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 年，美国曾拍摄一部近半小时的无声影片《华人洗衣铺》，以闹剧的形式表现一个移民华人如何想方设法摆脱一个爱尔兰警察的追捕。此后长期展示在美国银幕上的华人移民形象，不是罪犯就是恶棍。在 1970 年代的美国电影中，神秘的唐人街成为中国的象征：邪恶的阴谋，遮掩的窗帘，在窗口窥视的东方人的面庞，窗帘后若隐若现、身份不明的人物，刻意构成一种秘密恐怖的气氛。
而影片内中国人的形象与性格，无一不是丑陋、怪诞甚至邪恶的，女人裹着小脚，男人拖着猪尾巴一样的辫子，留着长指甲，手里拿着扇子或打着伞，细眼睛似笑非笑，说话怪声怪气，脑子里诡计多端。所谓“中国风情”即“中国怪事”（Chinesey），除了月洞门、工艺精巧的小骨董、女人的弓鞋和男人的大烟枪之外，就是中国人从早到晚抽鸦片，吃猫、狗、蛇、鼠之类的动物；溺死女婴，以残忍为消遣；愚昧无知，信奉一些乱七八糟的鬼神。
电影中还宣传“中国的一切都是颠倒的”，如男人穿长裙而女人穿长裤，左首为尊位而右首为卑位，读书是从上到下而不是从左到右，吃饭时总是最后才上汤，葬礼穿白而婚礼穿红，姓氏在前而名字在后，罗盘指南不指北等等，无不与西方相反。西方观众从电影中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人是一个愚昧、懒惰、狡诈、肮脏甚至可能是凶残的劣等民族，他们从来不愿干也干不了好事。
1920 年代初，美国好莱坞拍摄有关中国人和中国的电影，有两部曾为国内影评者所知。一部是《男女儿》（The Son-daughter），一部是《阎将军的苦茗》（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前者由一舞台剧改编拍摄而成：“背景为旧金山唐人街。一中国志士鉴于祖国国势日衰，将有陆沉之痛，乃将爱女售与大富贾，得美金两万五千，为救国捐。”后者的“本事”是：“但女士（Barbara Stanwych）之未婚夫在中国内地传道。迨婚期将届，但女士来华。时中国内战剧烈，为阎将军所掳。屡次逼奸，女士誓死不从。事为将军爱妾所知，愤其得新忘旧，设计通敌。将军兵败被擒，仰药死。”
对于这两部影片，上海的中国影评家称之为“辱华”和“失实”。作者署名“抱寒”的文章说：“《阎将军的苦茗》在故事上而言，并无侮辱我们中国之处，不过在服饰上、化妆上，以及描摹我们中国人的举动上，总有可挑剔的地方。”
对于《男女儿》，影评家则认为主演“雷门．诺伐罗（Ramon Novarro）系好莱坞地方很看得起中国人的人……所以我想雷门主演这部片子，不至于挖苦我们吧。况且雷门为主演此片，竟剃了一个光头，戴上一顶方顶西瓜皮帽子，我们在幽默感上，似乎不应当过于苛求吧。即就鲁意史东（另一男主角──作者）拖辫而论，我们二十多年以前，不是人人拖一条辫子，加上丝线，自命翩翩的公子？我看鲁意史东扮演得真不错。
不过我在未看本事以前，还要保留一个判决”。在抱寒先生看来，除了演员的服饰、化妆、举动有可“挑剔”之处外，这两部影片并无“挖苦”、“侮辱我们中国之处”，即使主演顶着西瓜皮帽子、拖着长辫，那也是因为二十多年前中国人本来就是如此装束，怪不了别人。
署名鹏年的作者认为抱寒的文章“略有错误”。鉴于抱寒对《阎将军的苦茗》“本事”言之不详，就称故事“无侮辱华人之处”；而对《男女儿》的“内容本事尚未研究过”，仅凭主演雷门“很看得起中国人”就猜测这部片子“不至于挖苦我们”，鹏年遂在文章中简述了两部影片的“内容本事”，认为两部影片在“辱华”和“失实”上“同出一辙”，均属胡编乱造。即如《男女儿》表面上肯定爱国志士，但在实际生活中“华人卖身葬父则有之，卖女救国则未之前闻。外人心目中之中国志士，不过如此”。这正是美国人认为华人缺乏做好事的本性和能力的反映。
更恶毒地把华人形象妖魔化的影片，是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根据前述罗莫尔的小说拍摄关于傅满洲的系列影片。从 1929 到 1932 年，米高梅公司至少拍摄了一组以傅满洲为主角的电影。当时的宣传材料曾这样描写傅满洲：“他的手指一动就是一个威胁；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个恶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种恐怖。”在电影海报上，傅满洲的形像高高矗立，白人男女在傅满洲的巨影下缩作一团。傅满洲的银幕形象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东方和华人世界所有最恶劣的想像，在美国公众中影响很大。
30年代初为中国人所知的第一部关于傅满洲的电影是《傅满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该影片“本事”中的傅满洲，曾经留学欧美，获有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基督学院法学博士、哈佛大学医学博士等等头衔，但他却是一个才智兼备而又残酷狠毒的魔王，拥有极大的势力，党羽遍布世界各地。傅满洲与英国苏格兰侦探局的邓尼斯．奈兰．史密斯的“东西斗法”，即双方争夺元太祖成吉思汗坟墓中的一副金面具和一把宝剑。英国人认为，如果金面具和宝剑落入傅满洲之手，就应验了成吉思汗死前所说的“我后来必复活”一语，傅满洲必自称成吉思汗再生，率领其野蛮军队杀入欧洲。因此史密斯抢先派遣探险家巴登爵士去蒙古戈壁寻找成吉思汗的坟墓。
傅满洲正苦于不知道成吉思汗坟墓的墓道之所在，得知清楚这一秘密的巴登出马，遂指使手下党羽轻而易举地将巴登绑架到了自己的巢穴，先加以利诱，再施以种种酷刑，要巴登说出墓道之所在，但巴登始终没有吐露秘密。这时，巴登的女儿希拉得知父亲失踪，偕其情人德雷追踪而至。因为希拉曾从其父口中得知墓道所在，遂能将金面具和宝剑从成吉思汗墓中取出。但这一切逃不出傅满洲的预料和掌控，待希拉等把宝物装入大铁箱，预备运出境外时，傅满洲才出手，将希拉、德雷等一干人困住，要他们交出宝物。德雷听说傅满洲对美丽的希拉颇有非分之想，十分着急，为救巴登父女和自己出险，打算放弃宝物。
正在傅满洲即将得手之际，史密斯从英国赶到，由他指挥一切。史密斯赶造了一把假宝剑，德雷不知就里，将那把假剑献给傅满洲。傅满洲知道成吉思汗的宝剑由百炼纯金铸成，遇见“神火”也不会损坏；而平常钢铁铸成的剑，一遇“神火”就会熔化卷曲。试验的结果，当然知道德雷所献之剑是假货。傅满洲把德雷绑了起来，一顿皮鞭将其打得死去活来，之后又将毒药注入德雷的血管，使其本性迷失，从此对傅满洲的命令服从唯谨。德雷回到住处之后，即说服希拉，瞒着史密斯，设法盗走真正的宝物，一起送到傅满洲的巢穴内。这时德雷因为本性迷失，对希拉已无真心，在傅满洲女儿的引诱下，两人发生了爱情。
史密斯发现希拉、德雷失踪，真宝物被盗，决定亲自出马。此刻已被截去一手的巴登爵士的尸体又被掷到史密斯脚前，他感到希拉等人也濒于险境。果然等到他赶至傅满洲的巢穴时，希拉已被绑住，傅满洲正要杀她祭神。千钧一发之际，史密斯控制了傅满洲自己发明的秘密电机，用电力把傅满洲及其巢穴内的党羽一个一个地杀死，救出了希拉等人。宝物自然也就落入史密斯之手。
对于这样一部辱华影片，前述抱寒的文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傅满洲的面具》的内容外观，可以说俱臻恶劣之上乘。本事既荒谬，扮演复不伦。我可以断定这张片子，是专为美国缺少世界知识的人看的。米高梅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做，真是莫名其妙。”“但我们亦不能深怪他们，因为美国人民完全是一种享乐的人民。他们虽好游历，但不过游山玩水作为享乐之一端，并不是真正来费心考察人情风俗的。他们所知道的中国人的一切，不过纽约、旧金山等处的唐人街。他们从来没有和高尚的中国人士接触过，所认识的几个中国人或只是洗衣铺或杂碎馆里的低级人。这种人大抵不识体统不顾国家颜面的。”显然，抱寒先生对美国摄制这部影片的用意，完全缺乏社会学、人种学及政治意义的分析，而且他自以为“高尚”、轻视下层移民的态度，非常不足取。
相比之下，署名“思瀛”的文章要深刻得多。作者说：“好莱坞各影片公司近来出产描写中国人生活情状的影片，确有风起云涌之势。其中有所谓辱华影片者，多陈意恶劣、描写失实之处。美国人观之，对于中国实况易起一种误解，而对于我国人民，即不增加其轻蔑之心，亦必视华人或东方人为一种残酷阴险之人类。吾人对此颇生愤慨。”强调中国人“对于此种‘辱华’影片，实不能不有所认识”。
作者首先批评说：“日本人攫取中国的东三省，所借口者是中国治理之不良善。所以西方人攫取东方的财宝，亦有很好的借口。他说这种财宝在东方人手里是危险的，可以扰乱世界和平。”所以西方人“必欲先探得成吉思汗古墓之所在，并取得墓中的金面具、宝剑等，就是为防止世界之大乱，维持世界之和平”，“而此一段故事就建筑在这种片面、不公允的观察点上”，使“西方人盗取东方之财宝，却有绝大之理由”。作者讽刺说，推而广之，“恐怕西方来东方之一切考察团、探险团等，都是抱着这种‘大仁大义’之心的”。
至于双方“斗法”即“争取之手腕”上，也是扬西贬东，“当然西方人攫取东方财宝所用的手段，实光明正大的；而东方人保持东方固有财宝的方法，系阴谋、残酷、无人道”。作者能够抓住影片的立意和态度，高屋建瓴，直接点中要害。
作者接着批评影片表现傅满洲等“种种残酷，亦皆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东方人闻所未闻，“恐怕只有西方古时有之”的东西。诸如傅满洲对巴登使用的“钟刑”，“即以人缚置大钟下，使日夜不断的钟声，刺激他的耳鼓，使人狂猘而死”，中国绝无此刑法。再如“傅满洲的女儿，做出恶形恶状的样子，一会儿去迷惑老巴登，一会儿去引诱希拉的情人德雷”，其“阴险”无耻，也非东方女性所能为。
而德雷与傅满洲的女儿“发生了爱情”，则是美国影片中常见的“把肉麻当有趣”的表现手法。还有傅满洲既然“万知万能”，“岂能任外人去其巢穴而毫无所知？并且他自己发明的秘密电机，居然能为史密斯所用而自启杀身之祸。种种不近情理之处，均足证明作者力求荒诞虚幻之后，无法收束，而借用神话中‘从天而降’的神助来做一结束，真是无谓幼稚之至”。
作者还自以为很策略地指出：“实则美国影片家用其金钱，费其脑力，制作此种影片，于人于己，两无利益，亦属无谓也，未知彼等何独出此举。若以此为娱乐之需，则殊无幽默之资料；若以足为教育之工具，则徒增人民之误解；若以之为宣传之利器，以中美邦交之友善，似亦不应出此。故除去美国影片资本家之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之观念外，恐无其他解法。”那么实际结局将会如何呢？
作者认为“此种辱华影片”，“在中国市场已无立足之地”，因为它会“使中国人易触其怀疑之心，或竟贸然地加以拒绝。中国影剧院对于此种影片，遂不得不过虑及审慎。因此此属影片，或将绝迹于中国市场，美国影片厂当然须忍受此一笔经济上之损失”。因此作者希望，美国影片厂商“应了解此种国际谅解与友谊之障碍，即不从经济方面着想，亦有早日祛除的必要”。对照作者前面颇能切中要害的分析，此处仅从经济利益、票房价值所做的解读和劝告，显然失之肤浅，或许作者是想把深刻的认识理解与策略的批评两相结合吧。
好莱坞的影片常常是美中关系的晴雨表。 1930 年代初，尽管中国东北已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但当时的美国还陷在经济大萧条之中，门罗主义盛行，东方人再度被认为是抢走白人饭碗的“公敌”，迁怒的心理就是有关傅满洲的电影问世并莫名其妙地引起轰动的原因。
直到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 1937 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激起了美国公众的同情和好感，加上同年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即前面抱寒先生所“期待”的《佳土》）问世，在美国电影观众中初步改变了中国人的恶劣形象，观众多达数千万。为了不冒犯观众的情感，好莱坞在其后的一部影片中安排了傅满洲的自然死亡。
大地（The Good Earth）是一部 1937 年的美国浪漫剧情片，讲述了中国农民为生存而斗争的故事。主角均为美国人饰演，却极好地演绎了中国农民的故事。
但在 1949 年以后，美中关系恶化，好莱坞电影又密切配合美国政府的反共反华宣传，充当冷战意识形态宣传的先锋，遂让傅满洲再度复活，且形象更加邪恶恐怖。这类影片有 1965 年上映的《不死毒王》（Face of Fu Manchu），1968 年上映的《傅满洲之血》（Blood of Fu Manchu）。
而最后一部是 1980 年上映的《傅满洲的奸计》（The Fiendish Plot of Dr. Fu Manchu），内容仍是老掉牙的故事，而且粗制滥造，因此既未产生票房价值，反而激起美国华人世界的一片抗议之声。不过七○年代末、八○年代初是美中关系的解冻期，美国家喻户晓的傅满洲已被制作者安排在影片中再次死去。或许他永远不会再度复活了吧。
参考资料：
周宁：〈“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慌〉，《书屋》2003年第四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学苑出版社，2004年；〔美〕陶乐赛．锺斯著，邢祖文、列宗锟译：《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1896-1955）》，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
鹏年：〈关于“失实”影片〉，《申报》1933年2月2日，“电影专刊”第五版。
抱寒：〈关于“辱华”影片的鸟瞰──对于“佳土”的期待〉，《申报》1933年1月24日，“电影专刊”第五版。
鹏年：〈关于“失实”影片〉。
抱寒：〈关于“辱华”影片的鸟瞰──对于“佳土”的期待〉。
思瀛：〈从辱华一点上说说“傅满洲的面具”〉，《申报》1933年2月2、3、4日，“电影专刊”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