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中期，一场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杀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罗马天主教的权威遭遇严峻的挑战，分裂、起义、冲突四处横行，神圣罗马帝国摇摇欲坠。
1453年5月29日，经过两年的包围，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拜占廷最后一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殉国，漫长的中世纪宣告结束。
欧洲史学家认为，神圣罗马帝国覆灭才是欧洲历史的起源。神圣罗马帝国分裂的十几个王国逐渐独立，并演化成今天欧洲的国家版图：
法兰克王国分裂成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布根地王国是今天的瑞士，西哥特王国是西班牙，苏维王国是葡萄牙，伦巴地王国是奥地利，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是英国。
不过，真正撕开封建帝国城邦口子的是一群维京海盗及贩夫走卒。
855年，维京海盗包围巴黎向查理勒索了7000磅白银。维京海盗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大大超出了抢劫的范畴，他们在封建领主城邦之外的边缘地带、村落发展起了久违的商贸与市场。
882年，维京海盗在斯拉夫地区组建了基辅罗斯公国，盘活了西北欧与东欧、西亚的商贸。基辅罗斯公国与拜占庭、西欧北欧各国、东方阿拉伯各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关系。
维京海盗多次进攻君士坦丁堡，逼迫拜占庭签订了4个商业性条约（907、911、944、972 )，保障了基辅罗斯人在拜占庭的商业特权。维京海盗初期施行巡回索贡制，将索取到的粮食、蜜蜂、毛皮、酒等物销往拜占庭。
受海盗的武力及商贸冲击，西欧原本荒凉的村落，慢慢发展成为乡村集市及小型城镇。城镇里的人多数是从城邦领地里出逃的农民、奴隶，这些没有土地的人为了谋生成为“贩夫走卒”，成为资本主义第一代“迂回生产者”。
领主最初无视这些小打小闹的城镇，国王也默许城镇力量兴起以削弱领主势力。然而，日复一日，手工业者和小贩苦心经营，城镇日渐兴旺。领主开始觊觎城镇财富，城镇小贩则花钱雇佣兵力对抗入侵的领主骑士，城邦与城镇之间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械斗。最终的结果是，领主拥有对商贩征税的权力，但是不得骚扰、干预城镇管理。
斗争的结果实际上有利于城镇的发展，城镇的兴旺促使越来越多手工业者、农奴从领地逃往城镇，农奴与领地的依附关系遭到挑战。农奴逐渐成为自由的劳动力，瓦解了领主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城镇兴起带来的劳动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城镇财富增加，而低效率的领主经济体系让领主财富日渐缩水。
最早的城邦兴起于远古村落，其推动力是王权制度；而近代城镇依然兴起于村落，但其推动力变成了商贸与市场。近代城镇与封建城邦之间并无任何继承关系，相反封建城邦对因市而兴的近代城镇起到抑制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的演进并非连续性的。
1293年，佛罗伦萨工商业者自行颁布《正义法规》，第一次彻底将领主踢出了城镇决策会议。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勇于开拓的商业精神率先崛起。市民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欧洲的舞台。
1437年，在佛罗伦萨，不受基督教控制的犹太人，获得四张执照，允许在佛罗伦萨城内建立银行，从事贷款业务。这是一个现代金融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精明的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建立了银行分支机构，遍布欧洲的银行网络初具规模。依靠银行起家的美第奇家族是15世纪前后几百年间欧洲第一名门望族。这个家族赞助了包括米开朗琪罗在内的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被称为“文艺复兴教父”。
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西岸，西欧河流的主要出海口在北部联省。尼德兰，地处西北欧低洼地带，是神圣罗马帝国鞭长莫及之地。当地人多数来自四面八方而来谋生的流民、乞丐、海盗、渔民以及贸易商。他们比较少接受罗马教皇的控制，对商业及牟利敏感。
16世纪开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沼泽地里挖出了不少港口，商船逐渐驶向欧洲各国，逐渐成为因商贸而兴起的港口城市。此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中海城市衰落，鹿特丹、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西北欧城市崛起。
从威尼斯到阿姆斯特丹，再到英国伦敦、曼切斯特，欧洲开始改变远古巴比伦、古罗马因宗教、政治造城的传统。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著名建筑师克里斯托费·雷恩在伦敦大火之后，提出伦敦重建规划，他不是把圣保罗大教堂而是把英格兰银行摆在城市最重要中心位置。
从此，市场取代了教堂，工商业取代了世俗政治，成为近代城市功能的核心。
随着机器化生产的革命演进，廉价丰富的食品、棉纺织品输送各地尤其是乡村。在蒸汽时代，英国一年的纺织品产能超过过去半个世纪，欧洲乡村人开始摆脱寒冷危机，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16世纪开始，英国人口快速增加，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英国率先开启了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大潮。在工业时代，英国建立了一个罗马人难以企及的世界帝国。
1851年5月1日，历史上第一次世博会万国工业博览会在英国隆重召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诚邀各国贵宾参加盛会。会场上，一个比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还大3倍的水晶宫赫然耸立！作为工业时代的重要象征物，水晶宫是将大英帝国的荣耀托举到历史的高度。
连维多利亚女王都在日记中激动而骄傲地写道：“……欢呼声，每张脸上洋溢的笑容，建筑的宏伟，棕榈树，鲜花，树，雕像，喷泉，乐器，我亲爱的丈夫，这次“和平节日”的创造者，把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工业联合了起来确实让人感动，永远值得纪念。……”
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国家享受着巨大的廉价的人口红利。人口规模造就了城市规模，为强大的工业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6世纪伦敦人口为25万，巴黎18万。1800年，伦敦人口达95万，巴黎超过50万。50年后，即1850年，伦敦人口翻番，超过200万，巴黎超过100万。到了1900年，西方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有11个，其中包括柏林、芝加哥、纽约、费城、莫斯科、维也纳、东京、圣彼得堡、加尔各答。
但是，紧靠人口数量并不能创造城市文明。大量人口短时间内往城市集中，城市变得极为拥挤。随着工业化城市不断扩张并侵吞郊区乡村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到了城市化大军之中。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公共用品供应不足，住房紧缺，房价及房租快速上涨；公共卫生糟糕，低收入者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巴黎警察厅长在1684年的备忘录中写道：“惊人的悲惨生活折磨着这个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巴黎约有4万到4.5万人沦为赤贫的乞丐。
英国是全球最早实施公共福利的国家，很早便颁布了《济贫法》。但是，由于当时推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收提供更多的公共用品。
18世纪，英国人对大规模人口的城市管理经验，可能还不如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古罗马人早已建立了一整套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很早就有公共厕所和自来水系统。直到伦敦世博会，英国才建起第一个公共厕所；19世纪中期，纽约才有第一管干净的自来水。显然，此时的英国更像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城邦，走向了大搞基建的罗马帝国的另一个极端。
倘若公共设施不足、社会秩序混乱，原始村落母系养育爱抚之公序良德丧失，那么一个古老的安全因素也将消失，而一个个瘟疫、丑恶、犯罪的温床便从此诞生。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将这种糟糕的工业城市称之为“焦炭城”。“焦炭城”给人类带来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和工业文明，将城市的“钢铁之躯”扩展到史无前例的宽度与高度。但是，“焦炭城”也毁灭了传统城市乃至村落遗留下来的宝贵传统。
狄更斯的《双城记》道出了伦敦与巴黎这两座城市，以及那个时代的“天堂与地狱”双面特征：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城市的繁荣似乎宣告着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也预示着同田园牧歌般昔日的挥手作别。
机器的轰鸣声、巨大的烟囱、繁荣的商业以及在密集街道上疾驰的汽车，成为了城市的主角。伴随着噪声、烟尘和硬渣，奔驰的火车打破了许多城镇和乡村的宁静。
城市已然变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工商业城市，很多人因工作赚钱放弃了宗教、文化、艺术、戏剧等活动，甚至放弃了生活，丢掉了爱情，失去了家庭，损失了健康。
城市因产业而兴，人口因产业而走，城市为产业服务，成为了那个时代城市的主旋律。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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