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日本以来，一般对本能寺之变的发生都归因于明智光秀的怨恨及野心两个说法，这些一方面受到江户时代所提倡“尚忠”的武士道精神所左右，另一方面，也因为其他事变后的军记小说（如《惟任谋叛记》、《总见记》）的影响，才得以烩炙人口。
其中的怨恨之说更因此成为了主流，直到二战后初期的史学界仍然对怨恨说十分重视、支持。在那个时候，被喻为战前的日本史学界翘楚之一的大史学家，德富猪一郎（苏峰）就把江户时代以来的诸说归纳为三种：
处心积虑的谋反。
防范自身的危险于未然。
因怨恨而报复。
苏峰检讨后自言其感想时说：
正所谓“开口便有牡丹饼（一种用米制成的糕点），猫儿便有鲣鱼吃”（日文谚语：即“不劳而获、天降大运”之意），既然如此，自己把信长取而代之，岂不是大快人心之事吗？
这个说法可说是大正?昭和时代以后，野心说及怨恨说的一个主调，然而这想法不过是苏峰的个人见解，其实未有认真以史料加以佐证。
到了一九五八年，高柳光寿比较分析当时流传的诸多史料，例如比较可信的军记小说、家谱、回忆录后指出，本能寺之变的发生实因明智光秀希望夺得天下，成为新的“天下人”，而并非因为坊间一直流传的怨恨之说。
他说“信长欲得天下，光秀亦同样欲得天下”，并非只有信长才想得到天下，成为天下霸主。他又认为怨恨说都是没有历史根据，以讹传讹的江户军记小说而来，实在难以相信。同时他又提出明智光秀因以下三点而决定自己取得天下：
前途已经无希望（功名没有更进一步的机会）。
与劲敌秀吉的地位竞争落败及被冷落（信长的四国政策转变）。
信长无情的性格（佐久间信盛、林秀贞等被放逐事件）。
平心而论，高柳这三个论点，姑勿论野心说能否成立，但以较可信的史料，细心检出各军记小说的谬误，再加以批判，实在可说是现代研究本能寺之变的一个里程碑。这是把本能寺之变的研究拉回至科学性研究的一个契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列举的三个要点其实也包括了怨恨的因子。
高柳光寿之后，其学生桑田忠亲否定了老师的说法，又再次检讨各怨恨说后，提出较为广义的怨恨说：
因对前途绝望而叛变（本领地被收回，并改到石见、伯耆）。
信长屡次令光秀面目无光。
以上两个说法都是基于后世军记小说而归纳出来，其根据及可信性成疑。但是，不难发现两人都把本能寺之变归纳于光秀与信长在性格的差异，以及两人之间的恩怨对立之下的结果。究竟本能寺之变是否因为光秀的私欲，又或者是否因他与信长性格之差而起？首先就从野心说说起。
在本能寺之变发生后，当时的人及第三者的记录都的而且确地指出，明智光秀的叛变是长年累月，处心积累，而且也是光秀的野心而起，并非偶发性事件。上面引用过的在日传教士记录就是其中一例：
……或许在其（光秀）过度的利欲及野心驱使下，终诱使他有了成为天下之主 的想法吧。
另外，太田牛一的《信长公记》也提到：
（光秀）认为在成功杀死信长后，将可成为天下之主。
山崎之战的战胜方秀吉在事后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指令秘书大村由己撰写的《惟任谋叛记》中说：
其谋叛之心，非一日之念，长期以来已经有叛意。
还有其他的史料，如竹中重门（竹中半兵卫长子）的《丰鉴》及同时代的医师?江村专斋所写的《老人杂话》都指称光秀因野心作祟而叛变。 以信长在本能寺之变时的兵力来说，可谓不设防（当然这也不是无理），那么，若是光秀的心中已经有“长期以来的叛意”的话，著名史学家高柳光寿的说法便变得合理，他说：
光秀并没有能与信长争霸的兵力，可是，只要有机会的话，要打倒信长也不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是个好机会。
的确，在战略上及客观理解上，这番话都是至理明言。但是，以上高柳所说的话，并不一定只限于“野心说”，无论是什么理由，对已经决心杀死信长的光秀来说，“只要有机会”，而且在确实地把握了信长的虚实的那一刻，都会是“一个好机会”。因此，高柳的说法虽然十分有理，但不是只有野心说才能成立的理由。
另外，就以上几份史料都指称光秀因野心而叛逆也好，如此出奇的同一口径，都反映是后来不知实情的人所作的揣测。在当时的战乱时代，叛变、以下犯上的事情实在多如星宿，即使在信长夺得中央的控制权也好，时人也未放松对“下克上”的敏感神经。因此，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光秀的“突然反常”在他们的眼中，亦只是 “下克上”风潮的又一事例而已。
除了最早得到消息的秀吉外，随之得知消息的丹羽长秀及织田信孝亦一开始便疑神疑鬼，后来把与光秀关系密切，但事实上没有与光秀一同叛变的津田信澄（信长之侄）给杀了。这一事件就反映到长秀及信孝，以至其他人的第一反应，都直线地想到光秀等人因欲“下克上”而“叛变”，故把与光秀最有关系的信澄也不由分说的清算了（信澄之父信胜是信长胞弟，但因内讧被信长所杀），这样便更显示了他们对本能寺之变的起因，还是苦无头绪，只能从犯人明智光秀的身上苦找发泄口。
或许有人会举出《明智光秀张行百韵》的第一句“时为如今下雨之五月天”来力证光秀早在五月末就表明反意，可是一如上述，把该句的意思作为证据，也不过是事后孔明的附和，而且这句也有曾被改窜之嫌，更是表示难以实在的推定光秀单为野心而叛变。
所谓的改窜之嫌，就是《常山纪谈》中提及的一段传说：
山崎合战之后，羽柴秀吉得知爱宕山和歌会一事，于是找来同样有参与的里村绍巴，秀吉责问道：
“‘あめが下しる’（近于“号令天下”之意）不就是谋叛的证据吗？你应该一早知道才是。”
绍巴就苦苦解释道：“原句是‘あめが下なる’（即“下雨”之意）。”
秀吉就说：“那就把那纸拿出来吧”。
后来秀吉看见纸上写的是“あめが下しる”时，绍巴就哭着说：“请看，上有被改过的痕迹，原本应是‘あめが下なる’才对。
秀吉于是没有再追究绍巴的罪，但实情却是绍巴等人知道光秀败死后，立即急改原文为“下しる”，并堆砌其词。
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因光秀的和歌纸原版已经因火事而化为灰烬，目前只流传在江户时代抄写的誊写本。而这两个说法也分别被写在各份抄写本中，所以， 究竟谁是原句，已经不可考。若果没有本能寺之变，或者事变是一、两年后才发生的话，这一句和歌的震撼性，相信会相对地减少，盖因大家都把这句“政治化”而使本来的原意变得十分复杂。如果单纯地试以光秀角度去想的话，或许会更易找出答案。
不管光秀的原句是“下なる”，还是“下しる”，都有可能，只是和歌解读实在太主观，而且和歌亦经常引用古代的故事况今，解释的弹性十分高。就算光秀当时已经决意叛逆的话，为避免太多不必要的外人知情，理应不会用“下しる” 这个极为敏感的用字。反过来说，为了表示自己有意谋叛但又不想惹人怀疑，亦应该选用较为含糊、暧昧的用字来表达，以免多生枝节。
这一点，相信向来冷静、深思细密的光秀亦应该想到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