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经济沙皇”格林斯潘卸任，伯南克开始执掌美联储大权，他对当时的货币政策并未做太多改变，却很快改变了格林斯潘时代的决策风格。
伯南克放弃了格林斯潘痴迷的自由裁量权，开始推动美联储决策的公开化、透明化。伯南克认为，美联储应该按照世界主要央行的惯例公布一个可以接受的通胀率范围，通过将该范围明确告诉市场，美联储可以将利率工具的效力放大许多倍。他曾经说过：“货币政策就是98%靠说，2%靠做。”
伯南克希望将美联储从交易员的角色中拉回来，更注重打明牌，而不是与市场“躲猫猫”。
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18年有余，他无与伦比的驾驭术，曾经多次挽救美国经济于危难，但如今他驱动的这艘金融资本主义大船已然失控。
新舵主伯南克，纵然对“大萧条”研究颇深，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便迅速启动救援工作，但最终也无法阻止这一失控的惯性势能。
在雷曼之前，贝尔斯登率先暴雷，当时，纽联储主席盖特纳率先发现了这一系统性风险，随即向伯南克报告。
伯南克与财政部部长保尔森联合干预，联邦储备局紧急支援300亿美元“兜底”，支持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接下来，保尔森财长直接接管了早已陷入漩涡之中的房地美、房利美。
但是，这两次救援行动，诱发了道德风险，市场纷纷谴责伯南克和保尔森维护“大而不倒”的潜规则。
当雷曼危机显现后，伯南克和保尔森不想再背负“华尔街代言人”的骂名，试图逼迫华尔街大佬就范，让他们出钱拯救雷曼。
最终，背负巨量有毒资产的雷曼、顾虑重重的伯南克和保尔森，以及谋求自保的华尔街大佬，在这场复杂的权力及利益的博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雷曼暴雷后的第二天下午，伯南克、保尔森一起在白宫罗斯福厅向小布什总统汇报。
伯南克向小布什总统汇报完雷曼的情况后，伯南克又抛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国际集团。
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比雷曼兄弟多出50%以上。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本身问题不大，可以说很优质，其主要问题是涉及大量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如今雷曼倒闭，违约潮带来大规模赔付，这家公司可能会立即破产。
伯南克非常严肃地对小布什总统说：“由于国际业务关联程度非常深，一旦美国国际集团破产，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多金融巨头的崩溃。”
关于是否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小布什总统选择信任保尔森和伯南克的判断和做法。
向小布什总统汇报结束后，保尔森和伯南克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国会山。在那里，他们必须向难缠的议员们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救助美国国际集团。
各种刁难的问题扑面而来，其中有议员问到美联储是否有权借钱给一家保险公司。
一般情况下，美联储可以借钱给银行和储蓄机构。伯南克的解释是，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在“异常和紧急情况”下，如果有五个或以上美联储理事会成员表决同意，美联储可以向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机构发放贷款。
会议持续了几个小时，议员们已显露疲态，他们更意识到危机临近，对伯南克和保尔森的做法没有提出太多反对意见。
会议结束后，疲惫不堪的伯南克回到美联储办公室。纽联储的盖特纳正好给他打来电话说，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已经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条件。伯南克出于谨慎起见，采用了“巴杰特规则”，即美联储给美国国际集团提供380亿美元的高息贷款，注资后占股比例要接近80%。
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代表人物沃尔特·巴杰特认为，为了避免道德风险，央行不能无偿、随意援助，甚至应采取“惩罚性利率”。这就是著名的“巴杰特规则”。
“因为我们不想去奖励一个失败的公司，也不想鼓励其他公司效仿美国国际集团去承担可能引发破产的风险。”伯南克回忆说。（《行动的勇气》，伯南克）
这是美国历史上，政府机构对市场介入最深、干预最大的一次救援，如果失败，美联储是否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在国会上，议员们已明确将所有责任推给伯南克和保尔森。总统定然会为他们辩护，但是小布什总统再过几个月就要卸任了。
伯南克，最终还是鼓起“行动的勇气”，“做他人不能做不愿做，却又必须要做的事情”——重启了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使命。
雷曼暴雷后，伯南克紧急下调了联邦基金利率，但是市场出现了流动性陷阱。商业银行惧怕风险，逆向选择，捂紧钱袋子不给企业贷款，大量资金还在银行系统打转。
随后，伯南克启动了公开市场操作，美联储跳过商业银行直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伯南克启动了“大规模资产购买”，即通过购买两房债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国库券等方式向市场释放更多的流动性。此举，我们通常称之为“量化宽松”。这一措施最早是由2001年日本央行提出并使用的。
美联储给金融机构提供援助贷款属于“精准扶贫”，“量化宽松”则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直升机撒钱”。在格林斯潘时代，伯南克策动将利率下调至1%时，就有同僚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印刷机本”，如今这一绰号更名为“直升机本”。伯南克则认为，在危机时刻，直升机撒钱或许是央行能采取的最好选项。
2008年12月美联储收购“两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5000亿美元，撒下了第一笔钱，标志着第一轮量化宽松的开始。
2009年3月18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成员们情绪比较悲观。耶伦说：“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消息都令人感到沮丧。”就在上个月，美国丧失了65万个就业岗位，国际贸易一度濒于崩溃。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扩大资产收购规模。美联储随后收购了“两房”、吉利美总额高达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此后又收购了“两房”1000亿美元的债券。
这次量化宽松开始大规模收购国库券，其中第一次收购金额便达到3000亿美元，这相当于直接给政府融资。此后，美联储还推行了三次量化宽松计划，向市场释放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不少直接用于国债采购。这一举动直接助长了美国联邦赤字大规模攀升。
事实上，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极为不讨好，且备受争议。伯南克的救市行为毁誉参半，“最后贷款人”被认为是在用纳税人的钱救济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在这次宏大的救援计划中，光注入美国国际集团的资金就高达1800多亿美元，占到了全部援助金的10%。
就在救援期间，美国国际集团还向其金融产品部门以及其它部门的高管和雇员支付了高达1.65亿美元的奖金和津贴，而正是这个金融产品部门导致美国国际集团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这事彻底点燃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怒火。民众、议员、专栏作家们呼吁，绞死美国国际集团，以儆效尤。美国东方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弗兰克·博尔曼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基督教。”
伯南克卸任后写了一本书叫《行动的勇气》为自己辩解。伯南克认为，自己的做法遵循了“白芝浩原则”，行使了美联储承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责。
英国19世纪传奇经济学家白芝浩在著名的小册子《伦巴第街》中，首次提出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在金融危机时，银行应当慷慨放贷，但只放给经营稳健、拥有优质抵押品的公司，而且要以足够高的、能吓走非急用钱者的利率来放贷。人们将其称之为“白芝浩原则”。
公众对伯南克救援行动的质疑，实际上涉及到了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合理性问题。
有关于美联储的“阴谋论”出版成了不少“货币战争”小说，但其实美联储是一个“阳谋”。美联储成立的初衷非常明确，那就是为联储银行提供流动性，降低银行挤兑风险。换言之，美联储的根本职责便是联储银行的“最后贷款人”。
就连弗里德曼也认为，当危机发生时，美联储可以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救市。
但是，弗里德曼及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货币作为公共契约这一本质属性。美联储（央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相当于货币政策的根本职责是给金融机构兜底。这里的问题在于，货币的公共属性与美联储的私人属性存在矛盾。
货币，是一种公共契约，服务于所有契约人，其使命就是维持货币价格稳定，为市场交易提供便捷性。因此，货币政策不能服务于某些群体及个人，比如联储银行、金融机构、联邦政府。
货币政策，服务于某些群体，哪怕是出于挽救之目的，定然会伤害其它群体，纵然我们未必完全知道谁收到伤害。正如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假设的例子一样：一辆火车驶来，前方有5个人在铁轨上，这时司机是否应该切换到另外一条轨道，而另外一条轨道上有2个人。
假如司机切换了轨道，尽管是出于挽救5个生命（华尔街金融机构、联邦政府）之目的，但却以牺牲另外两个人的生命为代价。更重要的是，司机有什么权力可以人为地选择及决定他人的生与死？
量化宽松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是否意味着拯救全民于水火？
即使直升机撒钱，每个人所获得的钱的数量及时间是完全不同的，其效果也完全不同。通常，量化宽松对金融、房地产有利，对科技创新、互联网、知识产业及服务业不利；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
这种“父爱主义”扭曲了市场，是对贪婪者、投机者、失误者的奖励，对谨慎者、成功者的惩罚。这种制度，与“平均主义”无异，最终会葬送人类经济的前途。
根本上，货币是公共契约，央行应以维持货币价格稳定为天职。
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之职责有悖于货币之公共契约，“父爱主义”违背了货币的本质，扭曲了市场价格，此为当今世界经济之困局一。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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