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从有农业进入到战争和掠夺。战争掠夺过程中，夏人率先在夯土技术上有所突破，因此引发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后半期，也就是夏朝时的筑城运动，人口纷纷重组归纳。人口重组的过程中，也就必然进行人口的划分，包括：筑了这座城之后，谁可以住在城里？谁必须住在城外？城内的人如果有纷争时怎么办？
显然到夏朝时，中国的主要社会组织就已经是环绕着氏族血缘原则了。因为有分辨血缘血统的需要──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身份证和户籍誊本，甚至还没有我们今天意义的姓氏──就必须找出方式来标识我自己的人，以及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就发明了族名，发明了族徽。
族名、族徽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今天任何一个人在命名时，如果没有特别想法，最容易随口取的名字是阿猫、阿狗、阿牛，如此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氏族族徽中会有那么多象形的、与大自然有关的东西。那是自我称号，也就演变成某个族类的标记与代表。一个氏族用族徽来自我标示，在那个氏族划分格外重要的时代，这个方法很快影响了其他部族，大家纷纷立起族徽。
族徽累积愈来愈多，还会依照氏族间的关系牵动族徽变化增生，像“亚”字徽就是很好的例子。累积、变化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由族徽转变成我们今天认知的文字。这些符号担负起了别的意义记录与意义传播的功用。
这个变化中有一个关键，显然有一群人，一个特别的民族，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带头进行从族徽变成有意义文字的转化。这个部族最有可能的当然就是后来建立商朝的商人。在这件事情上，和在青铜器的运用上一样，商人有高度的文明贡献。
而且青铜器和文字的发展，恐怕是密切相应的一体两面。青铜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和另一个超越世界的祖宗沟通。要建构起一套两个世界，或者说多个世界之间的权威层级（hierarchy），谁的祖先权威高，其子孙在现实世界就比较有权力，而族徽正是记录祖先血缘代代延续关系的工具。商人因为强烈的祖宗信仰，对于血缘极为重视，有最强烈动机在自己的族徽和人家的族徽上做文章、动手脚，从而慢慢从族徽发展出文字系统来。
如果文字系统的确是从族徽来的，就会牵涉到后来中国文字发展的一项关键问题。族徽本来是氏族的名称，通常源于该氏族的自称，所以应该相应是有声音的。我们从文化人类学中得到的规律，一个族语言里“我”的代称或“人”的称号，通常就是其族名。例如兰屿达悟族称“人”，就叫做“达悟”，所以他们是达悟人。因此，照理很有可能族徽会有声音上的关联，那么语言与文字在商人进行的这一套改革与变化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中国文字没有走向表音文字？理由显然埋藏在这段发展过程里。
记录神秘经验，与巫术有关的文字系统
我们稍微对照读两本古书，然后回头看，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一是《尚书》，一是《诗经》。尤其是《尚书》中的〈盘庚〉，《诗经》中的〈商颂〉，还有《诗经．国风》里的〈豳风〉。传统六经的排列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其中《诗》、《书》、《易》、《礼》、《乐》都是从西周传下来的，是西周贵族教育最重要的教材。对这些西周“王官学”内容，中国传统读书人讨论过一些奇怪且让人不解的地方，例如《尚书》内部篇章有颇大的差别，部分篇章诘屈聱牙到不可思议，即使你将《论语》以降的中国古籍都读懂了，《尚书》里还是有很多篇章读起来像天书一样。
又如《周易》显然用了两套很不一样的文辞系统。〈卦爻辞〉和〈易．系辞〉读起来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易．系辞〉的文辞绝对是春秋之后的产物，那么卦辞、爻辞是什么？怎么来的？
其实最大的差别存在于《尚书》与《诗经》两者使用的文字。今天你翻开《诗经》，立刻能感受到那是一种和语言、声音关系密切的艺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文字、语言上声音的对偶、流荡，清清楚楚。而且大部分《诗经》中的篇章，只要对古文有些基本认识，很容易就能读、能理解。《尚书》就截然不同了。像〈盘庚〉中那样的文字，怎么读都觉得困难，感觉与后来的文字不是那么亲近。
以《尚书》与《诗经》作为对照的文本，我们可以合理推论：《诗经》应该是中国文字和语言系统一次大胆、突破性的结合试验。换句话说，一直到《诗经》成书的年代，大概在西周的早、中期，透过周人的努力，想尽办法将已有的文字符号一一赋予明确的声音与音值，然后用这些字去记录流传下来的语言。或许是民间的语言，也可能是钱穆先生主张的贵族士人的语言。
从这个角度看，《诗经》在中国文化与历史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是律定中国文字声音基础最早的文本。也就是说，从《诗经》以降，中国文字符号才开始有了确定的声音，才和语言发生确定的关系，才能和语言配对。相对地，《周易》的〈卦爻辞〉或《尚书》中年代最古远的篇章，其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就要疏远得多。
并不是说那些字一定不能读，一定没有连带的读音，而是那些字的存在目的，不在于要让人能够一读出来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语言的记录，更不是语言的翻版。文字模仿、记录语言的作用，要到《诗经》之后才有的。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从《尚书》到《诗经》，古代中国的语言会发生那么巨大的改变，从语气到语法全都变得不一样？
最有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字是在商人的手里成形的，所以没有走上表音的路。从一开始，文字就有一种神秘兮兮的姿态，主要是为了记录神秘经验而创造出的符号。文字是刻意被保持其神秘性的，因为这牵涉到商人统治的基础。
别人占卜都用骨，商人就刻意不用骨或少用骨，而选择了其他民族无法用、不会用的龟甲来占卜。这清楚宣示著：我的势力及于远方，而且我控有你们没有的东西。用龟甲占卜，然后在龟甲上面刻字，这同样是为了宣示商人的独特性。
青铜器、龟甲、文字都一样，都指向商人具备秘密管道，拥有秘密权力，可以和另外一个世界超越的、巨大的力量直接沟通。在这种状况下，商人当然不会希望他们写的卜辞，以及记录卜辞的这套文字轻易被理解。那是与巫术有关的一套秘密系统。
举个现实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现在还有道教的“符仔”，道士鬼画符画了半天，那些线条图形念得出来吗？或是被“三太子”附身的乩童，他在沙盘上东画西画，会刚好画出我们都看得懂的文字吗？当然不会，如果那样就不需有旁边负责解读的人，也就失去了其神秘说服力。就因为他画的不会有任何人看得懂，旁边那个人说什么，才格外让人相信。
文字：商人神权统治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文字的起源，以及中国文字最早的用途，很多奇怪的现象会变得比较不那么奇怪，像是文字与语言的分离。毕竟一直到今天的道士符咒，虽然看起来很像文字的某种变形，它就是不能念的，和语言无关的，就算有道士念符，念出来的也一定不会是我们日常听得懂的语言。别人不懂，是符咒存在的根本前提。
这是商人重要的权力来源，基本上他们建立的是神权统治，这就一定需要这些别人无法轻易破解的东西。文字是少数统治阶级所掌管的神秘物品，握在商人手里，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周人什么时候开始对商人产生威胁？其中的一项关键就在于周人不晓得透过什么管道，学会了这套文字系统，可能也学会了商人运用这套文字系统与祖先沟通的方式。当起于周原的这一股新兴势力逐步向东侵逼商人，与商人进行长期拉锯对抗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如何造青铜，学会了如何刻绘青铜器上的种种纹饰，不过周人后来愈来愈不重视纹饰，因为他们发现商人其实更在意的是文字。所以当周人学会了文字，就将文字刻蚀在自己的青铜器底下并展示出来。
那是周人对商人最大的威胁。“看！你会的我也会了，你说靠着这个可以和你神力强大的祖先沟通，祖先的神力因而可以为你所用，现在我也可以靠这套神秘系统和你的祖先沟通了！”照此解释，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周人与周文化的基本个性，以及这套文字系统到了周人手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