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银行模式起源于“存款立行”。很多人说，中国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人爱存钱。其实，真实的原因是中国银行的“存款立行”。
所谓存款立行，就是通过高存款利息吸引居民存款。高存款利息的前提是更高的贷款利息，如此银行才能从中赚取高利差。中国的存款利息、贷款利息及利差一直都比欧美国家高很多。高贷款利息和高利差的前提是国有银行的行政性垄断地位。
过去十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一年期定存）长期在1.7%以上，年化贷款利率则在4.7%以上，利差3%左右。
图：中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及利差，来源：工商银行
过去十年，四大行的利润伴随着货币扩张而快速膨胀。2019年，中国最赚钱的企业前四名依然是四大行，四大行利润之和接近1万亿之巨。
图：四大行净利润，来源：四大行财报
有人会问，商业银行的利润不就是来自利差吗？
商业银行并非仅是信息中介，其作用不是简单借贷撮合。商业银行是信用中介，最核心的作用是信用创造。
商业银行的职责是根据客户的资产负债、交易流水、业务合同、信用资产等，为客户创造信用，为其提供信贷支持。这属于好的杠杆，服务于实体经济。
现在的商业银行，缺乏信用发现及创造的能力，简单地根据房产抵押、政府背书等向国企和抵押客户提供贷款，从中赚取雷打不动的高利差。
最近十多年，国有银行的巨额利润，并非源自效率及信用创造，而是信贷货币的数量增加。是什么支持银行发行如此大规模的信贷货币？
一、行政性垄断下的高利息存款，为商业银行提供大规模的资金。
二、央行提供的大规模基础货币，经货币乘数扩张后，形成大规模的信贷货币。
三、政府、国有企业及地方投融资平台，是银行信贷的主要客户及信用中介。
中国的财政体系与货币体系并未独立，财政融资依赖于银行信贷。过去十多年，依托政府这一模糊的信用中介，商业银行向大基建、国有房地产商及国有企业提供了大规模的信贷。其实，中国商业银行干的是财政的活。
如此，央行宠着，政府养着，中国银行们赚得钵满盆满，但没有形成市场化的信贷机制和风控机制。更严重的问题是，大规模的信贷冲击市场，导致沟沟壑壑的结构性问题：旱得旱死、涝得涝死。
这让货币政策陷入被动。货币政策稍微紧缩，私人企业便陷入流动性危机。于是，央行不得不放宽货币政策，货币闸门稍微宽松，大规模的信贷又冲击市场，进一步恶化结构性问题。
近些年，金融监管强化后，央行强化了对商业银行的管控，收紧了货币控制权。同时，央行创造了SLF、MLF、PSL、SLO、TMLF、TLF、CRA等操作工具，试图以宽货币、紧信贷加以调节。但是央行依然应接不暇、难以招架，无法满足大规模的信贷需求。
如此，货币市场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被动局面。如今，大疫之下，央行不断下调利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鼓励商业银行向企业输血。
但是，由于商业银行缺乏信用创造的能力及市场化的风控体系，疫情爆发后，商业银行作出逆向选择，捂紧口袋，谨慎放贷，向国企贷款。
市场和央行都担心，银行信贷流向房地产进一步吹大楼市泡沫。央行一旦强化管制，商业银行便“无为而治”，龟缩信贷。
这局该如何破？
央行试图从技术上破解，央行数字货币已进入测试阶段。
很多人并不清楚，央行为何要发布数字货币。其实，央行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分布式、挑战美元霸权都没有太多关系。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追踪技术来强化对货币流通的控制，实现贷款的精准投放及经济刺激最大化。这其实是在坎蒂隆效应上做文章。
但是，货币配置根本上还得依靠市场，由价格机制负责。中国货币市场的问题并不是数量问题（规模够大），而是配置问题。人们将配置问题归咎于传导机制失灵。其实，传导机制的问题，是由利率价格失灵引起的。
过去，中国的利率并非市场化，以官方定价（央行基准利率）为主。目前，央行推动贷款基础利率（LPR）改革，促进利率市场化。利率由商业银行在LPR基础上加点形成，这样浮动更大、更能反应市场供需水平。
中国为什么搞利率市场化？
内部原因是，货币政策被动，信贷市场僵局。
如今，央行对商业银行强化管制，但信贷市场失去了活力。央行收紧货币控制权，但分身乏术，难以满足大规模信贷需求。要想破僵局还得将货币配置权交还给商业银行，由利率来配置价格。
外部原因是，调整金融周期，防止外溢性金融风险。
自2005年开始，中国金融周期与国际金融周期长期背离，一直存在潜在的外溢性风险。中国金融开放大势所趋，中美签署第一轮经贸协议显示，中国在证券等金融业务开放已列出了时间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4月25日表示，《美墨加协定》（USMCA）将于2020年7月1日生效。这可能加快基于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原则的全球化新秩序形成。
美国另起炉灶手握更多的谈判筹码，加上受新冠疫情冲击，中美第二轮经贸协议谈判会更加艰难，很可能涉及到银行市场开放及金融结构性改革。（详见《世界秩序：逆全球化，去中国化与“软脱钩”》）
预计，国际利率市场在未来几年都可能保持低利率，中国与国际的利差巨大，为了降低金融开放的风险，中国必须通过LPR引导利率下行，让利率逐步市场化。
如果信贷利率与银行间拆借利率并轨，那么，央行便可以通过调节银行间拆借利率间接地调节信贷利率，如此信贷利率可实现自由浮动，发挥其价格机制作用。
不过，利率下降的过程，伴随着货币数量扩张，增加通胀风险、银行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及人民币贬值的风险。（详见《“新四万亿”，能否应对疫情灾害？》）
3月份数据显示，通胀有所回落。央行便下调了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一年期与五年期，分别较上月降低20个基点和10个基点。
利率下降及利率市场化，正在打破银行存款立行的原则。为了确保银行的利差，贷款利率下降的同时，存款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TMLF）利率也会下降。随着存款利率下降，银行如何吸引存款，这是银行面临的挑战。贷款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的利差定然会缩小。
问题是，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依然可能将信贷发给房地产企业及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企业。
当前的形势更加严峻，外贸和内需都大幅度萎缩，经济增长只能靠投资拉动。房地产投资可能引发泡沫风险，新基建规模小，对经济拉动有限，投资最终只能依靠大基建。
但是，大基建过剩，投资收益率低。如果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发给国企搞大基建，势必恶化信贷市场的结构性问题。
最后，利率下调及利率市场化，最不能忽略的风险是汇率风险。疫情期间，新兴国家的货币已大幅度贬值，其中南非-26%、巴西-24%、墨西哥-22%，俄罗斯-19%、土耳其-15%。（格致产业发展）
根本上来说，利率市场化，难以承受债务型经济之重。若不破除竞争性限制及所有制歧视，商业银行很难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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