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中期，盲眼诗人与政治运动者米尔顿也展开了文学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误译。他以圣经传统为本，着手撰写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提到“那禁忌之树的果实／致命的滋味／把死亡带到世上。”在这段文字中，米尔顿是按照数世纪以来学者的作法，把希伯来文的peri笼统译成“果实”，有时又让它化身为无花果、柑橘、杏桃或石榴（在西斯汀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基罗所画的人形蛇就盘绕在无花果树上）。
但写了七千行文字之后，米尔顿回到犯罪现场，揭露禁忌之果的身份，从此之后它便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果实：“为了满足我品尝那美好苹果的强烈欲望，我决定／不要推迟……”苹果真的只是凭空想像来的吗？或许吧，但不是米尔顿的想像。和同年代大部分有学识的基督教徒一样，米尔顿主要是依循耶柔米《武加大译本》里的译法。耶柔米在研究希伯来原文的禁忌树之后，才写下拉丁双关语——基本上是把“知善恶树”（malum），变成了苹果树（mālus）。
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在耶柔米的时代，连“mālus”也不光是指“苹果”，而是任何其他果肉多的水果，例如梨子或桃子。中世纪日耳曼艺术家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一五○四年的版画〈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显示这对男女站在一棵绝对是苹果树的树旁，而在一五○七年的绘画版本中更可以确定。大约在一五三○年，日耳曼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 1742~1553）也画了相同的场景。
即使过了一个世纪，到了米尔顿的年代，苹果一词仍可能有相当广泛的意义——夏娃所吃的醉人禁忌果实，所指的比较偏向是葡萄——但就在某个时间点，“美好苹果”变成是指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鲜艳红苹果（Malus pumila ）。换言之，从希伯来文、拉丁文到英文（当然还有日耳曼视觉艺术），有个重要的文化与宗教神话比喻，或多或少可说是建立在误译，或至少是误读之上。
我们或许认为，无论夏娃是咬下禁忌的苹果或石榴，所要传达的讯息实质都是犯下罪过；就算我们把喉结从“亚当的苹果”改成“亚当的杏桃”，人类的历程可能也不会改变。同样的，谁又能说原罪果实在过去两千年（或者从米尔顿以降的几个世纪）来所造成的影响，确实是因为它是苹果？象征是很有力的事物，而前述象征在这世上格外声名狼藉，使得苹果不只是苹果，即使我们不确定它是否也会是柑橘或无花果。
其他的误译则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耶柔米在描述摩西下西奈山时的头部特征时（〈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二十九节），不慎把希伯来文的“karan”（光芒）看成“keren”（长角的）——每个编辑看到这个有点好笑的错误，应该都会起疑。不过，这让米开朗基罗在圣伯多禄锁链堂（San Pietro in Vincoli）的摩西雕像前额上长了角，而让人比较笑不出来的是，长久以来反犹太者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头上冒出恶魔的角。
另一个可避免、也应避免的宗教误解是“魔鬼诗篇”一词。它指的是古兰经中遭禁的诗歌（据说是先知穆罕默德所禁绝，认为那是撒旦暗示的文字），但其实穆斯林世界并未使用这个词。这其实是十九世纪英国东方学家的发明，这些被禁的诗歌在阿拉伯世界其实称为“gharaniq”，意思是“鹤”。
鲁西迪的小说《魔鬼诗篇》以阿拉伯文出版时，译者直译书名，但这作法在这脉络中并不正确，无意间让“魔鬼诗篇”不再是指遭删除的“鹤”诗歌，而是指古兰经本身就是由撒旦所写。这种亵渎之举并非作者原意，却导致国际间的骚动。伊斯兰对鲁西迪下达追杀令，他被迫隐居、离婚，连日文版译者五十岚一都遭到杀害，意大利文译者埃托．卡普里欧洛（Ettore
Capriolo）也因而遇刺。
翻译重要吗？历史上曾有许多歪曲的陈述，例如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我们会埋葬你们”（We will bury you）是过度翻译，因而激化冷战时的恐慌（俄语句子其实是仓促中说的大话“我们会比你们长命”〔We willoutlast you〕），显示光是一个字就能造成天壤之别。译者传达或未传达某些资讯，会影响帝国的兴亡，或是否采取或忽略关键作为。
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例，如果九月十日拦截到的阿拉伯语信息能更早、而非十二日才解读出来，或许就能避免该事件对人命与国家态度造成的悲剧性后果。有时甚至只是幽微的差别：一九四五年七月，盟军对日本下达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回答记者紧迫的提问时说：“不予置评，我们需要更多时间。”但铃木用的词是“默杀”（もくさつ，意为“搁置、沉默”），也可以解读成“好啦好啦，随便”，而杜鲁门（Harry Truman）听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十天后，原子弹“小男孩”把广岛市打得灰飞烟灭。
这些都只是比较知名的例子，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再证明语言间的沟通会带来何种冲击，以及沟通又多常破裂。如今全球各国越发频繁接触、武器越来越具毁灭性、商业交易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拥有可靠的跨文化理解形式成了当务之急——不光是在国家事务层面，日常医疗、商业、研究、通讯、娱乐等领域也都包括在内。
但在思考这个问题时，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这角度和地缘政治较无关，而是和文化的丰富度有关。先前我曾在这本书中针对某个常见观点进行一番论辩：从伦理的角度看来，出版与消费文学翻译是应该的。许多译者都秉持这样的观点，连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和《无国界文字》杂志（Words without Borders）等组织也是如此；格罗斯曼就这样说：
翻译不只扮演重要的传统角色，让我们能接触到原本无数以我们无法阅读的语言所写成的文学，同时也发挥了重要能力，具体重现文学的存在，能为我们和过去未能连结的人，打造出和谐或更有意义的关系。翻译总是协助我们去认识，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为过去不熟悉的事物赋予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