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对自己的历史世系，留有很多记载。在文王之前的发展中，他们最看重的先祖，一位是公刘，另一位是太公，而这两位先祖受重视的理由有类似之处。
依照周人自己的说法，公刘之前，周人流窜于戎狄之间，是公刘带他们渡过渭水，到达“豳”，也就是关中平原。公刘带他们离开了戎狄式的生活，进入文明。《诗经．大雅》中清楚地描述了公刘将周人带到这里，赶走当地原有的住民，开辟出一块新的农业土地来。周人定居、发展农业，是从公刘这世开始的。
那太公呢？太公再度带领周人迁居，来到“岐下”，也就是“周原膴膴”的周原。周人来到之前，这个地方有“混夷”居住，太公带领周人赶走了可能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混夷，将这块肥美的土地付诸农业生产，为周人创造了更繁盛的生活。
将公刘和太公的故事放在一起看，我们赫然发现，原来周人有武装殖民的传统，至少存留着武装殖民的鲜活记忆。他们的崛起，就是靠两次关键的武装殖民：第一次公刘带领打下豳，移居到豳垦殖；第二次太公带领拿下周原，再度移居到周原垦殖。部族发展遭遇瓶颈、困境时，武装殖民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这样的部族记忆，对周公的决策应该有相当的影响。二次东征后，他处理东方问题的基本方针，就是启动传统的记忆，发动新一波规模和野心都远远超过先祖公刘与太公的武装殖民运动。封建的本质，就是武装殖民。
周公的智慧不只在于决定在东方布满封建区域，更在于选择派什么样的人到什么样的地方进行封建。找到对的人，给他对的族群势力，指定一块特定的地点，让他们前往，先征服，征服之后定居再垦殖发展，这是封建的实质内容与程序。这样的程序当然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封建不是现成、简单的派任，派去了、上任了就好。“我来、我见、我征服”，然后还要“我垦殖”，一步一步辛苦前进，才能完成封建的任务，才产生了西周林立的诸“国”。
这就是为什么封建的过程，前后要花四十年的时间，从成王一直到穆王。从时间的角度看，周公订定下来的封建策略，到他死后仍然忠实地信守推动着，换了好几位天子，封建大业并没有停顿，也没有改变。
这是周人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之所以能为中国文明奠定坚实基础的根本理由。周人是一群政治奇才，他们最早意识到什么是“统治”，最早设计出有效运用全力达成统治目标的方法。周公是这份智慧的核心、标竿人物，然而这样的政治能力，显然不是周公一人所拥有的，在周公之前有其来历，因而即使周公不在了，封建还能持续稳定地进行下去。
昭穆制：辈分认同与同辈共权
周人原本就有武装殖民的经验，而且到商代晚期，周人内部已经建立起明确的族长制。族长握有很大的权力，部族内部显然也已高度分层化，组构了一个层级（strati?ed）的社会。
西伯昌，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文王”，是一位能力卓越的族长。从各种史料上看，文王的本事与成就，都指向于高度的联盟手腕。他懂得如何利用周人的资源去笼络附近的各方势力，环绕着周人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协同运作的组织。这是周人快速壮大的秘诀，也是商人不得不接受他为“西伯”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族长制，如果不是拥有巨大的权力运用并能分配资源，文王就推动不了这样的联盟。而要将资源集中供族长分配，这个社会的内部也非得有严明的层级分别不可。层级化是在这种生产低度发展阶段时，能让资源集中累积的唯一办法。层级化的社会有助于周人在西方崛起，然而等到周人势力进一步升等，开始进行封建动员时，原本的优势很快就变成问题。
层级化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不会有完全一样的利益认同。动员向外武装殖民，离乡背井前往陌生的地方，忍受各种未知的考验与折磨，艰钜、痛苦是眼前的，收获、发展却在看不见的未来。要如何说服大部分人投入这样的工作中？在权力中心、高层的人，知道扩张的必要性，也明白一旦封建成功了，领有封国可以带给他们多大的利益，但是权力位阶没那么高、底层的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放弃既有的安全保障，参与追求看起来没有什么切身好处的事业？
周公另一项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就在看到了这个问题，及时处理了这个潜在的麻烦。他积极提倡、复原了周部族组织中的一项传统制度，凸显其重要性。这个制度就是“昭穆制”。西周有昭王、穆王，但昭穆制并不是以他们命名的，其存在远早于昭王、穆王的时代，甚至是倒过来，接连两代的周天子叫做昭王和穆王，是因为有昭穆制，受昭穆制的影响。
昭穆制其实是很原始的社群组织原则，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它的核心是辈分区分，也就是突出辈分认同，同一辈的人形成一个紧密认同的团体，追求团体的共同利益。
“昭”和“穆”是对于不同辈分的固定划分称呼。一代昭、一代穆，不断轮流。父亲是昭辈，儿子就是穆辈，孙子又变成昭辈，曾孙则又是穆辈。昭穆制的起源很单纯，在那个人寿不长的时代，正常状况顶多就是三代共存，所以用两个不同名称就足以明确分出辈分了。
台湾有些原住民部落到现在仍然保留了“会所制”，尤其是有猎人传统的部落，会所制的力量很强大、很普遍。会所制就是少年长到一定年纪，要离开家住在会所里，和同年龄的其他少年一起居住、一起长大。如此一来，同辈之间的情谊甚至会高过对家庭的认同。长大之后，他们理所当然和同辈的人一起去打猎。遇到山猪等猛兽，单独的猎人就等于是死猎人。打猎必须互相帮助，彼此保护。谁来帮助你？谁来保护你？是你最能信任的人。对于会所制中长大的人来说，他没问题，一起长大的同辈友伴就是他最能信任的人，也就是他打猎时的依靠和保障。
会所制中必然有一种同辈平等的精神。不管你来自哪一家、是谁的儿子，进到会所里就都是同辈，同辈身份超越一切，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有会所制的部落，在社会组织上必然相应地发展出一定程度的“共权制”或“分权制”，同一辈的团体中，每个成员有着大致相当的权力。
周人的昭穆制也是着眼于辈分认同，同辈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团体内部有着基本“共权合作”的精神。这样的制度起源很早，在周人发展的过程中一度没落荒废了，却在周公手中有意识地予以复兴并扩大。
昭穆制将周人按照辈分，组成特别的二元社会。在仪式上，昭辈和穆辈固定地左右分列。在精神上，同辈形成一个可以互通、尽量泯除成员区别的集体。例如祭拜祖先时，我祭拜的不是我爷爷，而是我爷爷那一辈的所有兄弟，如此强调出同辈的平等身份，同辈成员的平等权利。
就是这样的仪式安排，使得《诗经》出现“诸父诸母”的说法。正确的周代意义，“诸父诸母”强调的是同辈的叔伯、叔母伯母，他们在亲族关系上的地位，和父亲、母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不了解周人这种辈分认同的安排，郭沫若在解释时犯了严重错误，将“诸父诸母”当作上古“群婚制”的证据，以为是一个人有好多爸爸、好多妈妈的意思。
强烈的辈分认同，反映在亲属称谓上。周人说的“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父”不是同一回事。只要是和父亲同辈的，父亲加上叔伯，全都叫做“父”。祖父加上叔伯祖，统统叫做“祖”。在辈分共权的精神下，称呼及仪式上，叔伯兄弟间，你爸爸就是我爸爸，你儿子就是我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