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武将集团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情况的发生，便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比如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行政、财政、军事分给不同部门管理，相互协同，相互制约。这种制度安排对维护中央集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造成了机构臃肿，国家治理成本大幅提高等弊端。
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这种弊端还不是特别明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愈加严重。虽然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朝代，但居高不下的治理成本还是让朝廷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到了宋神宗即位后，解决“三冗”问题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为了使大宋王朝重新强大起来，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打算通过变法图强。于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和历史上的许多变法一样，王安石变法开启后很快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强烈抵制。后来随着变法不断深入，反对者也越来越多。按理说，变法的目的是希望国富民强，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反对变法呢？其实说白了还是出于利益。
北宋时期，民间借贷利率极高，月息（注意是月息，不是年息）达到了六分。经营放贷生意的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权贵阶层。许多百姓原本只是为了临时周转去借钱，结果却因利滚利最后被逼得家破人亡。
为了解决这一弊端，王安石颁布了“青苗法”。简单来说就是，百姓可以直接从官方借钱，不白借，年息四分。从月息六分到年息四分，这一利率几乎算是白送钱了，所以百姓自然是大力拥护。然而凡事有人受益就有人受害，青苗法缓解了百姓的融资需求，但却断了权贵阶层的生财之道，因此很多人就跳出来攻击青苗法的各种弊端，比如指责基层官吏在推行青苗法过程中有强行摊派的行为。宋神宗担心变法在实施过程中走样，于是派出两个太监到基层暗访，结果得到的答复是百姓们都非常拥护新政。
一位叫李定的官员从地方调到京师任职，宋神宗便将他召到宫中询问青苗法在地方上推广效果如何，李定说百姓们都很喜欢。李定的答复坚定了宋神宗将变法贯彻到底的决心，然而李定却万万想不到，他就因为这句话而在史书上被定义成了王安石的走狗、神宗朝的奸臣，因为记录史料的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
除了青苗法之外，王安石推行的募役法也遭到了绝大多数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北宋将天下子民分成九等，按照规定，排在前四等的子民因为家庭条件好，所以就得多向国家履行义务。具体职责就是免费给国家打工一段时间，干得好没赏，干不好要罚，如果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则需自掏腰包赔偿。从理论上说，这个规定对缓解贫富分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可事实上，排在一、二等级的人都是特权阶层，他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避免承担这种义务，而处在中产阶层的三、四等级百姓就成了被集中压榨的对象，不少人因为过于沉重的负担而破产。
为了解决这种不合理现象，王安石推出了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按照新规定，所有大宋子民都要向国家履行劳役任务，一等的任务最重，九等的最轻。想不干活也行，向国家缴纳相应金额的“助役钱”，国家可以替你找人干活。
这一政策对于中产阶层来说，显然是天大的利好，原本全部压在他们头上的负担终于变成了全民共同承担。而对于底层百姓来说，他们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很轻微，因此也完全可以接受。真正强烈反对的还是那些特权阶层。
在绝大多数士大夫的观念中，他们通过十年寒窗苦读，终于登上了天子堂。所以他们就理应高人一等，享受各种特权。如今可恶的王安石却要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承担义务，这不仅有辱斯文，还让他们承担了很大的一笔经济损失。于是，攻击王安石的劄子像雪片一样飞上宋神宗的御案前，其中就包括了刚进入特权阶层不久的苏轼、苏辙两兄弟。
募役法有利于百姓，不利于士大夫阶层。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士大夫们天天喊着要遵循孔孟之道，可是当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孔孟之道就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终，“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这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执行层面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士大夫阶层的集体抵制，才是让变法推行举步维艰的主要阻力。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