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衍，或许是人类经济社会中唯一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活动。交易双方的效用都得到极大的满足，同时还可能诞生共同的爱情结晶。
不过，生育，却不是一项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活动。生育，除了生，还要育。生娃以及教育，都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夫妻双方往往会综合考虑生育的成本、生产的风险以及养育的效用，然后做出避孕、生育、二胎等不同的选择。
生育有成本，也有效用。孩子的出生，给家庭带来温暖、快乐，以及情感寄托；孩子的成长，给父母带来教育的成就感，以及陪伴、分享、见证、参与生命成长的巨大效用。生育是实现生命、财富、家庭以及责任代际传承的基本保障，可以降低夫妻婚变、家庭衰落的风险，以及抵御家庭的不确定性风险。
所以，生育，终究是一个项私人活动，每个人及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生育成本及效用的考量。节育，可以通过国家运动来实现；但生娃，国家帮不上忙，全靠夫妻个人使力。经济学家担忧人口红利消失，鼓励多生育，但效果依然不明显。并不是这代年轻人不给力，而是生育受经济规律支配，受成本收益函数影响。
有人担心，中国会走向类似于日本、德国等欧美国家的低生育陷阱。这种担心值得理解，但是没有意义，而且容易产生误导。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呈现一种不被人为意志转移的规律：随着经济增长，国家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然后稳定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
经济发达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相关关系。“高房价抑制了人口”说明了高房价或低收入会降低出生率，那么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发达国家则要低得多？如果爆发经济危机，在短期内出现严重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居民收入快速下滑，这时生育成本则大幅度上升，家庭的边际收益率和收入预期趋于悲观，生育率则会快速下降。
例如，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1970年代滞胀期间，美国生育率受到了抑制。高房价问题也是同理。房价如果在短期内快速上升，家庭实际收入遭到削弱，住房、购房成本则大幅度增加，如此人口生育也会受到抑制。经济短期内快速上涨也会出现这种人口生育波动。
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经济复苏，尤其是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出现了一波婴儿潮。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速、家庭收入增速与生育率呈正相关。
从长期来看，通过人为直接干预的方式提高生育率，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一个不会因人为意志而改变的趋势。
当下中国，人口红利锐减，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一些经济学家尤为担心，呼吁全面开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生育，尽快填补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任凭经济学家如何呼吁，人还是生不出来。
实际上，过度的人为干预生育，不管是节育还是鼓励生育，都是违背“自然法”，也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坚持古典主义人口观，大力鼓励“英雄母亲”生育，关闭避孕套进口，从而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中，生育规模最大的是在1965年到1970年初之间。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人口红利，基本上来自这一人群。
到了1970年代，中国人口观发生了逆转，以马寅初为代表的节育派使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主张限制人口生育。从1980年到2000年前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直接结果是，在过去几十年，干活的人多，老人、小孩少，从而制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降低了制造商品的价格。
这些年，这批规模巨大的创造者逐渐退休，青年群体的规模因当年的节育政策而无法跟进，人口红利快速消失。过去干活多、养育少的人口结构，逐渐逆转为干活少、养育多。
这种极端的转变，对当前的人口繁衍、养老、育儿以及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近些年，政府开放二胎，鼓励生育。一批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希望全面开放生育政策，解决劳动力危机。全面开放生育政策固然必要，而且迫不及待，但为什么开放二胎多年后，生育依然如此低迷，生育率还快速下降？
过去，中国人口时而狂奔，时而急刹车。过度的人为干预，导致人口结构不合理，严重地冲击了劳动供给及养老市场。接下来，我们需要尽快全面开放人口生育政策，尽量弥补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降低“未富先老”的冲击。
随着经济进步，收入增加，人口老龄化，人口生育率下降，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这个趋势就像我们看到一架飞机不断下降，甚至可能坠入海中。这固然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国家、个人都没有能力改变。
如果盲目的使用政策来改变，则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曾经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倡导节育政策，这一主张给后来的一些国家带来了破坏性。同时，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极大地冲击了人口及经济结构。过去，人们享受了人口红利；如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正在承受人口结构性失衡的压力。
如果政策不干预，人口陷入负增长的国家不会消亡吗？人类不会灭绝吗？人口不断下降，经济不断衰退怎么办？
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但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也必须忍受。
目前，低生育和人口老龄化如此严重的德国、日本，他们的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依然是世界前列。不可否认，他们正在承受低生育、老龄化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恰恰逼迫他们技术革新。
短期来看，生育率降低拉低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生育率下降，经济不会下降，人均产值也不会降低反而会增加。技术革新来自哪里？来自人力资本的提高。人力资本如何提高？家庭从多生多育到少生少育，转向优生优育。
人力资本提高了，技术水平提高了，推动边际收益曲线右移，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从而走出低生育、低增长的陷阱，实现高素质、高科技、高质量发展。
目前，日本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之一，生命质量很高。日本的工业机器人技术，正在大力应用于养老、医疗领域，以解决低生育、老龄化问题。这些技术进步不少是低生育问题倒逼出来。
在开放政策下，家庭的生育行为、养育选择，可以促进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转向。
如果人为过度、直接干预生育会造成什么后果？
当生育率下降，劳动人口减少，工资上涨，企业主便会想办法，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改进流水线技术，采用智能流水线，降低用工数量，或者使用成本更低、技术更好的材料，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但是，假如通过某种鼓励生育政策（事实很难实现），劳动力又变得富余了，那么工厂则不会选择技术革新，而继续使用廉价劳动力。
所以，人为过度干预生育，与过度扩张货币一样，会扭曲劳动力的供给以及价格，不利于市场资源配置，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先进技术，正是在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价格上升、持续工人运动以及工会斗争的艰难环境中地不断革新的。
所以，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痛苦是必须承受的，波浪式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喜悦，是人类经济进步的必然规律。
技术进步，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负增长，人类不会灭亡吗？
按照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口会持续减少，但是人类不会因此灭亡。为什么？
当影响生育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或发生了技术变革，人口生育率会提高，人口生育规模会增加。当这一技术稳定时，生育率又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递减。
例如，试管婴儿技术、无痛分娩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女性生产的机会成本，提高生育边际效用。整形美容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产妇因生育带来的身体伤害，降低颜值衰落、身材走形的生育风险。一些高龄产妇、爱美女士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容易选择生育。
当然，目前影响生育相关的技术水平还没出现革命性的进步，这种技术“微创新”还无以阻止人口生育率下滑。但未来基因技术、试管婴儿技术以及其它医疗技术爆发颠覆性创新时，人类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力资本，会在市场的调节下重新回到相对合适的位置。
是否能够确信，人类能够在自我灭绝之前，实现技术进步？
300多年来，市场机制受到一次次的挑战和质疑，也暴露出非常多缺陷，但至少目前为止，它还是稍微靠谱的机制。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的生育政策该如何调整？
全面开放生育政策，将生育问题交给市场来选择，不直接干预生育，不违背经济规律。
目前，各大城市通过抢人口的方式弥补老龄化和人口不足的问题，但这显然是一种零和博弈。全面开放生育政策，重视生育问题更为重要。
真正的问题，不是生育率下降，而是“未富先老”：人口数量下降，人口素质未提升，老龄化来袭，家庭财富有限。这一问题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导致市场失灵的结果。
过去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红利，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如今，有必要做好跨期调节，将这笔财富如国有资产拿出来，充实社保基金，降低这一代年轻人的养老压力。大力完善幼儿、基础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医疗服务，大幅度降低生育、养育儿女的成本。
受惠于过去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城市化红利，房地产制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给如今的家庭带来极高的生育成本。政府有必要做好转移支付，提供更多福利房，降低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
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生育问题，需要用过去人口红利时创造的财富来弥补，尽可能地烫平这一大波浪，缓解扭曲程度。
如果目前这个坎没被烫平，劳动力数量较大幅度下跌，而人才又没有培养出来，老龄化负担又很重，经济增长压力会很大。
落实到个人家庭就是，孩子只生了一个，但又没有培养好，经济收入有限，养老负担很重，这才是真正的忧患。
长期来看，政府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促进技术革新，推动中国的生育边际曲线右移，促使人口规模及人力资本在更高的水平上寻找到动态均衡。
所以，只有短期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才能相对平稳地过度到低生育时代。中国的生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福利问题。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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