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天正十年六月的山崎之战击败明智光秀，为故主织田信长报仇起，新星羽柴秀吉便展开了他的天下统一的霸业。从接下来的贱岳之战（1583）到讨平关东北条家的小田原之战（1590），再到第二年基本降服广大的奥、羽地区，秀吉不仅吞下了故主织田信长的衣钵，而且只用了十年完成了日本史上首次完全统一，在日本历史上划下了不能被人忘记的一笔。
当然，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统一日本的过程里，靠的不只是秀吉个人的能力以及运气，在秀吉身边为他出谋献策，出生入死的家臣们也是功不可没。我们目前最常提到的是后来在关原之战为不同理念而内讧的石田三成、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他们是秀吉开始统一日本时才开始崛起的少壮派家臣，在他们之前的，还有一批是早在秀吉仍为织田家臣时，便为其劳心劳力的“老员工”。
另外还有几位立场身份较为尴尬，难以界定为“功臣”的人，其中一个便是今天要谈到的名人──一代茶人千宗易，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千利休”。
千利休原本是出身堺港的商人，后来与织田信长相遇，成为了信长政治上的左右手和顾问之一，也是引发信长对茶汤之兴趣和热情之人。信长死后，千利休改为协助如日中天的秀吉走上成为天下人的阶梯。
千利休最大的贡献之一，莫过于天正十三年（1585），秀吉在京都皇宫为天皇开办茶会。当时秀吉更亲自为天皇泡茶，成为秀吉与天皇拉近关系，获得王家认证的重要活动，而其背后便有千利休的影子，因为千利休在事前是负责指点秀吉沏茶技功作法“师匠”。因此我们可以说，秀吉在这次宫中的大秀里是领衔主演的主角兼导演，而千利休则是监制。因此，秀吉便向天皇奏请为这位劳苦功高的“监制”赐号“利休居士”，“千利休”之名也由此而来。
除此之外，千利休还在政治外交上兼任秀吉的左右手，如天正十五年（1587）出兵九州，复兴博多等都有千利休的身影。而且，自从千利休成为了秀吉的“茶头”（首席茶师）前后，不少诸侯便纷纷拜入千家门下，成为了千利休的弟子或茶友，建立了一个网络广阔的交友网。因此，在前一年（1586年），丰后的战国大名大友宗麟访问大坂，要求秀吉出兵打击北上而来的岛津家，并且亲眼看到当时丰臣政权的实况后，便跟家臣说：
公事找宰相大人，其他事则找千利休
“宰相”指的是秀吉胞弟丰臣秀长，换言之，在宗麟的眼里，千利休跟秀长两人都是当时掌握新建立的丰臣政权命脉的“两大巨头”，一左一右，从内到外的辅助秀吉。然而，这两大巨头在天正十九年（1591）就快速地从丰臣政权这个巨塔上黯然消失了。
当年的正月二十二日，长年抱病的秀长终于撒手人寰，使长兄秀吉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和亲人。而在秀长死去不足两个月的二月二十六日，另一个“巨头”千利休也因罪遭到秀吉下令切腹。
丰臣政权在短短两个月便完成了“换班”工作，不仅如此，秀长、千利休相继不在后，同样从一开始便扶持秀吉的蜂须贺家政（其父．正胜已于一五八六年死去）也淡出一线，剩下的便只有前野长康、浅野长政为主的老臣，前者数年后也在秀次事件中被诛连而死。
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五九一年之前，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少壮派家臣，如前面提到的石田三成、长束正家、增田长盛等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五九一年对“丰臣政权史”而言，不仅是新旧权力中枢交替的一年，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重要之年。
诡异的利休之死
相信大多数读者都知道了丰臣政权的结局了。但是，既然一五九一年是那么重要，那么特别，我们自然有必要再去探究一番，更何况这一年千利休突然丧命，像千利休一样在政治、茶道都有着那么重要影响的人物，为什么他会遭遇这样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死了吗？
这样说肯定会让读者感到奇怪。众所周知，千利休就在当年被勒令切腹而死的啊！还留下了著名的偈语作为辞世之句“人生七十，力围希咄，吾这宝釼剱，祖佛共杀”呢！
对！问题就在这里！怎么说呢？先带大家回顾一下事件的经过。
一月时，秀吉在尾张国清洲接见了上京请罪的伊达政宗，请罪原因是为牵涉与挑动大崎葛西一揆。回到京都后，秀吉与政宗再次见面，正式接受了政宗的请罪，就在这期间，传出了对千利休不利的消息。
天正十九年正月下旬，秀长病死，同时间又传出了对千利休不利的消息，当时京中传出大德寺三门楼上伫立了千利休的木像，是寺方为了感谢千利休运用影响力和私财，为修建大德寺出力良多，于是立像以记其恩。这个事件在秀长死后日益发酵，由于秀吉仍在回京路上，一直只是传出各种消息而已。
到了二月十三日，即是秀吉回来之后不久，同时也是千利休被秀吉勒令切腹的两星期前，秀吉突然命令千利休前往堺地。就在千利休不明所以，被迫出发之时，他的茶道弟子细川忠兴和茶友古田重然（织部）好像也事前收到消息一样，特意赶来相送。千利休向两人表示感谢后便前往堺。
总之，十三天之后的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京都内外便传出了千利休被罚的消息。然而，最吊诡的正正是被罚的方式。
按照当时在京都和京都附近的人们的记录，处罚的对象并不是千利休本人，而是大德寺为他而制的木像。秀吉命令下人从大德寺取没收木像，并将它吊在聚乐第外，对它实行“磔刑”，即绑在一个十字架上，然后用利器贯穿犯人身体之刑。不止如此，秀吉更命人斩下千利休木像的首级，再让无头的木像踩踏在首级身上。可见，起码在众人的眼中，秀吉对木像的存在甚为厌恶。除此之外，秀吉更命人在木像旁边伫立了一个木制告示板，列出了千利休各种罪名。然而可惜的是，在目前现存的史料里，并没有将上面的所有罪状都记录下来。
当千利休被处罚的消息传出后，与此事相关的大德寺住持也被秀吉召去问话，但秀吉之母大政所与秀长之妻先后到秀吉面前，为千利休和大德寺住持求情，不久后住持便获得释放，秀吉没有对他们作出任何处罚，但也无阻止木像被斩头、吊挂的结局。
那么，千利休本人的结局究竟如何呢？远离京都的消息里传出了千利休也切腹领罪之说，但身在京都的贵族日记里，则只提到了木像被施刑的事，没有提到千利休。
自该年的二月底开始，“千利休”便消失在众人的记录当中，再没有人知道千利休究竟怎么样了。在我们继续追查下去之前，先来看看这事件在后来的江户时代是怎样发展，演变出千利休不屈于秀吉，壮烈切腹的印象。
进入江户时代，茶道继续得以发展，很自然地一代茶圣被罚之谜便成为众多人关心的事。那时候也流出了众多描写当时情况的相关材料，包括茶道千家子孙写成的家史。随着时代发展，千利休的“死”和“死法”也出现越来越多变种，形式也越来越浪漫化。例如表千家写的《利休由绪书》（一六五三年成书）便写千利休被勒令“切腹”后，秀吉为了避免与利休有交情的诸侯发难救人，于是命令上杉景胜率兵三千人包围利休的住处，直至千利休切腹死去为止。
同书描写的千利休面对秀吉依然从容不迫，在喝完最后一杯茶后，便爽快以最为惨烈悲壮的“十文字切腹”自杀，再从肚子里抓出自己的肠脏，以示怨恨不满。事后，前来检尸的丰臣使者便直接将千利休的首级斩下，枭首于京都一条戾桥上（当时其中一个决死、行刑之地）。
《利休由绪书》之后的书籍更加夸张，包括抬出了主谋人是石田三成，又描写千利休在狭小的茶屋之中自杀等现实上不太可能的描写。在那时代，对德川幕府多有避忌，但对于丰臣政权的八卦则是“政治正确”的天地，可以随意发挥。站在千家子孙的立场，也很正常的将先祖的故事写的凄美一些。但严格来说，这些都是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人道听涂说的结果，与同时代的人所写的记录、所见所闻比较，自然参考价值有差，不能尽信。那么，“利休事件”究竟能够追查到什么程度呢？
茶圣“死因”的疑点
首先来谈谈千利休的“死因”。
我们先不论千利休是否在当时切腹而死，先来谈谈他突然遭到秀吉棒打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木像问题外，同时代记录里看到另外二个可能性，一是指利休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势与当时流行茶具收藏，高价兜售茶具，谋取暴利。二是指秀吉想纳千利休之女为妻妾，遭到利休严拒，恼羞成怒的秀吉便抓住大德寺木像以及茶具买卖的事做借口，杀害了千利休。
后者的说法在江户时代以来广受江户人的支持，大概因为当时“秀吉=好色老头”的形象逐渐成型，千利休事件恰恰是配合度很高的材料，政治、立场正确，自然获得时人的支持了。然而，冷静的想，即使真有其事，千利休死后，也没迹象秀吉便成功如愿，“利休女儿”的存在也无处可寻。既然是为了千利休女儿而动杀机，为什么在事后没有将最重要一步做完呢？因此，从状况证据来说，这个说法的可信性还是不大的。
那么，木像问题跟卖茶具的问题又怎样呢？
简单而言，以当时的记录来看，高价卖茶具的行为触犯秀吉大忌之说法是存在的，但也只是少数。即使如此，既然是当时传出的说法，记录者也没有表露任何惊讶、没听说过的反应，那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问题在于，“高价卖茶具”是否是个足要赔上茶圣的性命的行为。因此，最大的问题似乎仍然是木像问题，茶具买卖就算有关，也不过是附加上去的副次问题而已。那么，为什么木像那么有问题，足以成为秀吉公示人前的罪证呢？
首先，当时京都名义上是天皇的世界，但实际上则属于秀吉管理的重镇之一，也是丰臣政权守护王家是否得力的最重要一环。因此，京都内的寺庙管理自然是秀吉关心的重点。研究者之间有意见认为，千利休以一己之力帮助名刹大德寺修缮，事后又获得寺方树立木像酬谢，整件事加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视、损害了秀吉在京都的影响力和名声，视秀吉如无物的行为。
同时，千利休当时虽然年过半百，但于生前立像的行为（一些当时的记录称其为“寿像”），虽然不至于说是搞“个人崇拜”，但在当时除了教派上的圣人外，也绝少有这种例子。从政治角度而言，无疑是为自己在京都、公武两方上增强名誉。对当时刚统一日本的秀吉而言，千利休虽说是自己的师匠兼顾问之一，但以秀吉的立场来看，千利休今时今日的风光都是因为自己的宠信而来，大德寺立像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僭越行为，让自己统一日本大业的光环失色。
“躺枪”的石田三成与伊达政宗
当然，不少人对这些说法还是会有疑问，认为这些问题都还不足以要索命，因此木像也好、茶具也好、女儿也罢，都不过是烟幕，“真相永远不在水面”。于是，自江户时代到现在，不少学者及小说家便开始展开了他们“寻找真相”之旅。其中，有两个人成为了他们的目标──石田三成与伊达政宗。为什么呢？
较为好理解的是石田三成。首先，千利休死后，三成为首的少壮派随即接班，完美地填补了秀长、利休等老前辈的空缺，加上自江户时代的“佞臣形象”，三成谋求除去碍事又失去靠山的千利休，于是便跟其他少壮派一起扳倒了千利休。
这里其实还涉及到伊达政宗的问题。上面提到千利休“服刑”前，刚好是政宗因大崎葛西一揆问题上京请罪之时，而三成自消灭北条家的小田原之战前，便因为外交工作，跟常陆佐竹家建立关系，佐竹家又因为从前的奥州争霸战失败，以及芦名家的灭亡与伊达家有仇恨。因此，不少史家便认为三成一直都想找机会帮佐竹家出口气，大崎葛西一揆的问题正好是一个好机会。
然而，上面也提到了秀吉最终接受了政宗的辩解，没有狠狠地处罚政宗，甚至有史家和小说家将千利休拉扯进来，他们认定是千利休解救了政宗，三成为发泄心中之恨与上位的野心，两笔账一并算，将千利休推到刑台云云。以上的说法一直在日本甚为有名，但冷静的去思考，一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三成的确身在其中，二来当时的三成又是否有如此影响力迫使秀吉去处罚政宗，以至迫害千利休呢？
再说，当时帮助政宗的还有前田利家和浅野长政等分量不小的人物，为什么只针对千利休一人呢？至于政宗的问题，千利休与政宗才见过区区数次，交流只有短短的数个月，因此便认定千利休与政宗有深厚情谊、过从甚密之说，并不合理可信。
再说，千利休事件前，三成以及其他少壮派也早已在统一事业上逐渐上升，即使不排除利休对于他们来说有着一些利益、权力之争，仍然难以认定千利休足以阻碍他们已享有的权力。因此，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之前，认为三成等人为了争权而迫害千利休，其实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即以“谁在事件中得益，谁就是凶手”的逻辑。
如果按以上的分析，三成不太可能是真凶，政宗也不过刚好路过，那么究竟秀吉为什么要迫害利休呢？
首先个人认为，木像问题的确不足以索去利休之命。但我们更要重视的，应是利休获罪仅仅在在秀长死后一个多月内发生，而且只有他一人被肃清的事实。
换言之，从前后关系来看，利休获罪跟秀长之死有着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利休很有可能是因为秀长死去才被“清算”。既然秀长生前便与利休一起扶持秀吉，而且利休死后，秀吉、秀长之母与秀长之妻都去为利休跟大德寺住持求情，那显然秀长跟利休是同一立场，关系十分密切的关系。
秀长死后，利休被清算的结果反映着，秀吉有意排除“秀长跟利休”一派，木像问题和茶具买卖问题都应该是属于为向外界交代的理由而已。那么，问题则在于秀吉为了什么要排除属于亲弟．秀长旧人，而且是自己帅匠、顾问的利休呢？
目前，除了前野长康后人所写的《武功夜话》这部极具争议性的史料之外，便没有其他暗示秀长与利休跟秀吉之间的矛盾。据《武功夜话》之说，秀长生前便与利休一直不同意秀吉在统一天下后出兵侵略朝鲜和明帝国，但具体的详情则没有交代。考虑到《武功夜话》是在江户时代历代加笔而成的家史，而且由于编写者吉田家族是前野长康的后代。前面已经提到，前野长康在秀次事件中被迫自杀谢罪，其子孙对于秀吉晚年的事迹也多为负面，故我们难以难靠其一面之词来断定。因此，阻止侵略而招来秀吉记恨之说，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说法。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目前没有足够的史料去分析秀吉的动机，不宜妄下判断。然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思考。
秀长病死后，属于秀长派系的各家臣（严格上都是丰臣家臣）自动转为奉侍秀长的养子（外甥）兼继承人丰臣秀保。按照秀长与利休的关系，利休既忠于秀吉，同时也将照顾秀保。而在当时，除了秀吉、秀保之外，还有秀吉当时的亲儿子鹤松（同年九月夭折）和两个养子（外甥）丰臣秀次和丰臣秀胜。
支撑丰臣宗家的第二号人物．秀长死后，能够在秀吉之外撑起丰臣家的就只有秀保、秀胜和秀次三个外甥，鹤松则未成气候。秀保当时仍然是十二岁的少年，秀次跟秀胜则已达成人之年，属于秀吉膝下的养子。秀吉与秀长两系在天正十九年初出现断层后，秀吉逐步拆散秀长系的家臣团，秀保于四年后（一五九五年）病死，整个秀长系家臣团便完全被秀吉吸收，两系丰臣家完全归为一体。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假若从以上的过程来看，千利休在秀保死前还在的话，这个“二流归一”的进程会否受到影响呢？从后来发生的秀次事件来看，秀吉这个一体化进程其实是一直在慢慢进行，而且不尽是秀吉直属家臣们的计划，秀吉的参与度断然不少。
而对于谋求丰臣政权系统、政令归一的少壮派（不一定只是石田三成），以及不排斥这个结果的秀吉来看，秀保身边如有千利休这样纵横公武各界的巨头存在，而利休又通过茶汤获取了各界不少的人脉和关系，这些都意味着秀长系将依然会成为一个有力的分家，只是这个分家会否成为秀吉统治，以及其子鹤松日后掌权的绊脚石呢？
这即便是如果上的如果，再没有讨论、猜想的意义和必要，但通过以上的分析，秀吉或许是出于冲动，又或许真的不计后果地想一举弱化秀长系的势力，以求即将提上日程的出兵朝鲜能够顺利进行，来强化自己派系的统治，这仍然一个不能完全排除的可能。
利休“死”了吗？
最后，我们要谈的当然是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利休是否跟他木像的下场，已经在当时被被迫自杀而死呢？按照目前传来的史料而言，严格上只能说在当时的确传出了他自杀的消息，然而官方上却一直没有说实。
因此，将“利休初腹”、“枭首”之说大大地提出来，成为我们现有印象的，都是来自于江户时代的记录，但最早的记录也都距离事件半世纪之久，记录者也未曾直接目睹利休事件的经过，因此我们也无法肯定其说其言有事实基础。基于这些不安因素和疑问，有研究者提出利休其实没有死去，只是被秀吉赶出权力中枢的可能。
事实上，在利休“死去”后两三年内，秀吉曾起码有两次在书信中提到了“りきう”（利休），甚至有说法指利休曾在侵朝的前线基地名护屋城出现，这些蛛丝马迹都让支持各种说法的学者苦于解释。
支持利休已于天正十九年死去的学者当然不认为利休“复活”或生还，因此他们认为那是指利休的茶道或其他跟利休有关的事；至于支持利休可能没有死的学者，当然以两三个例子来当作证据了。不过问题是，如果利休真的没有死去，而且出现在人前，那秀吉、秀吉家臣们又为何会放心让他继续出现，而不怕他在侵略时搞小动作呢？同时，利休在当时都是鼎鼎大名的茶人，也是政坛的老巨星，如果他真的活生生出现在人前，众大名难道会当作不认识，或者自动视他为别人？甚至均不在书信中提起“利休还在”的消息？
事实上，我们在各家曾跟利休有交情的大名家的记录里，都没有看到有这种迹象。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唯一可以大致确认的是，没有原始史料窥见到，有人的确看到了利休的尸体、目击了利休“切腹”时的情况，并留下记录。换言之，秀吉的确是处决了利休的木像，但这个木像的本尊究竟最后怎么样了，是生是死，目前仍然是未解之谜，有待新资料的出现，为史家提供新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