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线城市，逐梦的年轻人来来往往支撑繁荣，如同舞台永远不打烊。可现实中，有梦想会被看作是一个人的弱点，欺哄和压榨会以梦想之名。
上午十一点，历经一小时车程，换乘三次地铁，我从东五环来到丰台。出了宋家庄地铁站，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我慢悠悠地走，额头手心全是汗。
在一家影院的负一层，我见到那幅白色月牙形的立体logo，旁边紧贴着巨大的花体字：诚心剧社。
几天前我来这看过一场即兴喜剧，那天加上我，场内不到20个观众。我坐在前排的中心位置，戏演到中后段，演员的目光扫射到我身上，频繁跟我互动，甚至根据我的反应改变剧情的走向。过后他们告诉我，这就是近景即兴喜剧的玩法。
谢幕时，一个带着黑框眼镜、脸庞白净的壮硕男演员站到前面。他介绍自己叫陈一松，是本剧的导演和编剧，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他在国家话剧院做了一段时间演员，后来辞职，创立这家剧社，因为做即兴喜剧才是他的初心。
陈社长说，剧社营收不佳，几乎入不敷出。有次，到了开演时间，台下只有一位观众，大家把这个小姑娘围了起来，专门给她演了一场戏。说到这，陈社长语气更激动了，眼里泪光闪闪，说哪怕穷得天天吃泡面，哪怕只有一个观众，我们也会演下去，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到场的每个观众都能笑出声。
灯光十分配合地只保留了一束，打在陈社长身上。我被他的发言触动，差一点热泪盈眶。苦得只吃得起泡面，还能被梦想喂养得如此身形肥硕，有情怀的人多么了不起啊，我心想，照在陈社长身上的，就是梦想的光芒。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演员梦。那时孙悟空是我的偶像，他长生不老，会七十二变，很令我羡慕。我恨人类的寿命比不过孙悟空，活几十年就没了，能体验的人生实在有限。看电视时，我总幻想自己钻进电视机，参与那些电视剧、动画片的剧情。
高考时，我报过几个艺术学校的表演专业，均没通过校考，最后被一所综合类大学录取。大三实习，我奔着做演员的目标来到北京。我查过，北京的剧场，大大小小，共80多处，招聘网站上，有影视公司连续发了50多条招聘启事。演员缺口如此之大，一定有我能演的戏。
但来京一个多月，我投出的个人简历均无后文。仅有一次，一个办公地点在四惠的影视公司约我面试，接待我的男人自称许老师，问了我几个“学校”、“专业”之类的问题，就提出收身份证登记，说公司包食宿，入职新人会请中戏的老师来带。
听到要收身份证，我有点怀疑这家公司的可信度，追问：“是表演系的老师吗？”他闪烁其词，绕过我的问题，一味地催促我交身份证。我看他不像老师，倒像是骗子，转身走了。
没有工作的日子，我整天在胡同里逛荡，或是翻看票务网站上有什么话剧，拣个票价便宜的去看。
在诚心剧社，听到陈社长那番慷慨陈词，我产生了加入他们的想法。
2017年9月14日上午，我再一次推开剧场大门。演员们正在台上排练，一个留着胡子，皮肤黝黑的男人抬眼看了看我，问，是来面试的吗？
我点点头。男人引我走到观众席后方，边走边自我介绍，他叫吕奔，是副社长，又问我老家哪儿的。得到“东北”这个答案，他挺兴奋，说我也是东北的，你哪旮旯的呢，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找奔哥，别不好意思。
结束一番客套，他推开一扇隐蔽的门，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子，摆着管控音响灯光的设备和几把椅子。陈社长坐在里头，表情严肃，给人一种很厉害的感觉。问过我的基本情况后，他介绍剧社的待遇，平时没有工资，年终，会基于票房收入和演员们的上戏比例一次性分配酬劳，不包食宿。他解释，剧场租金不菲，卖的票钱抵不上，都要他自掏腰包，不过，进了剧社，保证能学到东西。
了解到我住在定福庄，社长眉头紧锁，问我：“真想来剧社吗？想来就赶紧搬家，我们每天早上8点出早功，之后上课、排练，每天都得到很晚，住得远怕是跟不上趟儿。”我赶紧说自己不怕起早，以前在学校广播台，天天都要出早功的。
陈社长要我明天来剧社，先试课一周，再进行表演考核，考核通过才能留下，等会儿他们有一场戏，我可以待在这看。末了他强调，不用买票。
我仿佛受到某种恩赐，开心得不得了。坐在角落的我开始幻想，未来某天，自己也能在台上演戏：戏台拉开帷幕，灯光变幻，演员逐个登场。
两年后，我看到一段话，人一旦有幻想便容易想入非非，便容易走火入魔，便容易上当受骗。
我开始了早出晚归的奔波生活。清早六点钟起床，倒三趟地铁到剧社，出早功、上课、看老演员们演戏，有时还负责卖票。一整天结束，勉强赶得上最后一班回家的地铁。
来剧社第一天，我就出了差错。帮忙检票时，我一紧张，把专门用来扫二维码的手机摔到了地上。陈社长站在旁边，数落我，“你这心理素质，以后上台表演可咋整，还想让你当女主角呢。”
我心一凉，这下可好，把女主角的机会给摔没了。
我偷偷问一个女演员，“我会不会过不了考核啊。”她语气笃定，说我肯定能留下来，因为社长很喜欢我。
“真的吗？”我难以置信，面试的时候，陈社长始终不苟言笑，我以为自己肯定没戏了。我问她是怎么看出来的，她没正面回应，只是感叹，她在剧社待了一年多，还没演过女主，一直是跑龙套的。
女演员叫莺子，90年生。演不到女主，莺子认为自己是输在外貌上，社长总说她长得丑，只能演老太太、大妈或者搞笑的角色。她个头不高，微胖，五官虽说不上好看，可也绝不至于丑。但对于社长的评价，她深信不疑。
当时剧社还有2位女演员，演女主的女生擅长舞蹈，说话细声细语，气质像韩雪。另一位叫闪闪的女演员外貌条件不太出众，她患有癫痫，因此，社长不敢让她在台上演太久。
上了一周的课，我惦记着社长说的表演考核，追着问他，“我能留下来吗，什么时候进行考核？”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随口应了“可以”，没提表演考核的事。
后来剧社又来了两个新人，我发现，主动来面试的，不论条件，都会被邀请试课，试着试着就留了下来。
我们的表演课分三类。一类是主题表演，演员们分成两组，每组分得一个词语，各派出一个演员演一场即兴小品，最终戏落回到哪个主题，就算哪个组赢；一类是“喜欢和讨厌”，每个人分别说出喜欢、讨厌在场的某个人，并把表达过程演出来，喜欢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喜欢，亲情、友情或爱情，讨厌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讨厌。另一类表演课，是解放天性，我们会模仿一只狗或一只猪，还有不同身份的人。
社长说，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带着面具，但我们在表演的时候，要撕下这些伪装，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再把角色的属性套在自己身上，这样，角色才能演得活、演得真。他让我们说出埋在心底最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个过程，叫“撕面具”。
他做了个示范，讲他漂亮清纯的初恋女友，与他相恋多年，最后把他绿了，很让他受伤。讲完，他突然看向我，说我跟他的初恋气质很像。
我感到尴尬，不知道他到底想夸我还是骂我，不过他的故事也让我想起我的初恋。高中时，我曾为了初恋男友离家出走，他却突然玩失踪，到大学我才知道，他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了。我把这个故事讲了出来。
剧社里的每个人都有伤痕，听完每个故事，大家就抒发一阵同情。轮到莺子时，她是哭着讲的。
莺子家在农村，有个弟弟，从小到大，她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家里找不到一丁点存在感，立志以后要离家远远的。大学毕业后，她自学日语，跑到日本打工。后来在一次“喜欢和讨厌”的表演练习中，莺子说，她讨厌我，因为我让她想起了她的弟弟。在家，父母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弟弟身上，而她没人爱。自打我来到剧社，社长天天夸我会演戏，眼里有灵气，腿又长，更加不关注她了。
那个叫闪闪的女演员，因为患癫痫的缘故，上学时被校园霸凌过。她自认不是一个叫人喜欢的女生，总是讨好别人，避免遭到更多排挤。对异性，她更是会释放暧昧信号，做出大尺度的举动。一次表演练习，闪闪演妓女，其实只要象征性地搂搂抱抱就能过关，但她伸手去解了男生的裤子。
男生吓坏了，社长倒觉得她放得开，不怯场，说一定要帮她圆梦，表演梦。
社长极爱看我们演渣男出轨、原配撕第三者，恩客戏妓女的情节，上表演课，永远逃不脱这类戏码。我想，或许是因为他曾被女性狠狠伤害过。
表演练习时，大家都很投入，尤其是有过情伤的人，在社长的引导下，我们用一种近乎发泄的方式重复过往的口舌，然后煞有介事地，把它转化成对表演的热忱。
有次，我过于入戏，情绪失控，把一个扮演渣男的男演员脸扇肿了。
大学时，我报过一个表演培训班，是个女老师授课。她教我们，演员的戏是互相给的，一定要懂得团结协作，学会给予。但社长的表演课，一直把演员们分成两组，形成敌对关系，鼓动大家互相抢戏。
我感到不适，但不敢当面质疑。社长性格强势，总强调他专业上的权威，频频提起自己是中戏毕业的研究生。他上课时问我们，演戏时问观众，“看过话剧荆轲刺秦王没有？里面的秦王就是我演的。”
私底下我和演员们吐槽，“演戏怎么能有这样的竞争关系？”大家不可置否。
除了我，无论老演员还是新人，都没在剧社以外的地方上过正经的表演培训课，在横店漂过、当过群演的，已是最高从业资历。他们怀着表演梦，被各个剧组、剧社拒绝，几番周折后来到这里。
北京的大剧场，无名之辈根本进不去，小剧场大都集中在东城区，以实验艺术戏剧为主，也不待见我们这样的演员。常抛来橄榄枝的，是些诈骗性质的演艺公司，工商网站上根本查不到，剧社里不少人都被骗过。
偶尔中午吃饭，一些老演员会凑到一块，背着社长谈论行业动向，交流手里的资源，哪里哪里有演戏的机会。
论演戏，经验最丰富的，是一个18岁的男孩。他自小习武，十几岁就开始做群演，跑过很多龙套，一晃三四年，没混出名堂。他劝大家打消跑组的念头，在剧组，穿得肮脏，吃住都差劲，还不如在剧社，好歹能学学表演，到台上演戏，灯光一打，多体面。
来剧社的第二周，我开始上台演戏了。我演的是个小角色，但那种被观众注目、掌声围绕的感觉，足够我激动整夜。
我感受到了站在台上的快乐，也希望观众们感受到快乐，是台下的他们成就了我们，将这场戏变得完整。甚至，我有点明白社长为什么每次谢幕时都要长篇大论地发言了。一个演员渴望站在台上的时间，永远比观众希望他站的时间要久。
隔一个月，老演员们突然抱团撤出剧社，一下子走了5个，其中包括女主角。传闻，走之前，他们和社长大吵一架，原因不明。社长说，他们是翅膀硬了，把剧社当跳板，一个个都没良心。
当时社长根据老演员们的特质写了个新剧本，已经演了几场，很受欢迎。老演员们走得突然，他不得不跟已经购票的观众解释。在台上，他语气郑重，说演员们在剧社习得了一身本领，现在有更好的发展，他虽不舍，但也由衷地替他们高兴。
原女主的离开，让莺子嗅到了等待已久的机会，她拿着剧本问社长，她可不可以演女主。社长说她不符合角色清纯的特性，拒绝了。莺子又问，那女二呢？社长仍摇头，说，不够妩媚。
最后，社长叫我紧急加练女主的戏，其他新人演员也都顶替了老演员的角色。晚上赶不及地铁的，男演员住社长家，女演员由剧社出钱，安排住胶囊旅馆。
第一晚排练结束，已经零点过半，我们去了那个所谓“胶囊旅馆”的地方，发现是一个打通了墙壁的大房子，隔成30多个小单间，每间3平米，里头摆了一张窄小的床。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隔板，跟天花板没有连接，留了几十厘米的距离。站到床上，就能看见隔壁房的人，是男女混住的。
社长租了个二居室，他和女友住主卧，次卧住着副社长和副社长的父亲，客厅睡了三个男演员，其中一个在老演员出走之后顺利上位，成了剧社的台柱子，开始掌管剧社的资金和内务。
一栋房子睡了7个人，是我当时很难接受的事，但随后不久，我也加入了这样的群体生活。
紧密排练新戏的两周，我们夜夜加练到后半夜，没人抱怨辛苦，反而因为朝夕相处，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我和几个住得远的演员打算在剧社附近合租一个房子。
2017年11月，我从东五环的小次卧搬到了丰台一个更小的次卧，跟我一起合租的，是三个男孩。我们租了个50多平米的二居室，离剧社步行十分钟的距离。主卧住了一个热爱演戏的富二代，承担房租大头，1800块，我的房间是1200块。客厅摆了张两张沙发床，两个男孩睡在上面，共摊1000块。
签合同那天，社长也在，他帮我们跟房东谈条件，从押一付六讲到押一付一。
即使是1200块的月付房租，于我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加入剧社后，我没彻底失去经济来源，只能靠妈妈偶尔接济。
搬进新房没多久，富二代浑身长满了疹子，排练或上课时，总忍不住伸手去抓，检查后发现，是房间里的小虫子咬的。
他没有搬家，只是减少了去剧社的次数，依旧每晚等我们回家一起开黑。大概对有钱人来说，体验穷苦跟演戏一样，是件乐呵的事儿。
判断一个人对梦想的渴望程度，就要看他肯为之牺牲多少。闲聊时，副社长吕奔和我说，最初他没想跟社长创办剧社，但社长多次上门找他聊，很是诚心。他手里没什么钱，为了办剧社，在家里一哭二闹三上吊，逼父母掏了10万。
副社长将这看作是对剧社的伟大付出，我心头一震，不知该回应什么。他察觉到我神情讶异，又说，嗨，还好现在我有钱了。
我干笑了两声。剧社年年亏损，他哪来的钱呢。
有天，一对穿着得体的母女来看戏，谢幕后专门找到社长，指出剧情设置的逻辑漏洞。母亲语气和善，说她的女儿在读艺术高中，常编排话剧，以后也会考相关高校。
社长投去鄙夷的目光，态度居高临下，又开始摆出自己“中戏研究生”、“国家级话剧演员”的身份。女儿察觉到不对劲，扯扯母亲的衣角，说咱们回家吧。
我和演员们站在旁边面面相觑。当晚的总结会，社长突然调转话题，攻击这对母女，说小女孩读的是垃圾学校，什么也不懂。说话时他眼神威慑似的扫过我们，空气安静异常，见没人附和，他的眼光又慢慢黯淡下去。
这天晚上回家，向来不爱八卦、睡在客厅的一个男演员突然爆料，问我们知道吗，其实社长的身份是假的，他查过，社长并非毕业于中戏，也不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爆料的男演员和我一般大，比我早半年来到剧社。另一位演员在旁边补充，其实剧社没社长说的那么潦倒，只是钱都扣着不给我们，他看过电脑上的财务报表，还有剧场的承租凭证。他怀疑，那些钱，是让社长、副社长和台柱子三个人瓜分了。
我很震惊，问他们，既然清楚社长是骗子，为啥还要在剧社待着。他们不加思索，“也找不到别的能演戏的地方啊。”
我问这些事都谁知道，他们说，上一批出走的老演员，就是因为日子实在过下去，要钱不给，受不了才走的。
爆料的男演员正在谋划离开剧社，他和副社长一直排练的是同一个角色的戏，但每次，上台演的都是副社长，他感到自己被打压了，心里很不平衡。
另一位男演员选择了留下。来剧社之前，他在老家县城做手机销售，做梦都想当演员，现在他有戏可演，还是社长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角色，他要等实在撑不下去了再走。
我琢磨着，自己现在还是女主角，不能撂挑子不管，且在心底，我依然迷恋着戏台。我想先找个兼职，往几个公司投去简历。在新的简历上，我增加了剧社演员的身份。
也许是剧社演员的履历起了作用，这次，很快有公司回应我。我跟对方在招聘APP上聊了几句，约好次日上午面试。
第二天，我跟剧社请了假，坐地铁到国贸面试。按照昨天的约定，出了地铁，我拨打了对方留给我的电话。电话拨通后，响了很久彩铃，却一直没人接。我连着打了五六次，最后一次，对方关机了。
我依照招聘APP上写的地址找过去，发现根本没有那个地方。我傻眼，又是骗局。
离开的动念受阻，我又在剧社待了几个月。第二年春末，剧社终于开始给演员们分票房，我分到了3000多，质问社长怎么这么少，他说，是因为我刚来剧社的几个月总是迟到，扣了一些钱。其他演员和我拿到的差不多，甚至，有好几个戏少的，只拿到了几百块。收入最多的是台柱子，高达7000多块。
之后不久，我因为一场戏跟副社长起了冲突。当天，我正和副社长在化妆间对峙着，台柱子突然从化妆间内侧的更衣室里冒了出来，斥骂我讲话阴阳怪气。一位女演员路过，听到化妆间里的喧闹，走了进来，二人矛盾顿时升级为群体矛盾。
台柱子责问女演员，为什么无故朝他发火，女演员转头看了看我，说，因为你骂了她，她是我的朋友。
那位女演员，我们曾在一次表演练习里扮演第三者和原配，互扇了好几个巴掌。因为这场冲突，我们一起离开了剧社。
听说上一批离开剧社的老演员，有的去当了群演，有的在密室逃脱的店里，演唬人的鬼怪。跟他们同期进入剧社的老演员，只剩下了莺子，她依然在等待着一个当女主角的机会。
*本人根据当事人口述撰写，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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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