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宗族关系提供了元、明两代人的生活体制架构，那么性别就是组织成这个架构的规律。性别观念借由安排重男轻女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加上一套阶级制度。
扼杀女婴是一个很适当的例子：必须保持小规模的家庭会选择杀害女婴，而不会冒着放弃男性的风险，因为男性在未来能提供劳动力，或是传延家族香火，当时的人认为前述两件事都只能透过男性才能办到，即使是在很遥远的未来，也是一样。
但是性别观念也有其互补作用。[1]妇女在家族繁衍后代这个方面具有的重要性，不管从任何意义来看，都与男性相等。家庭生活的组织构成将这一点列入考量，将劳动力做了性别分配：让男丁下田耕作，妇女留在家中编织。
不过在实际上，家庭劳动力的区分却不同于这种规范。例如在北方，妇女被期待要投入农耕劳动，从事某些谷粒加工的工作，例如碾谷。
商业经济的发展成长也颠覆了这种按性别区分的劳动力安排。举例来说，当丝织品是要在市场贩卖，而不是满足家庭需求时，男人就走进室内，接手妇女的编织工作，以及原属于她们的收入。一直到清代末年，丝织生产工业化以后，这项工作才又回到女性手中。
丧夫改嫁、寡妇守节、为妓为妾、出家为尼──婚姻是女人一生的枷锁
我们所知道关于元、明两代妇女的情况，大多来自于她们的婚姻纪录。婚姻在女性身上施加了一个不对称的负担。她们在婚后必须往来于婆家与娘家之间，而男性却不必；她们只能侍奉一位丈夫，而男子却可以纳妾；她们要是守寡便不能改嫁，而男子却能够再娶续弦（如同李广华在第一任妻子周氏死后再娶那样）。
至少，前述这些是人们对女性的期望。就妇女守寡这件事情来说，国家为那些在丈夫死后仍然保持“贞节”的寡妇提供了一项奖励动机，表彰她们为道德楷模。
一名女子要是在二十九岁之前就守寡，并且在年过四十九岁之后还未改嫁，就符合官方褒扬的资格，可以获颁一道表扬她贞烈节行的横匾。这项荣誉极具意义，也是国家授予妇女的唯一荣誉。
贞节妇女的德行系由夫家的宗族向官府提出，并申请认证，因为支持、赞助她努力取得这项高尚的成就，有助于提高整个宗族的声誉──即便，来自宗族的支持相当不情愿，而荣誉的报酬则全归节妇所有（实际情况也通常是如此）。
妇女丧夫后再嫁的情况，远比寡妇守节普遍得多。许多妇女梅开二度，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在杀害女婴习俗下的人口，意味着男子数量要远多于女性，而妻子在丈夫去世时仍处在适合生育年纪的可能性也很高。传统道德反对妇女再嫁。明初哲学家曹端（1376-1447）曾经建议，如果发现寡妇疑似涉入与男子通奸情事，应该给她一把刀和一根绳索，将她关进牛棚里，直到她自我了断生命为止。
但在实际上，寡妇守节不改嫁的情况并不常见。亡夫的家人会对还处在适合生育年龄的遗孀施加压力，要她别再守节，而是在五年之内改嫁出去，以避免家族因为维持她的生活，而形成过于沉重的负担，或是防止她迫于穷困，而做出玷污贞操的事情来。李广华的墓志铭证实了这种做法。当他的弟弟广桓英年早逝之后，妻子李氏改嫁到谢姓人家。而在他的儿子李烨过世后，其妻陈氏也改嫁给周姓男子。
一名带着儿子生活的寡妇，如果选择守节，拒绝再嫁，确实有若干机会能够如愿；因为她亡夫的家族应该会想保有这一支香火血脉的兴趣。当然，夫家的亲戚也不会给她保证，提供她足以维持守寡生活的资源。
十五世纪初年，扬州有一位名叫邱妙珍的女子，嫁给黄姓男子为妻，她在二十六岁之龄成为寡妇，抚养年幼的儿子。她选择不再改嫁，夫家的族人并未企图要剥夺她继承亡夫财产的权利。
然而，她的一名小叔看上了这笔财产，于是逼迫她改嫁，好将她的财产占为己有。为了反制他，邱妙珍招集夫家的族人，设置酒案，公开奠祭亡夫，当着他们的面，她立誓绝不离弃死去的夫君。根据邱妙珍的传略，她的节行后来在三个层面得到回报。她活到八十九岁高龄，有一个孙儿于 1484 年考中进士，之后升官出任侍郎，并为其祖母请得了通常是三品官员妻子才能获得的“淑人”头衔。
邱妙珍是许多幸运者之一。某些命运乖舛的妇女，她们守寡，是因为除了自杀之外，别无选择。
收录在地方志里的节妇传略，通常记载了她们成婚时的年龄、丈夫的年龄及地位、守寡的年纪、生育子嗣的人数，以及守寡的时间长度，因为前述这些数据为申报节行之所必须。根据这些资料显示，女子成婚的年纪在十五到十九岁之间，不过大多数人皆在十七岁时出嫁。
那位曾经建议“给把刀让关在牛棚里的失节寡妇自尽”的曹端，认为女子到了十三或十四岁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婚嫁。女孩在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就成婚出嫁，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个年龄绝对是适婚年龄的下限，因为在元律中，与十二岁以下女性性交，即便两相情愿，亦会被看作是触犯强奸之罪。
这些数据，与福建沿海一位地方志修纂者于 1530 年（嘉靖九年）时所作的纪录大致相符，他注意到：女性通常被期待在十三至十九岁之间成婚出嫁，对此他解释道，因为在十九岁后成婚，妊娠与分娩时的各种风险会大幅提高。婚姻年龄同样也有地域性的南北差异：位于南方和内陆地区的女性，大约比北方女性早一年成婚。
在明代，一名女性平均能生下四名未在婴儿时期即告夭折的子女，不过能顺利长大成人者，大多时候只有二或三人。生下男丁以传承香火的压力很沉重，更使得女性在生产过程当中必须面临的危及生命威胁次数增加。
李日华的日记里反映出这个现实状况，他于 1610 年八月二十日（万历三十八年七月初三）的日记中，便记载了其媳妇沈氏的死亡。沈氏怀孕后，罹患一种被李日华称为“胎疟”的病症，家人因此延请医者为其诊治。在服用十帖医者开具的药方后，病势渐告舒缓。她突然出现阵痛，这是早产的迹象，好在生产过程顺利，所以她还能起身亲自观看新生女儿的洗浴。可是，在进食少许稀粥之后，她就突然陷入昏厥。李日华闻讯，赶紧进入女眷的房中探视，但沈氏已经过世了。沈氏十六岁时嫁入李家，过世时年仅十八岁。
李日华对分娩过程感到兴趣，一年以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两则五胞胎的案例。其中一则母亲与五名胎儿都没能保住，另外一例则母子均平安。李日华相当困惑不解，何以女子能一次怀有这么多胎儿。“孪子不足为异，（然）累数至五，几同犬豕，又俱见于一邑，不知何祥也？”
有一条人生道路，使女性能够免除踏入婚姻和生儿育女诸事，那就是出家为尼。这并不是一条普遍常见的人生选项，因为女性在负责传延男性香火这件事情上，扮演重要角色，承担巨大压力。除此之外，儒家对于这类选择出家为僧尼的女性有许多成见，怀疑她们在性方面放荡混乱、败坏伦常。
于清远县曾经移文山神、谕令其禁止老虎为患的礼部尚书霍韬（1487-1540），对这项议题所采取的敌意立场尤其激愤。1537 年（嘉靖十六年），他在一封呈奏皇帝的长篇奏疏当中，声称南京的出家尼僧有公然败坏风俗的情事。
“尼僧内无夫家，上无父母，下无嗣育，不亦可悯乎？名为修行，实则败伦，自污己身，复污人妻女”──这指的是僧尼竟为来寺院进香的良家妇女媒介性交易，“不亦可恶乎？”嘉靖皇帝同意并批准了霍韬的奏议，将这个地区内的七十二所寺院充公，地产作为学校用地，或朝廷崇祀圣贤的祠堂使用。
僧尼年纪超过五十岁者，遣回亲属原家，或交由养济院照顾。五十岁以下者，以三个月为期限，自行选择婚配对象。如果期满而还未成婚，或者无人肯娶者，就将其指配给还未娶妻的军户士兵。
清初有一位讽刺作家写道，佛教界人士于稍后发动反击，扳回一城。据说，原来是霍尚书看上了一处寺院，想要将其改建作为私人宅邸，因而将这处寺院纳入佛寺充公的命令之中。佛寺里最后一位僧侣在离去前，在一面墙上题了两句诗：“学士家移和尚寺，会元妻卧老僧房。”这招道德反击果然奏效，霍韬羞愧之下，只得放弃他侵占寺产的图谋。
道德名目的攻击很容易主导公众舆论，但是正如众人所知，财产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佛教僧尼在能掌握地产的寺院内生活，而在这样一个高度看重土地的经济体制里，他们的教团总是处在各方势力竞逐土地的威胁底下。在这起事件里，男女性事在任何人心目中，都是关联性最为遥远的事情，或许只有以性作为攻击名目的控诉者除外。
除了为人妻室或出家为尼，女性还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其中以偏房妾室和娼妓最值得注意。社会对前述二者的需求都很高，而且随着经济商业化和财富累积至足以负担前述的程度，这类需求只会有增无减。
纳妾是一夫多妻制下的合法形式，纳妾的富有男性，大多数都是因为迟迟无法生出能继承事业的子嗣。这是一件要价不菲的昂贵事情，而且很容易造成家庭内部的动荡失和，因为正室（丈夫可因“无法生育子嗣”为由休妻）不但会担忧失去关爱，更害怕丧失地位，以及随着地位丧失而失去的财产继承权利。
在婚姻中拥有多名伴侣的念头，是一种男性的普遍绮想，这在晚明小说文学当中俯拾即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详述一位北方富商放浪生活的情色小说《金瓶梅》。
寻花问柳、流连于风月场所的男子，出身来自社会光谱的两个极端，背景差异更大，特别是最穷苦与最富有的人都包含其中。经济地位最低的男子，对于筹备给新嫁娘家中的聘礼、婚后自立门户所需的财产这两件事上，向来就没有任何指望。在每个城镇都有的花街柳巷里，找个妓女风流一度，是他们唯一能得到性满足的来源。
最有钱的那些人，出入于不同的圈子，那是由高级酒楼和技艺熟练歌女组成的风月场所，当中或许有某些人提供性服务，而有些人则可能卖笑不卖身。对于身在这烟花世界里工作的女性来说，这可能是个肮脏下流的地方，不过当中也有些女子，明明可以选择回返她们出生的家庭，却情愿留在这风月欢场之中。
也有若干著名例子（不过数量比起来要少得多），歌妓受过很高的教育，文化教养良好，是以赢得众人仰慕，让大批江南士子为之倾倒。如果有钱人纳妾，其目的充满了情欲，那么高档的风月娱乐就被浪漫化，成为两情相悦的才子佳人传说了。这种念头非常好，可惜能实现者很少。
重男轻女的后遗症：男子必须一夫多妻或男男结婚，否则将永远单身
对于男子而言，明代世界又是另一番全然不同的天地。男性的优势，透过礼仪和“男高于女”的社会优越性，贯彻到现实层面之中。但是，这类习俗传统上的优势，同时也是男性优越地位容易受到伤害的薄弱环节，因为如此一来，家庭就被迫以各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建构。
首先，每个家庭必须要有一个儿子。要是没有儿子，父母和父亲的祖先将来就无人祭祀，因为只有男性后嗣才能供奉祖先。每个社会都会设想各种因应其规范的变通办法，中国社会同样也设计出克服这个问题的方式。
宗族可以安排堂兄弟辈中有儿子者过继给没有儿子者当后嗣；或是让女儿的夫婿入赘到家里来，这种做法称为招赘婚姻；又或者，一个膝下无子的男性，如果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便可以将祖宗与自己将来的牌位供进一所佛寺，由该寺永久供奉、祭祀。
男性优势这项习俗最沉重的负担，就落在那些年轻女孩的身上。一个家庭在遭逢灾荒浩劫或是财政困难时，被迫要缩小人口规模，但是同时却还是必须得确保家族的香火能传延下去，这时候就只好牺牲家里的女孩子，要不是将她们卖掉，就是杀害她们。杀害女婴在明律当中是要受惩罚的行为，但这并不足以吓阻此种风俗，况且大多数的县官对此都睁只眼闭只眼。
我们可以从人口数字猜测这种风俗的盛行情况，这些数字说明杀女婴的风气很盛。无论这些数字是否为捏造、是多么不可靠，它们都一致的指出性别失衡的现象：每一百名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由开始时的大约一百比九十，下降一百比五十，甚至更低。这样的性别失衡，有部分是统计数据上的幻象，但是本来在正常人口里应该存在的大量女性正在消失当中，却是事实。
以产后扼杀女婴来控制人口，所立刻付出的代价，必须要从女性的死亡来衡量，而对于男性而言，这样的做法还有一种日后才会出现的代价，那就是男性的被迫单身。没有足够的女性可堪婚配。这种情况导致某些别出心裁的安排。其中一种，就是被人类学者称之为兄弟间一妻多夫的做法：同胞兄弟数人共同娶一名女子为妻。
在浙江沿海，有一个俗名为“手巾嶴”的村庄，就以此种做法而恶名远播。本村之所以得到如此外号，是因为其地方风俗的缘故。当兄弟里其中一人想与他们共同的老婆同室而睡时，就将他的手巾悬挂在她的房门，提醒其他的兄弟别贸然闯进来。穷苦人家的妇女据说颇喜欢这样的安排，因为比起只嫁给单一收入的丈夫，如此做法更能使她在经济上获得保障。
有人宣称这是日本人引进的习俗。这样的指控，很可能不过只是将不合正轨的做法推到外国人身上罢了；但这种情形也可能与村民出海的高危险有关，也因此可能与日本船员有关系。1491 年（弘治四年），这项习俗因为官府援引《大明律》第三百九十二条，奸淫兄弟之妻视为乱伦罪的规定，而遭到禁止。
“手巾嶴”多夫共事一妻的情况或许受到禁止，但是人们设计出其他的安排，对于那些无法成亲的男性提供性方面的满足。在福建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另有一种较不普遍的做法，是男人之间结成婚姻关系。
“男”字的标准写法，是上为“田”，下为“力”。对于那些和男子通婚的男性而言，这个字下方的“力”字，就被换成了“女”字。同样的，这种做法也与出海航行有关连，因为那些长期无法接触女性的男子，只好相互寻求性满足，不过女性人数稀少这项因素，也必定在这种形式的婚姻关系里，扮演了若干的角色。
大多数结成异性婚姻的男子，倾向和比他们年长的女性成婚；妻子的年龄最多可长丈夫五岁。这种娶比自己年长的女子为妻的做法，大致上集中在北方。1530 年，一名福建文人认为，男子的适婚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四岁之间，这要比女性的适婚年龄范围宽广得多。
不过，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女性人数短少所引来的另一种效应。竞争的人数，加上赠与新娘家聘礼的义务，推迟了男性进入婚姻的时间。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一延迟，就成了永远单身。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男子终身未婚，因为未婚者在记载当中远不及那些有家室者多，不过他们在全部男性人口里，最高可能占百分之二十之多。
农民傅本一家展现出元、明两代婚姻形态的很多典型特色，同时也有少数例外。
傅本是个单纯的农民，要不是谈迁在他的笔记着作《枣林杂俎》当中，保留了傅家于 1398 年登录的黄册资料，我们今天对于他就将是一无所知。
傅本一家人耕作、生活的地方，位于黄河流域、河南省中部，他于黄册上注册入籍的日期，离全家才搬到这里的时间还没有太久。根据黄册纪录，傅家地产有瓦屋三间，南北山地两百亩。
1398 年时，这户人家里有三代人共同生活。最年长的第一代是傅本（五十一岁）和他的妻子（四十一岁）。第二代包括他们的儿子丑儿（十九岁）与媳妇（姓名不详，二十二岁），以及两个还未出嫁的女儿：荆双（十二岁）与昭德（八岁）。丑儿与他的妻子已经为傅家的第三代带来了第一位成员：一个小男孩，不过由于年纪太小，还未正式起名。登记在户口册上的，是他的乳名：小棒槌。
在名册上，小棒槌被登记为次男，这表示丑儿的长子已经夭折了。在傅本这一代，我们可以看见他延后了结婚的时间，或许这是因为贫穷，可能是由于明朝初年的各种困难情形，也可能是因为在元、明政权转移之际，他投身行伍，成为一名士兵的关系。
到了下一代，丑儿与他的妻子都是在不到二十岁的年龄就已成亲。傅本的年纪比妻子大上十岁，而丑儿却比自己的老婆小三岁，而且在十九岁的时候，已经当上两个儿子的爹。最后，傅家还有两个女儿。荆双只有十二岁，还不到嫁人的年纪，而昭德还比姐姐小四岁。
值得注意的是，傅家在生出一个儿子之后，还想办法养活了两个女儿，没有牺牲她们任何一个。在这个家庭里，小棒槌是最受重视的成员。他会看到傅家往第四代迈进，而且在其他三代人全都离开世间时，还能够确保傅家的香火继续绵延下去。
随着这些职责而来的，是男性维持家庭生计的义务，这项义务不仅是在礼仪方面，也包括经济方面。元、明时期压在男性肩头的沉重负担，是努力生产出足够维持家人生活的粮食与财富。傅本就靠着积攒了两百亩（十二点五公顷）的土地以尽到他养家活口的职责。这片土地显然相当有规模，但是被登记为山地，在财政分类上，算是产值最低的耕地；由此可知，傅本不是个富裕的人。
不过，这片土地仍然足够让他和丑儿支撑这个七口之家。对丑儿和小棒槌来说，在他们各自成为这个家的户长之时，如何想办法为家里增添财富，就将是他们的职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