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制度和文化，无论伤害别人的行为如何残暴，人们总是会提出各种“理由”支持自己的做法。比如中世纪的人可以为了家犬互咬，抑或那本诗集写得更好的争执，最终变成生死决斗，现代人根本无法认同，甚至难以想像。
当时的欧洲人正是认为个人声誉、荣辱是重要的“是非对错”，生存价值之所在。而且，决斗要求其中一人必须要死，是为了结束其中一方无尽的戒惧，断绝后续暗杀对方或复仇的野心，也不必“拖别人下水”一起群殴，他们为此看来也思考过一些理由。这就是文化信念影响人们同理心与暴力行为的事例。
文化影响言行，也不能忽视先天因素
现代不再是中世纪，先进城市的生活不再充斥暴力，但是，无论制度文化如何减少暴力，趋向和平，暴力不会一刹那间消失。演化、大脑等先天因素影响人们不同程度的同理心，最终，我们感受他人痛苦的程度各有不同，有少数人确实比较冷酷无情，容易偏向以暴力解决问题。
一些相对冷酷无情和残忍的人，有若干先天因素影响，他们大脑中的杏仁核（Amygdala）反应比较迟缓不敏感，对血腥画面较冷漠，不容易恐惧，也对别人恐惧的表情没大感觉；尽管先天因素不会完全决定一个人是否成为杀人犯 / 恐怖分子，可是，就 “人格病态者”（Psychopaths）的研究，他们却有这些相类似的生理基础，可以解释他们比一般人更极端的言行。
如果一个人容易冷漠与暴力，受一定先天因素影响，那些少数特别伟大，愿意为人牺牲的人呢？心理学家Abigail Marsh曾经通过演说分享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年轻时一次车祸，有位陌生人不问情由出手拯救她，还维修好她那损毁的车，自此触发她研究人类无私利他的心理机制，为何有些人如此善良。就大脑研究方面，她从相反的方向出发，既然过往指人格病态者“较易”有暴力行为，缺乏同理心，发现他们的杏仁核反应较迟缓，甚至平均体积比一般人细小（小18%至20%），那么，那些 “特别有同理心 / 无私利他”的人，杏仁核体积会否平均大一点？
结果她的推测正确，他们杏仁核体积平均比一般人大8%。由此得出，偏向自私暴力，以及偏向无私利他的人，均较受大脑的先天因素影响。假如你询问那少数十分无私利他的人，他们为何无条件捐出肾脏给有需要的病患，他们会说帮助别人没什么大不了，正常不过，根本不需要特别理由，认为自己没什么独一无二之处。如果用“画圈”来比喻人们关怀其他人的范围，对于这些极端无私利他的人来说，他们助人的想法根本“没有圈”，价值判断无分你我。
同理心并非一成不变
然而，我们不必认为同理心仅仅出于先天因素， 因为上述只说明比较极端的事例。而人类社会制度、文化、经济的改变，大大影响了多数人的言行，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普罗大众的行为模式，愈来愈趋向减少暴力、增进同理心。就像Abigail Marsh亦关注平克的研究：
“心理学家史迪芬·平克向其他研究者表示，世界上的人们越来越难接受人际圈以外的人们受到折磨，所以许多残忍、暴力的事件才会越来越少像是虐待动物、家庭暴力及死刑。而各种利他行为越来越多。 一百多年前，人们认为捐赠血液及骨髓， 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事， 但在今日，这项行为却是相当普遍。 也许在百年之后，人们会认为捐肾脏给陌生人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就像我们今日认为捐血跟骨髓很普通一样。”
那么，当下我们的同理心仍有那些限制，需要不断通过理性教育加以改善？《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名为〈Empathy Is Actually a Choice〉的文章有不俗的分析。当中提及心理学家Daniel Batson及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即使人们触动了同理心，希望帮助他人，若知道需要耗用很多金钱、时间，他们也会逃避而不愿付出。而且，心理学家Keith Payne及同事Daryl Cameron的研究也印证，即使人们泛起了同理心，提出相同理由帮助他人，人们也只会选择帮助单一的受害者，远多于帮助许多受害者。
这看来乎应证了这句话：“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是个统计数据。”
我们无须失落，文章亦提及心理学家Karina Schumann, Jamil Zaki及 Carol S.
Dweck发现，一些人了解到同理心犹如技巧一般，可以通过思考、学习加以改善；他们一旦觉知这一点，会更努力尝试扩展同理心，同理心的程度并非一成不变。未来，人类社会如何通过各方面提升同理心与文明，看来也是教育工作者们的重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