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中石器时期，尼罗河至幼发拉底河一带的远古先祖便停下来迁徙的脚步。
最后一次冰期消退，气候由寒转暖，人类首次获得更为充足和稳定的食物来源，远古人类的大脑和性器官进化显著。采食变得容易，食物剩余开始出现。盐的发现以及腌制、熏制技术的进步，原始人类可以调节余缺，开始摆脱长期朝不保夕的生活，并逐渐逐水草、洞穴而居。
贮藏和定居，开启了人类原始村落文明。
食物充盈，性需求不再因饥饿而受到抑制，相反性功能变得持久而强烈。所谓“饱暖思淫欲”，远古村落成为了人类生息繁衍之地，主要功能只有两个，一是食，二是性。一个是生命的维系，一个是生命的繁衍。
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世界不少地方的远古村落已会驯化动物，种植食物以及饮食正规化。早期的农业革命开始出现，豆类、瓜类、麦类植物出现，牛羊被驯化，并用于托运，狗已成为家畜，并起到看家护院的作用。
此时，不少远古村落实行外族群婚制，村落便成为人类繁衍及幼儿养育的集体巢穴。这方面，女人有天然的优势。
女人温柔的母体以及充盈的乳汁，确保了幼儿免于饥寒。男人一般在外打猎，村落自然留给了女人守卫和照看。但是，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男女性别的分工显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
除了养育幼儿，其它时候女人们俨然是一个个精壮的男人。在村落里，她们打制石器，驱狼赶虎，挥锄刨地，筑建篱笆，编制藤筐，捏制泥罐，修筑房舍，挖掘地窖，搭建畜棚，驯化牲畜，改良品种。
此时的女人不是顶半边天，而是创造了整个世界。她们养育幼儿，保卫家园，肩负技术革新的重任。
村落，最早是庇护、养育的场所，也是女人创造的爱之容器。从村落到城市，实则是这一器皿的扩容，是爱抚养育的延续。芒福德说：“城市正是吸收了这些村庄习俗，才形成了城市自身强大的活力和爱抚养育功能；正是在这样基础上，人类进一步发展才成为可能。”
从远古村落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影子。村落的洞穴、房舍、畜棚、水渠、地窖、谷仓、栅栏是远古城堡，以及今日都市的雏形。用于隔离猛兽侵犯的栅栏，后来演化为城市的防卫城墙。饮水沟渠，晋升为城市的自来水系统。排水暗沟，进化为城市大型的下水道系统。地窖和谷仓，分别是城市防空洞和仓储中心的雏形。
世界不少远古村落都有过生殖器崇拜，其中巨大的阴茎雕饰，演化为城市的宝塔、纪念柱以及高楼。对雄壮生殖器的崇拜以及审美，似乎写进了人类的基因里。时至今日，不少建筑设计师依然喜欢取型于硕大的阴茎来勾勒巍峨的大厦。
在新时期时代，在尼罗河河谷、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以地中海东岸的新月形地带，涌现了大批原始村落，并逐渐演化为远古城镇，如古巴比伦王国首府巴比伦城、古巴比伦尼亚首府乌尔城、古巴比伦苏美尔古城尼布尔城、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太阳城，等等。
几乎所有的远古城镇都起源于农业发达的原始村落。在美索不达米亚河套冲积平原，大片淤泥与沼泽，当土地水分排减，强大的肥力供谷物生长。在今天耶路撒冷附近，这里是全球唯一雨热不同季的地区，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适合栽培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动物。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人口的堆积，村落就可以发展为城镇。今日，人口等于城市的落后观念及政策，在巴西、墨西哥一些国家已出现严重的“反城市化”、“大城市病”问题。
从村落到城镇，依赖于社会分工、公共秩序以及公共设施的进步。
随着驯化动物、种植以及灌溉技术的进步，外出狩猎的投入产出比已低于村落驯化以及种植。于是，当年在外狩猎的男人逐渐回到村落，他们凭借生猛的体魄，驱赶狼虎猛兽，刨地耕田。此时，男女社会化分工才逐渐明显，女人回归家庭，彰显女性魅力，温柔、美丽、妩媚；男人的社会地位也开始提高。
从原来直接诱捕猛兽，摄取食物，到驯化动物，施肥耕种，这说明迂回生产开始出现。社会分工和迂回生产出现后，第一个不直接参与生产的职业从男性猎手中诞生了。随着村落越来越庞大，村落安全是一个族群的生命线，男人猎手们开始承担着保村护院的专职工作。
由于男人猎手不直接参与生产，他们缺乏食物来源，因此村民拿出部分剩余食物供其充饥。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一批公务员。但在当时，这并不能理解为保护费，更多的是集体分配。
到了父系氏族年代，这些出色的男人逐渐成长为令人尊重的英雄猎手，渐而成为部落或村落酋长，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国王。
古巴比伦传说中的吉恩杜便是一位英雄猎手——“拿起武器驱赶狮子，使牧羊人能以安睡；他擒获豺狼，捕捉狮子，使牧民们能躺下休息；恩吉杜就是他们的守卫者，吉恩杜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盖世无双的英雄。”古巴比伦王、编著了伟大的汉谟拉比法典的汉谟拉比也自称是其臣民的牧者。
酋长的出现，意味着王权制度、等级体系的出现，以及私产的强化。原始村落是一个直接生产、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体系，而猎手、酋长和国王出现之后，村落开始向有组织的分工明确的早期城市演进。于是，城市的猎手（军队）、税官、盐官、建筑师、巫师、法典、程序、宫殿、庙宇、大学、道德体系、公共设施以及奴隶产权，就逐渐形成。所谓的“城市革命”便出现。
从分散、自治的远古村落到早期城镇进化，最重要的变量是酋长或国王的出现。苏美尔人传说中的吉尔伽米什，是一个勇敢的猎手，一位捍卫部族的酋长，是巴比伦神话传说中埃里克国的国王，还是乌鲁克城周围城墙的建造者。
在王权制度下，国王指挥着成千上万的人建造城墙、战壕、宝塔、庙宇、祭坛、宫殿、金字塔，开凿水渠和运河。同时，国王掌握着臣民及奴隶的生杀大权。
与猎手的出现类似，城市最早起源也来自防卫。早期城市，更准确讲是城寨、城堡以及卫城。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雅典卫城，筑于山丘之上，便于防御敌人进犯。今中国闽西、粤北、赣南客家土楼在当年亦是防御工事之用。
公共设施及秩序，是一个城市进化的标志。分散自治的远古村落不具备高度组织化的公共文明。在世界各地的远古村落中，村民都会驯化和饲养狗解决满地粪便，用猫来消灭自带病菌的老鼠，以此来维护公共卫生。古埃及和当今的印度村落都擅长驯化蛇来消灭鼠害，以防鼠疫传播。
从村落发展到城市，这种“土办法”难以解决人口密集的公共卫生问题。事实上，城市公共卫生进步也极为缓慢，为此人类差点付出了屠城灭种的代价。早在公元541年，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拜占庭帝国首府君士坦丁堡就爆发了鼠疫。14世纪中期，欧洲爆发人类历史上最为致命的“黑死病”（鼠疫）。
但真正体现远古城市荣耀的是墓穴和庙宇，而不是发达的商业及技术。
远古人类对死亡感到恐惧，又颇为好奇。墓穴，尤其是对先祖的供奉，便成为强化权威的工具。墓穴，是城市最早的胚胎。古埃及金字塔、各种宗教的宝塔以及国王古墓，成为一座城市最为庄严的核心。
墓穴，是“死人城市”，而庙宇，则是活生生的、效用最高的城市设施，如著名的雅典卫城里的帕提农神庙，古罗马城里的万神庙。
庙宇，垄断了这座城市的信息、财产及政治权力，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统治的交汇之地。至于政教合一，还是教为政所用，完全取决于两者势力的斗争。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其中圣殿山、哭墙属于犹太教，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属于穆斯林，圣墓教堂和苦路属于基督教。这座孕育了三大宗教的圣城，却一直在宗教冲突与世俗政治争斗的战火上滚烫。
在《圣经·列王纪上》记载，所罗门即位后，花费了七年时间在城内建造了第一座圣殿，即所罗门圣殿。此后的400年，直到前586年所罗门圣殿被毁，这座圣殿成为全国唯一的宗教场所和朝圣的中心。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著名的《菲德罗篇》记载，古神特乌斯向埃及国王塔姆斯法老炫耀其发明文字。塔姆斯大为不快，担心文字的发明会打破其对信息的专属垄断权。
时至今日，各国各城的灵魂建筑，不是墓穴，就是庙宇。在欧洲，哥特式教堂，便是这座城市最高的、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是这座城市的精神，也是古代教权、王权统治的核心。
社会分工和迂回生产的进步，推动着从远古村落向远古城堡演进。王权制度的出现，促进城市往高度组织及公共秩序方向进化。村落走向城市，不是人口之堆积，建筑之叠加，而是生产力、分工组织、公共设施及秩序之进步。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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