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人类先祖“裸奔”于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天崩地裂之中，大自然的不确定性给他们带来深深的恐惧。
这种恐惧基因甚至可能历经千万年传递到我们现代人身上。神经系统学的最新研究支持恐惧基因（stath-min基因）遗传假说——恐惧是一种遗传性的情绪。
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再次触及现代人最底层的恐惧基因，唤起了我们最为原始的认知：如何应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
人类今天所有的文明，包括语言、文字、医学、宗教、经济学、政治学、国家制度等，根本上都是为对抗自然的不确定性而创造的。
动物在求偶、呼唤同伴及遭遇威胁时会发出不同的叫声。人类的语言也是从最粗糙、最简单的表达中发展起来的。先从肢体语言发展为音节语言，从单音节再到多音节。农耕部落的音节通常要比草原部落更加丰富，比如粤语的九声六调。
倘若表达不及时、不准确，可能被敌人生吃了。若声音不够洪亮，便难寻配偶交配。语言与声音，是对抗不确定性与淘汰的武器。
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其实一直都存在。人类对传染病知之甚少，目前多数传染病源自动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病毒是在什么条件下变异并传染给人类的。传染性病毒是典型的“黑天鹅”，人类史上如黑死病、SARS等诸多传染病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当人类“打盹”时，新冠疫情突袭人间。这次，我们显然没有准备好，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盒，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缺乏有效的全球化治理及人类协作（国际秩序崩盘之际）。
当人类反应过来时，病毒也开始变异，不急于杀死宿主，以无症状的方式纠缠，施以缓兵之计等待“援军”。接下来，就看你的“援军”快，还是人类的疫苗、特效药快。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类一直在与“魔鬼”边际赛跑。这个魔鬼包括豺狼虎豹、病毒以及人类邪恶灵魂的部分，可能还包括外星敌人。
如今意大利人不是罗马人的后裔，西伯利亚人不是匈奴人的后裔，秘鲁人不是印加人的后裔。人类能够活到今天，有一些偶然，也有一些必然——人们创造了宗教、政治学、经济学、科学及国家制度来对抗不确定性。
最先登场的是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一种宗教，给远古先人以心灵慰藉，以降低对自然的恐惧。
恐惧源自不确定性，缓解恐惧的最初的办法是解释不确定性，尽管有些解释是胡编乱造。
华夏部落最初崇拜太阳神，中华民族人文太始祖、三皇五帝之首太昊伏羲氏便是太阳神，以龙为图腾。
太阳神驱逐黑暗、狂风及暴雨，给予先祖安全感。华夏之“华”，通“花”，小篆形似花草，意为耀眼、鲜艳。《周易·大过卦》中有“枯杨生华”，《诗经》中有“皇皇者华，于彼原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人类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提出真正挑战的是政治的出现。
政治是人类集体行动的制度。人类最初的政治萌芽在蒙昧的氏族组织之中。
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印第安人为样本探索了氏族制度以及远古人类的生存面貌，在1887年出版了人类学里程碑式的作品《古代社会》。
在这本书中，摩尔根认为，“政治观念的发展”要早于“财产观念”。他发现，原始社会组织递进的序列是：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社会单元，部落联盟是氏族制度的最高形式。【1】（《古代社会》，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中国炎帝族和黄帝族是力量强大的部落联盟。根据《列子·黄帝》中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
这说明华夏部落当时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役使禽兽”。还有一种解释是，熊、罴、狼、豹、貙、虎为六个氏族，以动物图腾称之。当时，部落政治的任务，除了领导部落战争，便是治水，如黄帝后代大禹治水。
这时部落首领属于政治强人。他们主导图腾崇拜从自然力崇拜过渡到生殖崇拜、神灵崇拜，将原始宗教与部落政治合二为一，目的是以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驾驭部落。
《列子·黄帝》中还记载：“疱牺氏、女蜗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他们都有“大圣之德”，黄帝号轩辕氏，发明车，以龙为图腾；炎帝号神农氏，发明农具，以羊为图腾。
到父系氏族时代，私有制产生了，需要更加高级的组织来捍卫私人财产。于是，以财产及疆域为基础的国家制度逐渐替代了氏族制度。
在16世纪之前，政治是人类抵抗自然不确定性的核心力量。国家是当时人类集体行动最高级的组织。
英语、法语、德语中的“政治”，皆来自希腊语，最初的含义在《荷马史诗》中解释为城堡、卫城。欧洲人以城邦抵御外敌，城邦政治包括统治、管理、生产、战争，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城邦政治不包括宗教。到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开始政教合一，天启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完全取代了原始宗教，世俗政府与宗教势力相爱相杀。
罗马帝国属于城邦联合体，不属于中央集权的国家。罗马帝国无力组建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各城邦只能自建武装、兵民合一，以抵御海盗、游牧部落袭扰。
古代中国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强大的世俗政府压制着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力量。
由于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物产丰富，加上统一货币，中央有能力武装一支强大的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来管理神州，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汉语的“政治”与欧洲不同，政为政令，治为教化民众。
在应对灾害时，这种中央集体政体表现出强大的执行力与稳定性。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其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指出，中国明清时期的“应用官僚制度”在治理水灾、旱灾方面颇为高效。【2】（《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魏丕信）
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赈灾，国家机器保持高度警备状态，官僚与地方士绅构成一个稳定的赈灾体系，同时维持一定的粮食储备。
从部落时代到政教国家、民族国家时代，政治几乎抗衡自然不确定性的唯一力量。
政治力量统治了生产方式。在当时，信息不对称，生产力低下，交费费用奇高，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是一种高风险的制度安排。所以，政治力量摒弃了市场交易，选择了农业计划的方式，以维持粮食供给、社会稳定。
根据气象水温规律，中国摸索出一套基于二十四节气的农业计划，将自然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相对确定的规律，并加以用之。如谷雨，“雨生百谷”，此节气降水多，适合春耕插秧。
或许，更科学的逻辑是，为了维持稳定的粮食供给，构建了一套由农业计划、集权政治、宗教统治环环相扣的国家机器。
千万年过来，人类先祖们靠政治力量存活了下来。
如何评价政治力量对自然力的对抗？
我想，人类能够延续至今，至少说明了政治力量的历史价值。
面对威胁与恐惧，人类先祖们选择投入政治强人、宗教领袖及国家机器的怀抱，以牺牲自由来换取卑微的生存。
但是，这种看似稳固强大的组织权力往往崩溃于“泰山之巅”。权力越集中，组织越脆弱，改朝换代越频繁。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无序”。
根本问题在于，权力政治没能创造边际效用递增，任由甚至加速边际效用递减击溃权力体系。
政治力量主导的农业计划经济导致人类生产效率“千年停滞”。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使用“国际元”计算出：公元1000年前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都长期停滞在450国际元及以下水平。【3】（《世界经济千年史》，安格斯?麦迪森）
农田肥力呈现递减，导致农业收成呈现递减规律。土地长期耕种，粮食越来越少，如果人口持续繁衍，则可能出现饥荒。这时该怎么办？通常，农民会选择休耕、轮作及拓荒等方式缓解粮食危机。
但是，这些方式只是在数量上扩张，缓解“边际递减”，没能在效率上实现边际递增。由于资源有限，数量扩张容易引发存量斗争，如掠夺及吞并战争；同时给政治统治边界提出了挑战。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最早关注到土地肥力递减的问题。后来，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做了大量的研究，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反复掉入因人地矛盾引发的陷阱之中——瘟疫、饥荒及战争（马尔萨斯陷阱）。
人类试图用政治权力的最高智慧化解自然力的不确定性，但边际效用递减反复击溃这种固若金汤的社会组织。
由于生产力的千年停滞，在与魔鬼的边际赛跑中，人类反复被病毒屠戮。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掳走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天花肆虐人间几百年。
为了维护统治及抵御不确定性，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力量宁愿维持这种低效无能的制度。越是灾难降临，民众越依赖于政治力量的庇护。
如此，人类应对自然不确定性的生存法则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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