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历史特约作者：一声雷）
我是呼吁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报纸，我是谁？
我叫王韬，1828年11月10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我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学习儒家经典，饱览经史子集、诗词歌赋。17岁，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甚是得意。我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举人、进士、翰林都会被我一一收入囊中。不料第二年就落榜了，好运气戛然而止，只好子承父业当了私塾教师。
（王韬家乡）
1847年（19岁），我到上海探望在那里任教的父亲。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我结识了麦都思等传教士，喝了葡萄酒，听了西方音乐，参观了新式印刷厂，真是眼界大开。
1848年（20岁），父亲突然病故，为了养家糊口，我应麦都思的邀请任中文编辑，作为他的助手帮忙翻译西方书籍。在此后的十三年间，我们翻译出版了《圣经》、《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大量西方书籍，在当时产生了不小影响。
（上海开埠）
虽说给洋人打工，工资丰厚，但我毕竟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我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仍然屡试不中。我积极给地方官员写信献策，可是都是泥牛入海，没有音讯。
1860年，我回苏州老家探望老母。这时，太平天国攻陷了苏州、常州，进迫上海。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和我一样，信奉基督教和上帝。我如遇亲人，化名黄畹给太平军上书，建议太平军把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视为朋友，停攻或缓攻上海，应该以清朝的湘军作为主要敌人。
（香港开埠）
然而，我的建议不仅没有被采纳，书信反而落入清军之手，我被通缉了。1862年（34岁），我在麦都思的帮助下，乘船逃离上海，亡命香港。我居然成了罪犯，被迫流亡海外，我的心情糟糕透了。
当时的香港，远在边陲，只是个荒芜的小渔村。我为了存身，在麦都思老友、英华书院院长、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的安排下，住进了香港伦敦教会。此后，我作为他的助手帮忙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同时还兼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
1867年（39岁），理雅各回到英国苏格兰家乡。不久，他要我也去帮忙翻译，于是我开始欧洲之旅。我到了巴黎，游览了卢浮宫，拜访了著名的大汉学家儒莲。我到了伦敦游览了大英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还作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演讲。
一路走来，真是超出想象，眼花缭乱。我深深感到，中国和欧洲相比，实在是太落后了！
（王韬在英国）
我到达理雅各的家乡苏格兰后，协助他翻译了大量中国儒家经典，如《诗经》、《易经》、《礼记》等。
这些翻译成英文的儒家经典出版后，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理雅各因此成为著名的汉学家，获得1875年儒莲奖。
工作之余，我还游览了许多名胜，一一写下游记，后来编入《漫游随录图记》。
1870年冬（42岁），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院，我也随同返回香港，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我先后写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九种外国史书，先后在《华字日报》、上海《申报》上转载。
《普法战纪》是根据外国报纸，介绍刚刚于1870年7月爆发的普法战争。写作距战事发生仅仅四个月，可说是一部当代国际战争史。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描述欧洲战争的著作。李鸿章看到后，非常重视。这本还传入日本，在日本维新派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1873年（45岁），理雅各返回家乡苏格兰，我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了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完全自主经营的报纸——《循环日报》。
这份报纸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我任主笔达十年之久，发表八百余篇政论，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
这些政论文章，每篇千字左右，短小精悍，切中时弊。1875年，我发表了《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
1879年3月（51岁），我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结识一批日本维新人士，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
我变法维新政论文章，让清廷重臣李鸿章刮目相看。1882年（54岁），在李鸿章的默许下，我回到阔别二十二年的上海。后来，我担任过《申报》编辑；主持过格致书院，推行西式教学；担任过《万国公报》的特约撰稿人。
1894年（66岁），我为孙中山修改了《上李鸿章书》，并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1895年，我又在上海接见了名声正响的康有为。与孙、康二人的见面，让我预感到中国“变法”高潮即将到来！
可是，岁月不饶人，我没能等到那一天。1897年5月24日（69岁），我在上海病逝。算起来，我大概是呼吁中国学习西方，进行维新变法的第一人吧！
（万象历史·人物传记写作营的第684篇作品，营员“一声雷”的第64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