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医药市场进入调整期，加之疫情带来的影响，大药企的人事变动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之一。
疫情加速跨国药企人事调整
前 GE 全球高级副总裁、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离任、BMS 肿瘤事业部副总裁郭安峰在内部转岗不足三个月之后离任…… 这些外资药企高管的离任以及其去向引发业内关注，业内有说法认为外企离职裁员潮来了。
由于新冠疫情使一些非紧急医疗保健服务被搁置，在美国，第一季度消费者医疗保健支出下降了 18%，这意味着相应的医生护士的收入减少甚至被裁员。那么制药公司情况如何？
有些制药公司比较幸运。拜耳和诺华可能将从全球范围内销售的羟氯喹和氯喹中获得收益；辉瑞的肺炎疫苗 Prevnar 13 的销售量出现了意外增长，同时其与 BioNTech 合作的疫苗研发也有可能带来不错的收入；吉利德也因为瑞德西韦而被看好。
而另一些制药公司的处境就比较困难。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Sage Therapeutic 的主要产品因为疫情影响无法进临床，公司宣布重组，将裁员 340 人，占总员工总数 53%。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Unum Therapeutics 宣布将裁员 43 人，约占总职工人数的 60％，其首席科学官 Seth Ettenberg 已从公司离职。
今年 2-3 月，GSK、默沙东和赛诺菲都宣布将进行业务分拆，比如默沙东将剥离女性健康产品、成熟产品和生物仿制药；赛诺菲将剥离消费者健康业务，合并六个原料药生产基地创建原料药公司；GSK 剥离抗生素业务。
除了业务调整和裁员之外，一些制药公司还实行降薪，从普通员工到高管都被波及。比如 Boston Scientific 此前宣布将对员工实行 20% 的降薪，其 CEO、CFO 等等都会削减薪资和现金储备金。
业务变动早已是常态
疫情只是加速了跨国药企原本就在进行的业务和战略调整。早在 “4+7” 带量采购前后，跨国药企就已经开始了裁员潮。
与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相反，创新药物开发领域符合“Eroom 定律”（将 Moore 反向拼写）：自 1950 年以来，花费在研发上的每 10 亿美元所对应的被 FDA 批准的药物数量大约每隔 9 年下降一半。随着药物开发的速度逐渐放缓，价格也越来越贵。
图 | 尽管技术 (如高通量筛选、生物技术、组合化学和计算药物设计) 有所改进，但药物发现的速度越来越慢，成本越来越高，这一趋势最初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来源：Wikipedia）
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也在试图降低药品价格，特朗普甚至采取了历史性举措，允许从加拿大进口处方药以降低价格，FDA 的研究文章指出，在引入六个或更多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价格降幅超过 95%，这与中国 “4+7” 带量采购最大降价幅度一致。
不断增加的研发成本和专利保护相继到期的现状压缩了常规线性开发路线的利润空间，高毛利时代终结，药企迫切需要寻找新途径提高营收回报。因此，跨国药企的业务调整和企业 “加减法” 已经成为常态。
去年，医药产业发生了众多的大型并购，百时美施贵宝以 740 亿美元收购新基、辉瑞以 114 亿美元收购生物制药公司 Array BioPharma、安进以 134 亿美金收购 Otezla、礼来以 80 亿美元收购抗癌药公司 Loxo Oncology 等。近日，等待了一年的艾伯维终于完成了对艾尔建 630 亿美元的收购。
但今年因受到新冠疫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当前已经公开的收并购事件来看，医药产业的并购数量和并购总金额很可能会少于去年。大药企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小规模并购交易。
在通过并购等手段调整产品线之外，药企也采用了剥离非核心业务，聚焦创新药等策略。与之相应就是频繁的人事调整。
另一方面，国内医药政策调整带来了药企营销模式的变化。例如，在首轮 “4+7” 带量采购中，诺华的白血病药物落选，其 CEO 表示对华策略将作出调整，把工作重心从成熟药品业务转移到上市新产品上，这也就意味着一轮中国区的人事调整。
综合以上因素，近年外企高管人事变动的消息频频曝出，包括曾掌管 GE 医疗板块多年的段小缨离任、前默沙东全球副总裁李正卿跳槽歌礼制药、前百时美施贵宝肿瘤事业部副总裁郭安峰离任、前阿斯利康高级副总裁离任等等。去年包括安进、GSK、赛诺菲、勃林格殷格翰等等跨国药企也都有重量级高管的调整。
（来源：生辉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本土药企加速创新，转型淘汰赛开局，争夺高端人才
与跨国药企相比，中国医药市场和资源分配的格局几近重构。
创新药物研发深受宏观环境的影响。自港股新规以来，先后有一批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先后在港交所上市，科创板也用 “第五套上市标准” 为未盈利的药企打开上市大门。在全行业投融资下行的颓势中，资本市场对医药项目反应热情，推动行业穿越了经济周期。
反过来，资本市场也更加注重医药企业和技术公司的技术前景和商业模式，有跨国药企经验的创始人或者科学家，以及熟悉政府事务和具有良好政府关系的运营者尤其受到青睐。
同时，政策层面不断加大了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带量采购全面扩围，在公布 2019 版医保目录时，国家医保局还确定了 128 个拟谈判药品，其中包括国内重大创新产品。
来自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的 “两辆马车” 拉动了本土药企加速转型，转型第一步便是扩充人才，这一现象在近两年尤为明显。
今年 4 月，拜耳作物科学大中华区总裁黄伟东加入了亿腾医药并担任首席运营官一职，全面负责亿腾医药集团的商业化运营工作。他在拜耳医药工作十八年之久，选择加入成立于 2001 年从 CSO 起步的国内综合性医药企业。对于跨国药企的高管来说，国内的相关政策和市场环境所营造的职业发展空间似乎更大。
科学家成功转型企业家难度很大，能找到一个补齐短板的商业合伙人至关重要。不管是本土知名药企还是初创生物医药企业，他们吸引人才的视线不再局限于国内，而上文中提到的因为外企在国内市场失利所造成的人事调整的这些高管，他们有丰富的产品商业化的经验，同时也很熟悉中国市场，这些人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吴晓斌在入职百济神州之后的表达，或许能代表这一批从跨国药企回归本土的中国高管的心理活动：“辉瑞在业界做的非常好。无论是生产研发还是商业化、合规都很好…… 但相应来说，这个时候对我个人的挑战也比较小。有那么多能干的同事，也需要让大家有自己的空间。我需要有另外一个让我激动的目标。”“同跨国药企复杂的管理层级相比，在初创药企，工作动力有很大不同，而且决策快速高效。”
他认为当前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各种条件已经开始成熟，无论是人才、资本、政策还是市场需求。
也就是说，本土创新药企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随着上市品种的增加，产品之间将会更加注重比拼市场开拓和进入医保目录等方面，更叫需要具备相关经验的运营人才。这意味着医药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发展前景和激励机制都将发生改变。
国内药企受疫情影响，在今年也有不少人事变动，据公开报道，仅 4 月就有 18 位药企高管提出辞职并被批准，包括海正药业高级副总裁王海彬、泰德制药总裁孔泰、人福药业董事长王学海、复星医药副总裁戴昆等。
不管是业务调整还是市场洗牌，人才始终是最核心的成功要素。近些年是跨国药企的战略调整期，正好也是本土药企的转型突破期，双方的人才竞争一定会愈演愈烈。如何在竞争中吸引到更多、更专业的人才，这是处在朝阳产业的企业们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