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早年生长在农家，成为贵族后才搬家到都城曲阜里面，当了大司寇以后，他也过上了卿大夫的上流生活，家大业大。大贵族家里主要是各种亲戚，帮族长工作，获得封邑或者领取报酬；但孔子父系孔家这边没什么亲人，母系颜家那边多是不上台面的底层人，给他干活、充门面的，主要是学生们。
家里人多事多、开支大，也需要一位管家（宰）来操持家务，孔子为此选了一个叫原宪（字原思）的学生，给他的年薪是九百斗粮食，相当于孔子年俸的 1.5%。原宪本来不富裕，有这点收入就算很可观了。
但原宪觉得，给老师工作是自己的分内事，想推辞掉这份收入，孔子劝他说：别不要啊，可以分给你的邻居街坊们！
当时多是聚族而居，街坊邻居也是同族的亲戚。原宪的特点是非常廉洁，道德标准很高，确实最适合给孔子当家理财。相比之下，冉有在公务上帮孔子管账，就很大手大脚了。
《论语．乡党》篇记载了一些孔子在“乡里”（社区）生活的言行，而且是和他从政时的各种言行放在一起的，所以孔子当了大司寇之后，可能搬了新宅院，这两种记载就放一起了。
这里说说孔子在“社区”的生活，这属于社交生活和邻里关系。
春秋时阶级划分明显，“士、农、工、商”是最主要的世袭阶层。其中士是贵族，其余的都是平民；能居住在曲阜城内的农民很少，主要是士、工、商三个阶层，或者说职业。
那时的居住区划分比较严格，各阶层的人各有城区，不会杂居。商人居住的城区是“市”──市场，那时大街上不能随便开门店做生意，都要在“市”的街区里面；手工业者也有专门的城区，现在考古发掘出一些西周春秋的城址，都能看到这种手工作坊集中的城区，因为像冶金、制陶、制作骨器这类作坊，遗址很容易分辨。
士大夫等贵族，也集中在自己专门的城区里面。当然，高级贵族会有好几个“家”：都城里有一处主要的家，供在朝廷上班用，大贵族的宅院很大，有很多层院落，往往要占一个街区甚至更多。此外，贵族在都城郊外往往有一处乡间别墅，供假日里家人、同僚们休闲聚会。然后，在自己的封邑还会有一处家宅，如果犯了错误、得罪了国君，贵族往往要辞职回封邑居住，表示闭门思过。大贵族的封邑很大，像三桓家族瓜分了鲁国，他们都要营建一座城池做自己的封邑中心。
都城里士、工、商分城区居住，这是普遍情况，但也有例外。比如齐国的老丞相晏婴，他家就住在市场附近，而不是贵族城区。他解释说：这样买东西方便。但鲁国是很重视传统礼仪的诸侯国，按阶层分区应该比较严格。
那时不仅农村里有乡，城里的城区也叫“乡”，跟贵族生活有关的乡，都是指都城里面的城区。比如，贵族礼仪里有专门的“乡饮酒礼”“乡射礼”，有人误会成在乡下野餐喝酒、射箭，其实这是贵族们在城内宅邸的社交宴会。
城里同乡（城区）的街坊邻居、宗族亲戚是“乡党”，比如《论语》里有一卷的篇名就叫“乡党”，这可不是农村老乡的意思。
比乡再小的街道、社区叫“里”。孔子说：选择安家的“里”，一定要有仁人做邻居才好，这样便于求知。从这条能看出来，孔子在城里搬过家，应该是当了大官换大宅子。
对于不务正业、屡教不改的贵族子弟，当时有“强制搬迁”的惩罚措施：第一次惩戒，先强制搬迁到相邻的城区（乡），离开家族、宗族的聚居地；如果还不改悔，就强制搬到郊外；再不改，搬迁到边境，直到最后放逐到化外蛮夷之地，后世的流放刑罚就是从这来的。
乡饮酒和乡射，是贵族们主要的社交聚会，孔子师徒编辑的《仪礼》中，对它们的程序有详细记载。古代注释家说，这是管理乡的大夫组织的活动，按时令举行，其实不一定，有影响力的贵族可以随时召集，像孔子少年时，季氏宴请所有“士”以上的贵族，就算是一次大型的乡饮酒礼。孔子成了大夫，肯定常参加这类宴会，他家也可以举办这种聚会。
乡饮酒礼，或者比较正式的社交宴会，一般是主人家拟好需要宴请的宾客名单，派发请帖，还要请一位擅长社交、懂礼节的贵族担任司仪。客人到了以后，按照年龄在堂内依次就座。古代中国不像现在坐椅子、沙发，那时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大席子，上面有每个人坐的小垫子，宾主登堂入座，要脱鞋、脱袜子，跪坐在垫子上，具体说就是先跪下，再坐在自己脚后跟上。成语“正襟危坐”，这个危坐就是跪坐。孔子坐有讲究，“席不正，不坐”。
中国古人习惯用“磕头”表示尊敬，跟这种坐姿有关，因为那时坐着就是跪着，弓腰低头表示初步的敬意，这叫“拜”，其实就是跪着鞠躬；更高的敬意，就要把手放到席子上（左手在右手之上），躬身把额头磕到手背上，这叫“稽首”，类似于后世的磕头。唐宋以后，中原人不再席地而坐了，磕头就成了很特殊很隆重的礼节。
如果席间表示恭敬、致谢，就跪着把身子直起来，这叫“作”。孔子在社交场合，如果见到穿丧服的、穿礼服的（正式的冠冕，上朝的装束），哪怕是很亲密的私交或者比自己年幼的，都要表情严肃，跪起来“作”一下，表示尊重。见到盲人经过也是，这种人一般是宫廷乐师。如果穿丧服、礼服的或者盲人已经落座了，孔子经过他们面前就小步快走（趋），这也是表示尊重。
宴会社交
贵族的社交宴会有一套复杂程序。主家仆人先请客人洗手，有专人端著温水壶（匜）和接水的铜盘伺候，洗完有人奉上手巾。商周青铜器里面，有很精美的“盘”，比如著名的“虢季子白盘”，都是接洗手水的。当然，只有在很隆重的社交宴会上，才会用这种精美铜盘。
这么洗手的时候有讲究，就是手上的水不能乱甩，要等主家人奉上手巾擦手，不然就是对主人的不尊重。晋文公重耳早年流亡时，一次没在意这规矩，就惹下了麻烦。
席地而坐吃饭时，没有共用的大餐桌，而是每个人面前摆几只盛菜肴的高足盘（古代叫“豆”，字形就像个高脚盘），搭配酒樽和盛主食的器皿，比如盛米饭的小竹篮──“笾”。
吃饭前，宾主一般先举一下酒和肉，表示敬一下天上的神明，然后每一道菜肴汤品，都有主持人安排的顺序。正餐有各种炖熟、烤熟的肉和内脏，顿顿吃得起肉，是贵族最主要的特征，他们也叫“肉食者”，这种人大都长得白白胖胖，普通农民粗粮野菜都吃不饱，就又黑又瘦了。
餐具有类似西餐的餐叉，主要是吃肉用，还有勺子和筷子。这些餐具有竹木质地的，也有铜或骨制的。
除了肉食，还有主食──主要是蒸饭和稀饭，佐餐的调料酱，腌菜，米酒（那时没有白酒）。腌菜和调料酱的种类很多，各种蔬菜、野菜、肉类乃至水产品都可以做酱、腌菜。《礼记》里说，吃饭时不能用手把米饭捏成饭团（毋抟饭），说明当时人可能还有用手抓饭吃的做法，只是不能搞得太随意。
吃到一半，会有乐师登场奏乐，乐曲顺序都是定好的，宴会不同阶段演奏不同的曲子，还有歌手演唱《诗经》里的篇章，一般都是和宴会有关的内容。演奏完毕后，主人还要向乐师敬酒、上饭菜。
光看《仪礼》这些程序，会觉得太拘谨了，其实到宴会的后半场，这些仪式性的活动就少了，气氛更加自由，主人或宾客可以互相敬酒，起身唱歌、跳舞，《诗经》里这叫“式歌且舞”，就是又唱又跳。[5]跳舞的人，还要用动作邀请坐着的人来一起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蹲蹲”不一定是往下蹲，而是跳来跳去的样子，在鼓点伴奏下翩翩起舞。唐宋以后，汉人基本都不会跳舞了，其实之前曾经很流行。
喝过三轮酒之后，往往就有人开始醉了，入席时还很正经，颇有风度，这时就大喊大叫，灌别人酒，说些让人难堪的胡言乱语，跳舞也站不稳，经常摔个跟头，把盘、碗餐具踢翻了，甚至帽子都掉了：“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这时主人就感到麻烦了，主持人会试图控制醉汉，但也不容易，因为他很可能是地位高的人物，不敢得罪；要是醉酒的人再多一些，宴会就可能以打斗收场了。
宴会正式结束，要长者先离开。那时六十岁的老人可以在公共场合拄拐杖，孔子每次宴会，都要等持杖的老人都离开了再退场。当然，这肯定是他六十岁以前的事，以后就和老先生们一起拄杖离场了。主人家主仆要关照客人离开，特别是喝醉酒的，要哄著扶他上车，老实著别摔下来。
按礼仪，参加宴会的客人，第二天还要到主人家答谢，再一起吃一顿，这次的礼节就不那么严格了。
乡射礼，是比赛射箭的聚会，它的起源应当是周人早年的习武操练，到春秋时也变得文质彬彬了。乡射礼的前半段和饮酒礼差不多，都是主人招待客人进家，吃喝，奏乐，然后开始比赛射箭，有专门的主持人兼裁判，而且不止一位，各有分工。
参加射礼的人多，要选出两个“代表队”，一个队里要兼有主人家的人和客人，也要兼有不同等级的贵族：大夫和士。比赛一般进行三轮，每次每人射四支箭。代表队射完后，主人和地位高的嘉宾射，再由其他宾客射。
要选一个人报告射箭命中的靶数，他躲在箭靶附近的一块牌子后面，避免被误伤，这块牌子叫“乏”，所以那时有个“承乏”的习语，是担任某种职务的谦称。
在射箭的时候，射手是“袒”的，就是把上衣褪下来塞到腰间，裸著胳膊便于拉弓开弦。有些地区风气开放，比如齐国，或者更南方的陈、蔡等国，贵妇人也会参加社交宴会，喝多了气氛就比较暧昧了，常出各种艳遇乃至丑闻，但史书中还没有女人参加射箭的记载。
每一轮比赛结束后，射手退场回到坐席，计算两队的成绩，输的一方要喝酒，由赢的一方倒酒，端给输家喝。所有宾主都射完后，入座吃喝、奏乐。然后可以再比赛一轮。最后既有个人成绩，也有代表队的全体成绩。
在这种社交场合，孔子一般都比较低调，很少高谈阔论，“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连射箭的机会也尽量推让。
射礼包含了很多吃喝宴会的内容，而在正式宴会里，还可以举行简化版的射箭游戏，就是“投壶”，把箭投到一个长颈陶壶里，这种壶一般高一尺多，口径大如拳头，壶肚子里装满豆粒。比赛投壶也分主、宾两组，有专门的主持人，规则比射礼简化了很多。
孔子对射礼的评价不错，他说：君子没有什么要争的，非要说有的话，就是射礼了吧！双方互相揖让，再登上射位，下场后又互相敬酒。这才像君子的争法。
孔子时代搞射礼的时候，古希腊小城邦的男人们正在光着身子竞技：赛跑、摔跤、扔标枪。相比之下，周人的竞技比赛项目确实太少，而且没有对抗很激烈的。
孔子当了官，想跟他拉关系、套近乎的自然多了起来，无非是想获得提携，多捞点资源。孔子已经在贵族队伍下层活了大半辈子，见识过各种人的谋生小技巧，这方面比较清醒。
当时贵族社区有个年轻人（阙党童子），老想在孔子周围找点儿事情做。有人对孔子说：“看来这人很上进啊！”孔子说：“我观察过，他专门往大人物身边凑，走着路都想跟先生辈的搭话，这不是想上进，是想往上爬的快一点而已。”（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孔子的交往圈子里也有些比较“出格”的人物。比如一个叫原壤的，他是孔子的老朋友，但不是颜家庄那个环境的，应该是他认祖归宗后在孟氏贵族社交圈里结识的。这个原壤的风格很像魏晋名士，不遵守礼法，任性放荡。
据说原壤母亲病逝，孔子尽朋友的义务，去原家帮助操办丧事，给尸体入殓。原壤却不动手，他爬到了院里一棵树上大喊：我好久不唱歌了啊！然后唱了一首情歌。孔子只能自己该干啥干啥。
有人问孔子：他自己家的丧事都不关心，你何苦忙活呢？孔子说：我就是把我该干的干好。[12]
在社交场合，原壤也经常放荡不拘礼节，比如在宴会上，他公然把两条腿伸直了坐席子上。那时正规姿势是跪坐，把脚伸到前面很不礼貌，孔子有次拿手杖敲原壤的小腿，一边骂：你小时候不尊敬家长，大了没什么作为，老而不死，这就是贼人！这时的孔子和原壤应该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鲁国还有个叫“互乡”的士人（也许是他住的街区的名字），大概有比较严重的洁癖和自闭症，甚至还有忧郁症，很难和人交流。有一次，他居然到孔子家登门拜访了，可能是觉得孔子学问名气大，能帮自己解决一下心病。
陌生士人结交，有一套“士相见礼”，最重要的是，第一次登门拜访时，要有一位起引荐作用的中间人；如果没准备，可以让自己的仆人在前面敲门、递送名片和礼物，反正不能自己一个人登门，那样太冒失。这个互乡来访，却只带了一个小孩子当介绍人，大概是他的儿子。
孔子的弟子们都很纳闷，不知道该不该接待他。孔子说：既然人家来了，还挺按礼节办事的，就见见吧，反正到家里就算咱们的客人，离了我家，他干的事情就和我无关。
两个人见面后怎么聊的，《论语》没记载，可能还是尴尬收场，因为孔子不是心理医生，不会应付这种事。这算是孔子经历里面比较无厘头的一次，他当官以后，见识各种人和事的机会都多了。
富贵生活的享受
当了大司寇，孔子的车马也升级了。有次孔子下朝回家，听说家里失火把马厩给烧了，他急着问伤人了没有，却没问马的损失，这是他在乎人的安全：“仁”，马倒不重要，这也说明孔子已经有比较像样的马厩了，马的数量应该不会太少。
孔子本来是穷苦人出身，后来当职员，当教师，生活水准也不算高。但当了官以后，待遇高了，生活立刻变得精致起来，衣食住行都有一套讲究。
吃饭的讲究程度最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米磨得越精越好，鱼和肉刀工切得越细越好，没有上限，追求极致。鱼或肉腐败、变味、变色的不吃，这些符合养生之道，还说得过去，后面的就有点过分了：烹调技术不好的不吃；鱼和肉切得刀功不好，不吃；没有搭配的调料酱，不吃……孔子小时候估计饭都吃不饱，肯定是有啥吃啥，可一旦富贵了，就讲究得有点过分。
还有，外面食品店买来的酒、肉，一概不吃，这可能有安全的考虑，也关乎身份形象。
怎么吃饭也有规矩，必须在固定时间开饭，吃饭还不能说话，也不能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当食不叹”。[17] 很多人类族群都有这种静默进餐的传统，可能是食物匮乏年代的普遍现象──觉得吃饭是很神圣的事情，随便说话就对不起老天赐给的这口饭了。人类的多数宗教，都有进餐之前或之后的祈祷经文，感谢神灵赐予食物，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进入工业时代之后，食物变得普遍充足、过剩，人类才逐渐忘却了这些风习（其实动物的“护食”行为，也是来自对食物的极端重视）。
关于对食物的尊重，孔子还有个习惯，就是每当有丰盛的饭食端上来，必须“变色而作”，就是沉默、表情严肃，跪坐着把身子直一下；哪怕吃不太讲究的粗粮、蔬菜，他也要面色凝重，表达恭敬之情。
西周和春秋的贵族，还有“佩玉”的讲究，就是在腰带上挂一些小玉饰，主要是为了听声音：当人走路、乘车的时候，玉佩会随着步伐节奏碰撞出叮叮当当声，一派雍容华贵气象。
贵族让下人伺候着穿衣打扮好，要先看看是否一切齐备，还要走几步，听听佩玉的声音是否满意，这叫“观玉声”，确定都没问题了才能出门。玉佩有环、玦、璜等不同的造型，要用它们的碰撞声制造不同的音响效果，发声的频率、音阶、音色都不一样，很有讲究。
为了达到好的音响效果，人的活动必须舒缓自如，四平八稳，不能火急火燎的毛躁，那样响声就乱了，这也是阶级身份的体现。一大群显贵人物雍容闲雅、宽袍博带、叮当作响地走过来，就更有效果了。
不同身份的人，佩玉规格也不一样，《礼记．玉藻》这方面的记载比较多，比如天子用黑丝带佩白玉，公侯用红丝带佩“山玄玉”，大夫用白丝带佩“水苍玉”等等；还有些关于孔子佩玉习惯的纪录，孔子肯定有不止一套玉佩，他还有个象牙环，直径五寸（约十二公分），系杂色丝带，也是和玉佩挂在一起听声的。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玉是端架子的行为，自然会有不适合的场合。比如守丧期间不佩玉。在大臣上朝、士人伺候上级、晚辈侍奉长辈时，甚至翻脸动手打架时，也不能端著四平八稳的架子，这时要把佩玉塞进腰带里，叫“结佩”，那时的腰带是布带子，宽，正好可以做这个用。
孔子穿衣服的讲究，首先是不穿太花俏、太艳的颜色，夏天的衣服不能太薄太露，冬天的皮袍子不能皮毛外翻，可能是觉得这样显得粗野，所以要配织物外罩，罩袍和皮里子必须同色搭配，比如黑羊羔皮配黑罩袍，白鹿皮配白罩袍，黄狐狸皮配黄罩袍，这也说明当官的孔子有了很多裘皮大衣。
当年齐国的老丞相晏婴，一件狐狸皮袍子三十年不换，小气的名声传遍了列国。孔子当官没几年时间，吃穿的讲究都比晏婴高很多。
古人大衣的衣服袖子都长，但孔子要求把右边袖子截短一点，便于拿笔工作，这是实用的标准；去国君的宫殿上朝，都有专门的礼服（朝服），斋戒的时候也有专门的衣服。
坐垫也很有讲究，那时席地跪坐，席子上还要放单人坐垫。孔子喜欢狐狸皮或貉皮的垫子，毛厚舒服，冬天暖和。
林语堂说，孔子吃穿讲究太多，孔夫人伺候不过来，两人就离婚了。孔子晚年确实和夫人离婚分开了，但显贵家里，伺候吃穿这种事都有专门的下人，不用家主母自己动手，孔子当了官，孔夫人正好能跟着享受，两人当年的穷日子都过来了，离婚未必是因为生活讲究，至于两人怎么过不到一起，后面会谈到。
对于孔子来说，当官不止是为了吃好穿好，他还有些费力不讨好、得罪人的工作要干，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三桓专权问题，这有点像与虎谋皮，但孔子有他的一套博弈方法，最终拿出了自己的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