它的方法。”
不过里奇持反对意见。他说，有很多专家写的文章都传播于重要的地方，而且可以很容易影响到民众以及政府，“大家写文章时所期待的，就是能够拥有这样的影响力。”
但是，瓦兹认为行为学家应该把评估风险的工作交给病毒学家以及流行病学家来做。她说，对于这些把自己的推测发表在新闻上的专家，“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但是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们他们会在一个高发行量的报纸上发表，而且还把自己的大名写上去，毕竟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一定程度的害怕是合理的
德斯迪诺坚持自己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观点。他对我说，虽然对于卫生专家而言，他们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应对，恐惧或许是合理的，但是对于还未处在危险之中群众而言，这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人不能像病毒学家或者流行病学这样思考。所以，恐惧填满了所有我们感到不确定的空间里。”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到了他文章里非理性行为的极端版本——对亚裔的肢体攻击以及囤积口罩以至于物资短缺。
关于这个大流行病会怎样发展，行为学家并不是最佳的信息来源，不过他们对于人们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的见解却是有价值的。德斯迪诺说，“我们正在面临的很多有关新冠病毒的问题——以及更一般的灾难应对问题——不仅仅是关于自然或者生命科学的，更重要的是决策科学——人的反应，人的韧性。”
德斯迪诺提到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显示了在2012年飓风桑迪席卷纽约市之后，即使受损的程度相似，互相合作以及相信彼此的小区比其他小区恢复地更好。他说，“人们的决策和行为与医学以及其他事情一样，都与挺过这场流行病息息相关。这一切都交织重叠在一起。”
他还提到了，关于治疗新冠病毒的药，所有科学领域中的建议都会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而变化。在他的评论专栏以及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倡我们留意公共卫生机构所提出的最新建议，其实所有同我谈话的人都是这样建议的。他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需要担心新冠病毒疫情。”
如果现在还有意义的话，其实我正确回答了那个球和球拍的问题（答案：球的价格是0.5美元）*。研究表明，无论性别，像我这样拥有数学背景的人更可能回答出正确答案。或许也因为我是个记者，我就是对第一印象或者简单的答案持怀疑态度。
*译者注：球为0.05美金。球拍比球贵1美金，球拍的价格为1.05美元。两者一起是1.10美元。
虽然我并不恐慌，但是我还是对那些让我放松的建议持怀疑态度。即使特拉弗斯拒绝评论这篇故事，恕我直言，一定程度上的恐惧是合理的。里奇说，“我的父亲现在79岁了，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担心他。”而且他说，当你想象你自己、朋友、家人、或者社区里的人有风险的时候，你的担心会成倍增加。“我觉得现在看来，感到一丝害怕是理性的。”
我居住的城市，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目前还不是疫情重灾区，但是我有朋友正在从很严重的新冠病毒中恢复过来。我的侄子是一个呼吸治疗师，他被指派到了一个专门接待新冠患者的重症监护病房。我的继母因为髋骨折正在住院，她孤身一人在医院而且感到十分迷茫，因为探访者说不定就携有病毒。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抱她，或者我的亲生母亲（她正在接受隔离）。球的价格与我现在的感受有什么关系吗？什么鬼关系都没有。
作者：Teresa Carr|封面：Davide Bonazzi
译者：Anna Wen|审校：顾金涛
排版：Dianna
原文：https://undark.org/2020/05/06/psychologists-covid-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