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的都城平壤城(今朝鲜平壤)位于大同江口附近，易于受到来自海路的进攻，因此，在唐太宗征高句丽以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之战和隋场帝征高句丽之战，都是采用水陆并进的战术。唐太宗征高句丽之战，很明显是借鉴了前代的战争经验，也采取水陆并进的战略。但是，由于唐太宗君臣都具有稳扎稳打的战略思想，唐朝的水军不是像前代一样直趋平壤，而是配合陆军的作战，自山东的东莱出发，经大谢岛、龟岛、鸟胡岛，至都里镇后沿海岸东行，最终进攻位于今辽宁金县东的高句丽卑沙城。
这就使水军的优势不能得到全面发挥，不能因对高句丽都城平壤构成威胁而有效地牵制高句丽的有生力量，这不能不说是唐军的一种战略失误。
由于皇帝本人亲临前线，因此在唐军第一次征高句丽时，将军大臣们有意无意地确立了步步为营、攻城掠地、稳扎稳打的战略思想，毕竟皇帝的安危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唐军在渡过辽河以后，分兵攻克高句丽在辽东半岛的各主要城池，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可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战略思想，却制约了唐军扩大战果。
唐太宗亲征之役，唐朝对战争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工作，事先还派出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句丽，作军事地理方面的情报工作。鉴于隋征高句丽以征兵为主，士兵不愿远出辽东作战，使战斗力受到影响，唐太宗亲征之役改以募兵为主；有鉴于隋军数量庞大导致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唐军动员的部队不到20万人。
应该说，这些战略思想都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唐军利于速战速决，迅速突破敌军的防线直逼高句丽首都，而不宜于攻城掠地、稳扎稳打。在夺取高句丽辽东诸城之后，唐军一方面不得不分兵把守，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集中优势兵力准备迎击来援之敌和进一步进攻，兵力就已显得不足。可以说，唐朝君臣在战役中确立的稳扎稳打战略思想与其出征前确立的战略思想本身就是相矛盾的，这使唐军在辽东获得一定战果之后，很难继续按稳扎稳打的战略思想进一步深入，最后因为安市城的久攻不下，使战争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没能像预期的那样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战斗，不得不半途而废，自动撤军。
攻城掠地、稳扎稳打的作战方法难以达到作战目的，必然导致兵力的分散、消耗，导致作战时机的丧失，这在驻桦之战后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时高句丽国的兵力总数有30余万，后来渤海国的大门艺回忆说:“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抗敌唐家”。驻桦一战被歼15万，再加上别都国内城、汉城也都需要重兵驻守，唐太宗出征前曾命令“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南部边境地区受到来自新罗、百济的进攻，也肯定要驻重兵把守，因此，留在首都平壤的守军最多不过数万人，大败之后惶惶不可终口，加之泉氏政权内部原本就矛盾重重，如果唐朝大军挟主力决战全歼敌军之威，直逼平壤城下，应该能一举灭掉高句丽。
况且，在唐军取得驻桦山大捷之后，“高丽国振骇，后黄城及银城并自拔，数百里无复人烟”，辽东半岛的高句丽部队慑于唐军的威势，已经主动后撤，放弃了辽东诸城，退守第二道防线即鸭绿江防线，唐军此时取道鸟骨城进军鸭绿江已经不会遇到任何抵抗。但显然，唐太宗作为唐军的最高统帅，却未能把握住这一十分有利的战机。
唐太宗征高句丽之役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战略上要求稳扎稳打，这一点古代史家也已经指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在分析唐太宗征高句丽之役失败的原因时说:“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胜，独辽东之役，欲以万全制敌，所以无功。应该说，胡三省的评价一语中的。
参考资料
【1】新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