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疫情最早于 1347
年出现在西西里，再随贸易路线传播到地中海主要城市，接着扩散到整个西欧与北欧。四年后，疫情又蔓延到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再转向东传播到俄国。在缺乏精准的人口统计情况下，历史学者根据教区的死亡登记、税收纪录、财产继承文件等史料，估计这场疫情可能导致欧洲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亡，特别是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与北欧国家的疫情尤其惨重。
难解的黑死病之谜
黑死病的史学研究数量庞大，却仍有许多难解的问题与争议，甚至连黑死病究竟是什么疾病的此类根本问题，至今都还争论不休。
过去一般认为，黑死病就是鼠疫，因为当时的医师与作家描述了患者的鼠蹊、腋下与颈部会出现肿块，也就是淋巴腺肿大，这是来自带菌的跳蚤叮咬所传染的腺鼠疫（bubonic plague）之典型症状。还有一种借由病患飞沫传染的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死亡率更高，当时描述病症时则有提到病患吐血等肺部症状。
然而，有些学者对黑死病是否就是鼠疫仍抱持怀疑的看法。因为当时的欧洲人是按照传统医学的理论来观察与描述疾病，观察的重点与描述方式跟现代医学不免有出入，在没办法进行细菌学检验时，只根据文字记载来回溯诊断疾病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毕竟某些传染病也可能出现相同症状。
由于鼠疫是个夏天盛行的疾病，但黑死病不论夏冬都很盛行，就算在寒冷的北欧冬天也疫情不减，有些学者因此认为黑死病很可能是炭疽杆菌引起的炭疽热疫情。晚近也有科学家使用电脑流行病学模型来分析史料，认为黑死病应该是类似埃博拉病毒这类的新兴病毒所引起。
关于黑死病的起源，学者间也有不同意见。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认为它是在十三世纪后期，由蒙古大军将鼠疫的病原由云南带到中亚，然后传播到欧洲。但也有学者认为，黑死病与公元六世纪下半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大瘟疫（Justinian Plague）乃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瘟疫是同一种疾病，因此一直都潜伏于欧洲。甚至连黑死病这个名称也有问题，因为这是十九世纪历史学者使用的名称，历史学者派克（Katharine Park）指出，当时的人用的名称是“大疫”（Great Pestilence）、“大死亡”（Great Mortality）或“普世瘟疫”（Universal Pestilence）。
大死亡瘟床的黑暗欧洲
相较于黑死病的起源、或名称争议，史学上对这场瘟疫的社会经济背景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英国医学史学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就认为，中世纪欧洲的经济繁荣、人口成长，恰巧就是培养黑死病大流行的最佳温床。城镇兴起导致人口更加密集、贸易增加使得交通更为频繁，这些都是传染病流行的有利条件。
到了十三世纪，欧洲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已经超过农地开拓与技术改良所能提供的范围。粮价上涨，有更多的底层人民生活条件恶化，受苦于饥饿与营养不良。在 1315 年到 1317 年间又发生一系列的饥荒，接着出现牛与羊的家畜传染病。因此有些历史学者认为，黑死病是一场复合灾难，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可能不仅仅是鼠疫，还要加上流感与伤寒等其他传染疾病。
除了大环境的因素，当时人对黑死病的文化态度也留下许多纪录。疫情的猛烈导致巨大的社会恐慌。由于黑死病的死亡率太高了，当时人不只害怕和病患接触，甚至还传言只要被病人的目光看到就会染病。这种谣言当然更强化社会的恐慌。
《十日谈》（Decameron）的作者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提到，疾病的恐惧造成家庭分崩离析，染病家人被遗弃，死后往往亲友也不敢出席死者葬礼，甚至因殡葬工人也病死或逃逸导致死者乏人收埋。当时流传住在山地的人因为长期呼吸新鲜空气，体质强健比较不会罹患瘟疫，可惜很多从高地招募来的工人也无法幸免于难。
民众对医师的信心也不高，薄伽丘说“医师的建议或任何的医药都没有价值”，面对凶猛的疫情，如果没死，逃离疫区似乎是最好的自保方法。不只民众，连许多医师、官员和神职人员也纷纷避疫。临终的宗教仪式在中世纪社会极为重要，由于神职人员死的死、逃的逃，以致许多家庭找不到教士来举行临终仪式，教廷为此破例让不具神职身份的俗人、甚至女性，也可以聆听死者最后告解并代祷。有些城市的官员和警察也都擅离职守躲避瘟疫去了，导致市政停摆治安败坏。当然更有不少民众逃离疫区，但他们偶尔也会遭到其他地区的人排斥与阻挡。
疫情期间出现了寻找代罪羔羊的丑恶恐怖现象，乞丐、流浪汉与外地人被指控散播疾病而遭到攻击与杀害。普罗旺斯、瑞士、加泰罗尼亚、日耳曼南部以及莱茵河地区则出现指控犹太人蓄意散播瘟疫，许多犹太社区不分男女老幼都遭到基督徒火刑处死。尽管当时的教宗克勉六世（Clement VI，1291-1352）明文禁止攻击犹太人，声称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一样会染疫，因此瘟疫不是犹太人散播的。但教宗的诏命仍无法阻止攻击犹太人的风潮，尤其是在日耳曼地区。
过去有人认为犹太人是因为放高利贷引起贫困庶民的怨恨，然而近年的研究指出，当时的犹太人并未从事贷款给平民大众的生意，遭到审问的犹太人中也没有从事放贷者。史料显示指控犹太人的主要是王公贵族，而当时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更是煽动屠杀犹太人的幕后黑手。在史特拉斯堡，虽然当地工匠行会设法保护犹太人，但该城贵族出身的主教却动员当地贵族势力，屠杀该城数千名犹太人，还推翻原本由工匠行会主导的市政府。
理解瘟疫的两种角度：宗教 VS 统治者
面对这样的大灾难，教会与宗教信仰较为虔诚的人士用神学的角度理解瘟疫，认为人们奢侈、贪婪，纵情声色物欲而远离的上主，瘟疫是上帝对不虔敬者的惩罚。因此教会要求信徒祷告、忏悔和朝圣，也有些城邦通过法律严禁通奸、赌博、口出恶言以及不守安息日。但朝不保夕的恐惧也激起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及时行乐，人放纵欲望奢华欢宴的行为多有所闻。《十日谈》中就描绘了许多在瘟疫中放纵享乐的心态。意大利某些地方甚至进行苦行运动，人们群体游行鞭打自己，但此行为因对教会当局颇有批评不满，而遭到教宗谴责为异端。
除了逃亡与迁怒，欧洲社会也试图以医疗与行政手段来因应这场大疫。医学界遵循当时西方医学传统的体液学说来了解此一疾病，认为瘟疫是吸入尸体等腐败物质散发的有害气体，导致病人体液的失衡与败坏而引起。此外，也有人怀疑是天象异常导致了瘟疫的发生。要治疗此病，病人得调整饮食起居，食用清淡却滋补的食品与多休息。医师也会帮病人放血、开药给病人服用，乃至以手术切开肿大的淋巴。
政府当局则倾向认定瘟疫是种传染病，感染源是由外地来的人或货物所引进。在灾难来临时，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因此地中海沿岸的城邦为了因应疫情采取了一系列立法、行政与卫生措施。一些城邦开始对外来的人与货物进行检疫。意大利城邦限制和疫区的往来，禁止进口疫区的布料服装。英文的隔离检疫（quarantine）一词就来自意大利方言。位在今天克罗地亚境内的拉古撒共和国（Ragussa），在 1377 年开始对来自疫区的人与货物进行 30 天检疫，1397 年起延长到四十天。1383 年，马赛也开始采用检疫制度，威尼斯、比萨与热内亚等意大利重要贸易城邦先后跟进。
一些国家也建立隔离所与医院来收容病人，包括专门收容、隔离瘟疫病人的“疫病所”（pest house）。当时驻跸亚维农的天主教教廷最早采取这样的做法，在城外搭建木屋收容染病之人。后来也有政府采用原本收容痳疯病患的病院来收容黑死病患者，乃至兴建更具规模的医院来隔离病人。除了检疫之外，意大利城邦当局订定法规与聘用专责人员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状况，清除肮脏污秽、防止监狱过度拥挤、规定尸体埋葬的规则等，聘请医师检查与治疗病人。这些做法后来也得到其他国家效法。这些预防黑死病的措施，成为日后现代国家公共卫生的滥觞。
在黑死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之后，原本的社会与经济也出现改变。
中世纪史学者赫利夕（David Herlihy）对佛罗伦斯的研究就指出，由于大量人口死亡造成人手短缺，工资因而上涨，改善了工人的处境，但许多人在经历生死交关的疫情之后，面对工作机会与更高的收入时却选择享受生活，更愿意把金钱花在华服与饮宴上面，政府甚至为此颁布禁奢令。此外，在人口大量减少后，职业行会并没有相应地减少招收学徒，而是为了维护传统仍招收同额的学徒，因而较为不易挑选到与过去相同水准的人才，导致行会抱怨新手的水准降低不少。
在此之后，黑死病每隔数年就卷土重来，之后出现间隔拉长到十余年乃至更久，但疫情主要出现在个别城市，严重程度也不一。马赛于 1720 到 1722 年发生了西欧最后一次的重大疫情。在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民众仍常常离开瘟疫蔓延的城市到乡下避难。我们都听过牛顿为了躲避 1665 年的大瘟疫，在安静的乡下潜心研究，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著名事迹。美国历史学家孔亨（Samuel K. Cohn）则指出，由于瘟疫通常发生在夏天，意大利的贵族常在此时前往乡下避疫，并为此在乡下兴建庄园别墅。此一风气随后受到富裕阶级的效法，形成夏天到乡下避暑的习俗。
瘟疫也使天主教出现新的圣人崇拜信仰，一些护佑民众免于瘟疫所害的圣徒开始受人崇拜，如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圣洛克（Saint Roch, 1295-1327）等等。其中最为神秘的是圣洛克，据说他生前致力于照顾罹患瘟疫的病人，甚至因此染疫，就在他自认无救即将死去的时候，跑来一条狗舔他的脓疮，他因此而痊愈。
除了向这些主掌救治瘟疫的圣徒乞求神迹，教会也会举办驱逐瘟疫宗教游行，请求上主或圣徒让瘟疫赶快退散。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类行为纯属迷信，游行更是增加群聚感染的风险。然而，如孔亨所强调，当时这类信仰某种程度上安抚了民心，有助防止黑死病首度爆发时让社会近乎失序解体的恐慌。
缺乏劳力、新发明诞生，黑死病的深远影响
中世纪末的黑死病造成欧洲大量人口的死亡，这必然产生重大的冲击，但带来的影响与后果是什么？
一个常见说法是，黑死病导致劳动力的短缺与工资上涨，促使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瓦解与新的商业社会兴起。疫情期间天主教会的失能导致其知识与道德权威受损，促成了文艺复兴与日后的宗教改革。历史学者赫利夕甚至认为，工人的短缺带来节省劳力的需求，促成了包括古腾堡活字印刷等重要科技的发明。
然而，美国历史学家琳德曼（Mary Lindemann）指出，这些大叙述近年都受到了质疑与反驳，在许多更为特定而细腻深入的研究问世后，历史学者发现黑死病对欧洲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颇不相同而无法一概而论。
黑死病就像许多重大的历史议题一样，在学界进行了更多且细节更丰富的个案研究之后，过去原本清晰鲜明的历史大图像，如今反而因为过于复杂而模糊难辨。
参考资料：
Samuel K. Cohn, Jr., Epidemics: Hate and Compassion from the Plague of Athens to AI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Samuel K. Cohn, Jr., “Patterns of Plague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Modern Europe”, in Mark Jackson (ed.)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Disease (Routledge, 2017), pp. 165-182.
David Herlihy,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k Harrison, 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 (Polity, 2004).
Mary Lindemann,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Katharine Park, “Black Death”, in Kenneth F. Kiple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12-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