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要写好一个人物，就必须要把自己的身体和意识都借给这个虚拟出来的人使用，代替他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金庸与韦小宝之间便有一种矛盾。韦小宝让金庸攀登至武侠小说的巅峰，同时也让金庸就此停笔，无以为继。
金庸曾经说，自己笔下最喜欢的人物是令狐冲和乔峰，对于韦小宝则是极度讨厌，但是偏偏许多人认为，《鹿鼎记》是他的压卷颠峰之作，而最重要的原因还就是因为它的主角是韦小宝这个人物，一个武功低微不堪却又无所不能的市井小民。
主角是无所不能的，或说是神奇的这一点总是必须的，不管其神奇的形式为何、性质为何，在于他本身或在于围绕着他所发生的事件，都得如此，否则一个故事就无法说下去，也没有说下去的价值。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有的小说主角是几近不可思议地、怎么会有人这样去写地极度无聊，例如我在印象中曾经读到过贝克特有这么一部小说，全篇是主角喃喃自语说着自己一动也不动的情况，什么事都没发生。
“侠”和“江湖”消失了
许多人大概是以文学价值为主体来称赞《鹿鼎记》的特殊之处，认为写作《鹿鼎记》的金庸已经臻至“渐而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的状态，突破了武侠书写传统的窠臼，不但是作者自身的进步，也标志了整个武侠小说的创新。
因为这部作品解构了许多过往沿袭下来的书写惯例、模式，使得原本只是在报纸上连载、以夸张情节奔驰取胜的一部娱乐小说，同时拥有了某种深邃的内涵（亦即“叫好又叫座”这个所有创作者的最理想目标），小说的意义就不再只是阅读的当下，是一种可以让时间快乐地流逝掉的好东西，它还有后座力，小说的生命延长了，延长在读者、评论者之间不断的猜测和争论之中。
我们可以说，《鹿鼎记》几乎颠覆了之前的金庸，比如：
一、它肯定了外族统治中原的合法性，质疑汉人中心本位主义，这超出了先前的许多作品是建立在宋与元、明与清之间，民族势不两立的架构。
二、“侠”和“江湖”消失了，或说它们是被除魅了之后，它们全部的现实面貌——包括其活力和局限——都一一显露出来了；这两个概念原本都是对立于集权、法律和日常生活的出口，而且事实上，它也就是人们会动心起念阅读武侠小说的主要理由，人们需要暂时栖身于一个现实以外的化外之境。
三、年少有为、与皇帝称兄道弟的韦小宝却是出身低贱，生母甚至是来自勾栏，在被问起生父是谁时，生母自己竟然也不知道，毫不在意，仿佛从来没有计较过这件事情，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虽然这明显是对父权社会的嘲讽，不过似乎也隐含着对人的价值本身的质疑。
因此，《鹿鼎记》这部作品被视为是各种各样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解构和除魅，这些意识形态从古至今就不断纠缠在人类的文明生活之中，影响着人的观念和行动，某种程度制约了人的生命力，韦小宝的出格所代表的因而便是某种冲决而出的自由不羁，某种人类与生俱来就有的生存本能、自然倾向。
在《鹿鼎记》里，不仅武侠小说故事向来标榜的、理想的“侠”不再是主角，失去了光环，恐怕连人本主义思想下的“人”是否还存在，也变得模模糊糊。
冲突、矛盾、思辨，这些元素其实在《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都不缺乏，乔峰的悲剧性或“伪君子”岳不群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可资证明，但是非得要借由韦小宝这样的人才能凸显、或说是回头看最基本的疑问所在，那就是进一步去问：我们为什么要思考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值得我们去思考？数千年来，人与这些问题纠缠不清，这对于人来说，究竟意味了什么？
或许，韦小宝便是熟悉中国斑斑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金庸，他个人在思索上述这些问题时所得出的答案。
这是金庸通过了文字书写和小说形式，长年一点一滴从慢慢形成问题意识开始（看出原来有问题存在、问题是什么这一点极为重要），期间在几部作品中，反复认真地思考、辩证，最后的答案便不自觉地在这最后一部作品里、在赋予小说主角韦小宝生命的书写过程里流露出来。
这意思不是指金庸的真实性格就是韦小宝，或是说金庸认同、主张、支持韦小宝的人生观，而是说那是当时的金庸在试图思考和厘清意识形态的问题之后，他认为他所看到的世界本体真相和历史趋势。
适者生存的世界
韦小宝贪婪、好色、满口谎言，而且不加掩饰，这样猥琐的人不管以古代或现代的标准来说，几乎不太可能受到欢迎。而他重义气的特质应该他作为小说主角不得不被赋予的元素，否则他就会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人物，从里坏到外的坏人是无法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
我们想一下就会知道，至始至终重义气的特质会出现在一个几乎没有其它优点的人身上，并不合乎事实常理。不过，这种虚拟性本来也就是小说之所以能够容纳矛盾，进而可以呈现矛盾、思考矛盾的原因。
在由韦小宝作为主角的《鹿鼎记》的世界中，韦小宝是一个无论如何都能得以生存下来，次次化险为夷、旗开得胜，累积越来越多的功名、财富和女人，并且最重要的是，韦小宝不是架空故事人物，他的一举一动还左右了几件我们知道的历史事实的发展。
所谓的历史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我们回头看当时的世界，仿佛所有的可能性原本都是开放的，但最后却只实现其中一个可能性而已，历史的窄门永远就只会通过那么一个。
换句话说，在这个我们所知道的、由过去流向未来所形成的唯一历史现实里，无数人都在思考，思考个世界的可能性是什么、选择这个世界将往何处去，金庸也思考了，而当时的他的结论是告诉我们：生存是最高的价值，其巅峰代表人物便是韦小宝，历史和世界选择了韦小宝。当然，金庸没有直接这样说，这话是透过韦小宝的嘴说的。当一切“人工意义”都消失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本能和生存。
书写《鹿鼎记》时的金庸可能已经意识到，这部小说将会是他最后的武侠小说之作，因为在一个以生存为最高价值的世界里，依附在某些信仰和原则之上才得以成立的“侠”和“江湖”就势必不可能再存在了，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存在，未来的世界是属于“韦小宝们”的世界。
司马迁为游侠们写列传，序中引用了韩非的话，但司马迁并不同意韩非的价值评断：“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司马迁作为书写历史的人，他知道所谓的历史将淘汰哪类人，这一类的人是在韩非试图建立的大一统世界里的异质杂物，儒或侠只能生存在一个被书写保护起来的、可以容纳多样可能性的世界里，这里的法则不是适者生存、成王败寇，输给刘邦的项羽不也是这样被保护起来了吗？
经过长久自我辩证，而似乎自觉已经走到武侠世界尽头的金庸，再写下去还能写什么呢？好像没有了，武侠是一场集体的美丽的梦，其尽头是喜剧式的荒凉和虚无。
金庸停笔的寓言
很多人非常欣赏韦小宝，特别是年过中年之后的人，觉得韦小宝是所有金庸笔下人物中，最像是真实之人的角色。中年之人拥有足够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经历，以及被这些人情练达的力量所拉扯出来包容心，因此能够察觉、品尝更多复杂的施加在生命之上的作用力。他们看得懂韦小宝，因为他们在韦小宝的身上看到了整个社会和自己，仿佛那是自己生命过程里的一些浮光掠影、断简残篇。
但这毕竟是对一个小说主角、同时也是对作者的书写能力的赞词。在现实生活里，真如韦小宝这样的人我们反而是敬而远之，若他是政治人物，更是只要一被贴上贪婪、好色、说谎等标签，其政治生命几乎结束。人们会对韦小宝的持有双重态度，其实也是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当贪婪、好色、说谎有可能对我有利时便认同，当有可能造成损失时便予以否定。
随着人生活得越久，看过的人事物越多，变得务实而世故似乎是很自然而然之事，如同从《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之后，便是以《鹿鼎记》的韦小宝作为终局一样理所当然。不就是有一句类似的话说：“三十岁之前而不是左派，这个人一定没有灵魂；三十岁之后还是左派，此人必没有脑子。”但是我自己倒不是如此认为，活得越久应该是越懂得生命是大于生存太多太多的事情。
生存的价值是什么并不难理解，也不难以让人衷心接受，慢慢解释给五岁小孩听都能懂，示范起来也相对容易。饥饿、寒冷、阶级歧视等等这些不利于生存的恐惧可以像是把火移到小孩面前，让他伸手去碰，碰个一次、二次就明白其事理和利害关系了，但你要如何示范，例如希望、正义、自由，这不是那种一次、二次就能看见、看清楚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必须要等到你用半个人生——这个一去不回的人生——体会了身而为人的限制、困惑和挫败是什么之后，你才能发现它们原来闪闪发着光，而这些东西才是难能可贵的。这些东西是属于“应然”的世界，那里历史没有把所有可能性都悉数埋葬。
金庸在《鹿鼎记》之后便停笔，说自己写不出来了，同时至此自我终结了“武侠”的概念，这种无法再继续下去的状况，其实很像是一则人生寓言。如果梦清醒了，前方已经看不到跟生存无关的东西，书写只能复制实际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还要写它呢。
当时的金庸经过长久思索而力竭停笔之处，我们可以说它是终止了，但我们不妨也可以说，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起点。事实上是如此也没错，金庸停笔了，但是其他人还在继续写，既便内容难免复制前人，缺乏创新，但是只要继续写下去、继续实践，新的可能性就始终可以被期待。现实的尽头不会是人心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