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霍乱全球大流行时，正值印刷术成为大众媒体的工具。因此有关大流行的戏剧性新闻与更多的细节，也用更快的方式传播，导致了大众恐慌。例如早在霍乱抵达美国之前，报纸和通俗杂志就以包含影像在内的方式，以长篇幅做绘声绘影的报导，谈论它如何从东方前进到俄罗斯与欧洲。
十九世纪登场的还包括新科技与跨越全球的贸易，欧洲帝国的偏僻地区整合到全球经济之中。航海技术的改进，特别是高速的快船的发展使得鸦片贸易得以扩张，巩固了欧洲、美洲和亚洲之间的经济连结。轮船和火车载运一波波的移民在欧洲内部移动，并将他们送往美洲。到了 1830 年代，蒸汽轮船开始行驶从欧洲前往印度、非洲以及澳洲等所有主要的帝国航线。
在 1840 年代之前，从英国绕过非洲的帆船需要五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抵达印度，而蒸汽轮船则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苏伊士运河更大为减少旅行的时间。同样从 1830 年代开始，蒸气轮船将横跨大西洋的航行时间从两个月缩减到 22 天。包括跨里海铁道在内的俄罗斯火车网络，则于十九世纪下半将接下来一波波的霍乱带到整个俄罗斯。
虽然欧洲对于霍乱的传播有很大的警觉，甚至是恐慌，但是当第一波大流行出现时，有关这个疾病的医疗知识仍相当贫乏且片段。这个状况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城邦的瘟疫惊人地相似，当时医师也是对该疾病及其对抗方式所知不多。虽然大多数医疗人士相信霍乱是从亚洲来到欧洲，但他们无法精确地建立其传播的方式。
要在第一场大流行发生超过半个世纪之后，柯霍（Robert Koch）才在 1883 年发现霍乱细菌。在这段期间（甚至在柯霍的发现之后）对于霍乱的起源和原因，乃至最重要的是其确切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激烈的医学辩论。这深切关系到该采用何种预防措施，因此表面上虽是医学的困惑，却很明显地有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面向。
在疾病病菌说建立之前，十九世纪早期疾病瘴气理论对霍乱的传播提出两种相反的看法。其中一派是接触传染论者，成员大多在法国和德国，相信霍乱是由人与人接触所传染的。法国与德国的接触传染论者相信和亚洲日益频繁的贸易与人际关系（特别是通过英国的贸易），将霍乱引进欧洲。只要是来自可能有此疾病病人的港口，任何船只皆须进行隔离检疫，这是欧洲对于传染病入侵的固有反应。
另一派则是非接触传染论的医学理论家（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相信霍乱就像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一样，是由环境因素与厉气所传播。他们因而强力支持在过度拥挤的都市空间推动卫生以解决霍乱大流行；他们也反对任何的检疫措施，认为面对地方环境因素引起的疾病，这些做法是无效的。某些非接触传染论者相信霍乱无法轻易透过人类的接触来传播，而是盛行于居住在低洼、通风不良而易于产生瘴气之地的居民。还有一些人相信霍乱源自“腐败的”热带大气所含之败坏的有机物质。
根据非接触传染论，此一疾病是透过贸易风以及贸易船只不卫生的环境而传播到欧洲。他们相信霍乱之所以能传播到欧洲，是因为欧洲也有不卫生与不健康的环境，特别是十九世纪的英国由于工业化与都会贫穷而产生了这样的环境。非接触传染论与接触传染论都同意的一点是：霍乱起源于印度。
在医学辩论不休的同时，欧洲国家决心要透过外交来因应此一大流行。法国在 1834 年提议举办讨论国际检疫标准的会议。这个建议并未立即实现，要到 1851 年才在巴黎举行第一届全球卫生会议。从 1851 年到十九世纪结束，数个欧洲国家总共参与了十场正式的国际卫生会议，但要到 1893 年才对于疾病的侦测以及隔离检疫最短与最长的拘留时间达成协议。
1851 年的第一届国际卫生会议，大多数欧洲国家偏好以检疫来防止海运传播疾病。然而英国反对此议，这主要是因为担心检疫会对印度的贸易有不良影响。对来自印度的船只与货物进行漫长的隔离，会成为一种极为昂贵的霍乱预防方式。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海运与贸易国家，其快速成长的工业需要殖民地的原物料与市场，因此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偏好自由贸易。
虽然英国的医疗卫生传统有自己的轨迹，但其所公开支持的霍乱医学理论大多偏好非接触传染论，这点不纯然是偶然的。非接触传染论者提出隔离之外的其他措施，像是针对都会贫民区进行卫生“清理”来消灭霍乱。
英国的医疗当局与地方政府在这段期间持续推动卫生运动。由于霍乱被视为是一种空气传播的疾病，因此 1830 年代在艾克希特采用了数种薰蒸的方法，包括烧焦油与焦油桶以及在封闭的地方煮醋来“净化空气”。正如一位观察者所注意到，通常“这些东西〔消毒剂〕的味道，要比霍乱本身的味道还更糟”。
英国的殖民地也采纳类似的措施。当霍乱在 1850 年首度袭击牙买加的金士顿时，光是这个城市就死了四千名居民。病急乱投医的卫生局从军火库借来一门加农炮，对着金士顿的街头发射空包弹，“以摧毁遭到疫病侵袭的城市暗巷里潜伏的致病力量”。由于相信霍乱存在于空气中，在印度为了预防军队遭到感染，军事当局下令部队如果遭到霍乱袭击的话，行军时必须和风向保持直角。
霍乱空气传播理论受到约翰．史诺（John Snow）的挑战，他在 1854 年将霍乱连结到受污染的水源──就他所研究的案例而言，是伦敦苏活区（Soho）的一口水井。他的发现使得焦点由空气转移到水，但这实际上却强化了非接触感染论的立场，于是他们对霍乱问题有了相对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提供清洁的水源，而非采用牵涉甚广的检疫方法。
霍乱的空气传播论与饮水传播论都为英国公共卫生运动注入活力，特别是在拥挤、不卫生的工业贫民窟。把霍乱归因到威胁当地的环境条件，也促使现代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在英国出现。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这位英国公务员与社会改革家在 1842 年出版《劳动人口卫生条件报告》，指出不良的生活条件、过度拥挤以及恶浊的空气使得都市人口容易罹患流行疾病。这份报告的主要成就是搜集英国穷人生活与卫生状况的大量统计数字。报告为穷人的生活状况提供能见度，而且将霍乱乃至一般疾病连结到人民的社会经济条件。
这样的证据也促使国家介入健康不良的都会穷人的生活。霍乱爆发是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公共卫生运动以及提供公众干净饮水的关键。英国在 1848 年通过公共卫生法案，纳税人的钱首度用来清洁工业英国的街道和都会穷人生活的贫民窟，1875 年新的公共卫生法案迫使地方当局必须提供适当的排水、污水处理与饮水。实际上，霍乱疫情激励了欧洲的公共卫生措施。
十九世纪医学的胜利在于预防而非治疗；关键则是为军营以及伦敦和巴黎这类大都会居民的平民人口提供干净的饮水，而这分别是由查德威克和维勒莫（Louis-Rene Villerme）这类卫生推动者所发起的。较好的饮水供应与污水排放系统，可说是欧洲死亡率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大幅改善的重要原因。同时出现的是英国劳动阶级的意识提升，他们要求更好的薪资、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生活方式的全面改善。当然这也延伸到热带殖民地的平民人口，但大多数是非常片段的延伸。
非接触传染论以及偶发接触传染论在英国医学思想中持久的影响力，加上十九世纪公共卫生运动的成功，以及如果对来自印度的船只进行检疫预期会对英国帝国经济造成的损失，皆强化了英国政府反对在欧洲实施检疫的顽固立场。当时的英国报章杂志将检疫制度形容为无用的、可憎的，甚至是不道德的。然而在 1851 年的会议中，大多数（欧陆的）医学权威相信霍乱是超越国界的，所以需要国际合作。
另一个促成欧洲坚持检疫制度的因素是对东方的普遍恐惧：此时东方在欧洲的想像中是个黑暗而不卫生的地方。这点特别展现在欧洲对于穆斯林朝圣之旅（穆斯林每年到麦加朝圣）的态度。十九世纪初期，法国和英国开始在北非和部分阿拉伯世界成为主导力量，他们越来越认定穆斯林从亚洲前往麦加的朝圣之旅，将霍乱带到了中东，接着透过商业网络散播到欧洲大陆。因此法国和英国都同意所有的朝圣旅客皆必须接受检疫，而大体上也加以强制执行。
虽然从 1851 年开始就在讨论穆斯林朝圣客是霍乱带原的议题，但要等到 1865 年麦加第一次爆发大规模霍乱，事态才变得紧急。欧洲国家认定这场疫情是由来自东方日益增多的朝圣客所引起，这个议题在 1866 年于君士坦丁堡举行的卫生会议中成为迫切的焦点。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要求对穆斯林朝圣客进行卫生管制，特别是那些从“东方”来的朝圣客。
至此，欧洲卫生当局明显将伊斯兰与东方视为欧洲卫生运动进步的阻碍，因而在朝圣客的路途设置了粗暴的留置措施和各种障碍。最重要的检疫站是西奈半岛阿图尔（al Tur）的隔离病院，朝圣客要在那里留置 15 到 20 天才能进入埃及。此外，任何疑似霍乱患者皆必须在炎热与酷寒交替的环境下留置三到四个月。如此严格的检疫在地中海东方边界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要到 1933 年朝圣客开始接受疫苗接种之后，检疫才较为宽松。
接下来数十年间举行的卫生会议，关切的不只是要发展出霍乱控制的国际共识，也涵盖防止鼠疫与黄热病从亚洲与非洲散播到欧洲与美洲。欧洲国家达成的协议很有限，艰难的协商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之所以需要花如此长的时间来达成标准检疫制度的协议，关键因素之一是对每个出席国际卫生会议的国家而言，检疫制度不只提供对疾病的防护，同时也必须满足不同的政治与经济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