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裕橙即位之时，明开国己逾百年，经历了洪武、永宣之极治，土木、夺门之浊乱，国运尚且安稳。而其前任明宪宗统治时期，政事荒怠、吏治败坏、宦官专权、传奉滥升，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加之流民、土地兼并问题，酿成大藤峡起义和郧阳民变，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安全。生于忧患，长于宫斗的明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罢前朝弊政，整伤吏治、广开言路、改革制度等，以期中兴明室。
孝宗本人则勤勤恳恳，励精图治。弘治元年正月，听从吏部右侍郎杨守陈的请求，恢复宪宗时废置的大小经筵，早朝之外，又增设午朝，与群臣面议国事。并效仿祖制，创立“文华殿议政”，使得“议必人人尽其谋，事事求其当”。多重举措以及孝宗本人的勤政使得弘治初政局呈现向好的局面，“中兴”之势，灼灼可待。
而“中兴”之局面更集中于弘治初年之国政，中期以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弘治中期，首辅刘健上言，“视朝奏事，旧有定期，日渐迟缓……伏愿皇上益勤政务，每日黎明视朝，辰未时两次奏事，则朝政肃清事无奎滞。”经筵方面，“近年每次开讲，不过三四日而止，虽具虚文，何益之有。伏愿皇上益勤讲学，除节假及大寒暑外。”
号称明代第二首辅的时任内阁首辅刘健上奏中可以看出，明孝宗后期大不如前。其后一封奏疏中更直接刺中当前朝政要害: (陛下)即位之初，百度一新，之志，渐异于前，每日早朝不过数刻次，而散本或且昏黑，侍卫接本之人事，文书空滞，不得施行，一事之决群寮玩习，视以为常。”远近欢戴，大有为之君也。迩来勤励而起鼓或至日高。宫中奏事止得一筋力疲惫，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动逾旬月，一令之出，随辄废弛。
此时不仅孝宗有荒怠之势，朝政风气也大不如前。孝宗即位之初，裁撤惩罚了宪宗朝为害深重的僧道、方士。而晚年孝宗崇佛信道，滥封浩命，以至于阁臣刘健等人称“坐视邪妄之徒，妨政坏俗，死有余愧。”节用民力方面，织造工役，“科派频仍，冗食滥赏，费用无度。” “中兴”之势，难以为继。
弘治一朝虽然多用正士，但后期宦官、外戚却为祸不浅。宦官李广，“以符篆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裴内民田，专盐利巨。”张皇后则纵其兄弟作恶多端，请乞无度，败坏盐法。孟森先生评价孝宗，“仁而不断”。相比宦官的巧取豪夺、外戚集团为恶不法，宗室侵蚀更加肆意。如崛府、荆府、晋府等宗室不仅悠意掠夺，凶横残暴，又同室操戈，败坏纲常。孝宗默许纵容，对弹勃之言置之不理。
弘治朝庙堂之下的国计民生也是举步维艰。黄册记载的弘治后期天下户口、田赋较成化朝并没有明显增长，相反田赋之数还略有下降。
“中兴不兴”的统治实质直接关乎着弘治朝于边防乃至辽东地区的战略布局。成弘时期，辽东局势虽然整体平稳，但“不兴”的国力加之“土木”的影响，明军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国策。主动完善长城防御体系，以逸待劳，但弘治后期蒙古数次南侵，无不攻破长城防线，抢掠而去。军政方面，积弊日久，难以改革。弘治十七年，小王子入寇，大同告急，孝宗欲仿成祖出征，刘大夏劝阻，“今粮草缺乏，军马罢弊，将官鲜得其人，军士玩于法利，不能杀贼，且又因而害人徒费财物，有损无益。”可见军政败坏程度之深。逃军严重，军伍的不到补充，宦官却大量充斥于军队系统中，担任监军、镇守等要职致使军队不仅指挥不灵、统率不精，且不断腐败，急功近利。
因此，弘治中兴其实只是存在于史家的一面之词而已，实际上的情况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参考资料
【1】《明孝宗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