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采中世纪，日落地中海
——意大利海上城邦的崛起、蜕变与没落
人类主要的古文明，多产生于北纬30度两边温带的河滨地带;欧洲的环地中海区，之所以会成长为迥异于四大农耕文明的海上商业文明圈，盖因古时航海技术不发达，海上贸易路线大致沿海岸线走，对岛屿、港湾的依赖度高，而地中海北部恰恰满足这些条件。
古罗马帝国将地中海变为自己的内湖，其崩解后，地中海商业并未因中世纪的到来而长期衰退。若干个意大利海上城邦长袖善舞，让中世纪绽放出异样的光彩。但这些城邦终究逃脱不了地缘政治和商业规律的作用，不免于衰落的命运。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欧仁·德拉克罗瓦，1840年作
化整为零，新瓶旧酒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亚平宁半岛长期维持着由东罗马帝国控制的那不勒斯和由蛮族控制的北意大利“南北分治”的分裂局面。
北方蛮族入侵，常把占领罗马城作为入主文明世界的象征。与此同时，亚平宁半岛中北部易主频繁：西哥特、汪达尔、东哥特，最后是伦巴德（日耳曼人的一支，以米兰南部的帕维亚为都建立王国）。而东罗马帝国也时不时会趁蛮族内讧，来半岛中北部凑凑热闹。
意大利的地理特性，很利于分裂局面的形成。从轮廓上看，亚平宁半岛大致呈南北走向的狭长靴状，但因亚平宁山脉同一走向的贯穿，交通体系实为东西走向居多。除北部多条河流汇聚的波河平原和威尼托平原呈大块状，其余平原皆分布在山脉两侧的海滨，意大利的主要城市正是错落分布在这些大小平原之上。
长期战乱使得人口锐减，城市由此乡村化，欧洲各地出现了替代物—蛮族骑士拥有的城堡和庄园。其最大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这与古罗马城市的开放性正好相反。
战争还制造出大量的权力真空。西罗马帝国末期，意大利的意识形态由教廷垄断，蛮族虽然通过武力统治世俗世界，但控制不了民心，同时其分封制又不断自我分化、削弱，国家对地方的行政控制力每况愈下。即便在统治相对稳定的伦巴德王国时期，意大利也是一个涣散的政治体。
涣散的政治结构不独意大利专有，更充斥整个欧洲。唯其如此，反倒给城市的复苏提供了生存空间，只是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典型。
不堪束缚和重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逃离封建主的庄园，多选择交通便利之地聚居成落，集落为城，形成城市公社。这些新城市居民，来源于四处汇聚而来的自由民，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极具开放性，公共规则大于一切。古罗马的共和制政治遗产，因此被新市民全盘继承。
新市民普遍采取了选举“执政官”的贤人政治模式管理市政。起初，为集中力量办大事，以求生存于乱世，各城市赋予执政官极大的权力;随着生存处境好转，才逐步完善制衡机制，普遍创立了专由外乡人担任的“督政官”制度。
最初的城市公社非常弱势，在国王、领主和教会势力的夹缝间艰难成长。然而，城市经济的高效使它逐渐反超庄园经济，拥有“叫板”世俗、宗教领主的实力和底气。
城市的壮大与反抗霸权同步，后一方面的历史更为曲折。
公元8世纪，法兰克人成为蛮族互殴的最终胜者。他们通过“丕平献土”，迅速与罗马教廷结成联盟，并消灭了伦巴德王國。查理曼大帝由教廷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成为继罗马帝国后的欧洲共主。意大利诸城市不得不蛰伏于查理曼兵威之下。
然而，查理曼死后，诸孙争嗣，帝国分裂为西、中、东三个法兰克王国，构成今日法、意、德三国的雏形。被东西夹攻的“中法兰克”，更是从北至南分裂为洛林、勃艮第和意大利三王国。
尽管查理曼大帝在位时，有意识地将莱茵河流域作为帝国的新经济文化中心建设，但意大利作为传统“京畿”地带的文化向心力仍很强大，且在加洛林王朝诸国相继绝嗣后，只增不减—似乎只有掌控罗马帝国故都，才算真正继承其衣钵，具备了名分大义。而罗马教廷一旦认为意大利乱局危及自身，也常以加冕“罗马人的皇帝”为饵，召唤外援入卫。
这种复杂乱局催生了“神圣罗马帝国”。加洛林系绝嗣后，东法兰克权位屡屡易手。公元962年，萨克森公爵出身的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应教皇所邀入卫;作为报酬，得教皇加冕，连国名也改作“罗马帝国”。此后，德意志国王去罗马加冕成为传统。至霍亨斯陶芬一朝，国名更改作“神圣罗马帝国”，加持了宗教权威。
这个由德意志人统治的帝国，政治结构松散，诸侯尾大不掉，财政是个老大难题。帝国便将暗弱多金的意大利视作鱼腩，频频出兵逼迫意大利承认设官和征税的“帝国权力”。
摩擦白热化时，意大利北部诸城市甚至结成“伦巴第同盟”以抗，最终迫使帝国皇帝签署《康斯坦茨和约》，正式承认伦巴第诸城市的自治权，允许其自由选举执政官和制定法律，管辖其辖地。
斗争不断，城市公社步步壮大，利用教廷与世俗政权摩擦产生的真空，将行政、司法、外交等权力逐一收回，最终形成了一系列自治的城邦国家。
地中海地图。意大利的地理特性，很利于分裂局面的形成
地中海商贸总代理之争
在农业时代，意大利耕作条件并不出色，波河平原与德意志邻近，无险可守。事实上，为躲避蛮族铁蹄，新市民们倾向选择远离内陆的边角旮沓栖身。而要想生存发展，唯有“靠海吃海”搞中介转口贸易。
要靠海吃饭，首先必须处理好与海上入侵者的关系。和恺撒争雄的庞培（古罗马前三巨头之一）剿灭海盗，地中海才成为和平富饶之海。古罗马衰败后，海贼蜂起。至中世纪又有维京海盗和阿拉伯人称霸地中海，前者甚至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西西里王国。
要靠海吃饭，首先必须处理好与海上入侵者的关系。和恺撒争雄的庞培（古罗马前三巨头之一）剿灭海盗，地中海才成为和平富饶之海。古罗马衰败后，海贼蜂起。至中世纪又有维京海盗和阿拉伯人称霸地中海，前者甚至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西西里王国。
历史上，意大利出现过8个海上城邦，分别为阿马尔菲、比萨、伽埃塔、热那亚、诺利、威尼斯、安科纳和拉古萨。前五个均位于半岛西海岸，后三者位于半岛以东亚得里亚海沿岸（其中拉古萨位于巴尔干）。
八城邦有大有小，势力和影响较大的威尼斯、热那亚、阿马尔菲和比萨的国徽，构成了今日意大利海军军旗。但若按兴衰时间排序，则应为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一排序亦非偶然，与地中海的地缘特点有着巨大关联。
依山面海的阿马尔菲在八城中最靠南，位处海上丝绸之路地中海段的最佳位置。当威尼斯的航海刚起步时，阿马尔菲已是地中海商圈的宠儿，左右逢源于各方势力之间，其制定的航海法被地中海圈各航海国沿用数百年，并影响到今天的海洋法。但正应了“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话，阿马尔菲还没成长为巨无霸，就被其他陆上城邦重创，后被诺曼人（祖先来自北欧）吞并，最后被比萨断了元气，终归沉寂，成为八城邦的先驱。
同样命运的还有同属那不勒斯地区，与阿马尔菲同年建国的伽埃塔，几年后同样亡于诺曼人之手。
接下来出风头的是因斜塔而家喻户晓的比萨。这个历史比罗马还早的城市，除了航海和商业外，最大的杀手锏就是抱大腿。至少在11世纪，它与亚平宁半岛西海岸最北侧的热那亚、诺利，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三家合力，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撒丁和科西嘉二岛。
比萨趁地利之便，与罗马教廷交好，又先后投靠西西里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冒基督世界之大不韪，与北非穆斯林建立商贸关系。比萨依托外力，牢牢控制半岛西海岸的主导权，并维持了百年的黄金期;虽一度想染指亚得里亚海，但受挫于威尼斯，只得维持“东西分治地中海”的格局。
对于张狂的比萨，诺利是个小邦逆来顺受惯了，热那亚则说出手就出手。它以商人的经济理性看待问题，敏锐地找到关键所在：单论发展航海业的条件，比萨这个河口港远不及热那亚这样的天然海港;比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之前的文明核心城市罗马丧失了经济功能，而比萨因近水楼台而及时接手了。
热那亚利用比萨“人红是非多”的处境，到处拉拢内陆城邦“杯葛”比萨。1284年，双方海上决战，热那亚一战定乾坤，并于战后在比萨所处的阿诺河上游筑坝，导致砂石淤积于河口，比萨港废。
地中海，再度进入东西共治的局面。
热那亚、威尼斯两城的发家史雷同，都是抓住了十字军东征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崛起。物流运输、后勤补给订单不断，两城商人数钱到手软。欧陆三强国出人出力作战，意大利城邦出钱出船带路，基督世界大团结围攻穆斯林—罗马教廷的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却漏算了一条。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意大利经贸往来密切。意大利人凭借先进的商业手法控制了许多产业，引发了东罗马当局的恐慌，导致了1182年针对意大利侨民的“拉丁大屠杀”。
威尼斯的报复来得极快，20年后将无钱付賬的第四次十字军“祸水东引”向君士坦丁堡。明明给的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剧本，最后却演成了“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戏码。显然，此次剧本更改的最大赢家是威尼斯，一举控制君士坦丁堡的巨大财富，以及最具商业价值的黑海-地中海航线。
进入13世纪，地中海双雄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其军事对决于意大利城邦影响之深远，绝不亚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于古希腊。两国前后开战四次，两败俱伤，从殖民地到本土均受害甚深。最后，威尼斯赢了热那亚，但意大利输了整个地中海。
输赢凭何？
阿马尔菲为何早夭？比萨外交因何困顿？“巅峰对决”中威尼斯为何能笑到最后？其中经验教训颇值得玩味。
威尼斯因为金融业的发达，在社会管理和组织力方面远胜热那亚。
首先是地理位置的作用。这在发展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阿马尔菲位于对海盗斗争第一线，首当其冲，炮灰的命运是必然。反观热那亚和威尼斯，都在半岛两侧海岸最深入内陆的位置，换言之，也是最不易遭到海上入侵的位置。不仅如此，意大利河流众多，冲积平原和河口港不少，海港不多。河口港须防止泥沙淤积，维护成本高，这可以解释为何海上八城邦成大气候者寥寥。
其次是与陆权势力的外交关系。海上城邦地域狭小，战略纵深小，要保障生存，必须维持庞大的商业殖民体系，这依赖强大的海军。但即便如此，本土仍很容易受到攻击（尤其是来自陆地），如此海军亦无能为力。比萨的衰败就是最佳例证。
热那亚虽擅长经营，也终究架不住法、西两大国“问候”。它选择了西班牙，最后也因西班牙衰败而一损俱损。反观威尼斯，则是稳扎稳打，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到处设据点，形成集商业和防御功能一体的地带，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该海域被称作“威尼斯湾”。它怂恿攻击君士坦丁堡虽显得冲动，但联合西班牙抗击土耳其却是可圈可点。
最后是国家体制的影响。尽管都是依靠航海、商业起家，政治体制大同小异，但各邦国具体国情不同，细节上的差别也在实践活动中呈现出较大差距。
这方面对比最鲜明的就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座城市都是水手聚居而成，但热那亚似乎水手本色不改，而威尼斯因为金融业的发达，在社会管理和组织力方面远胜热那亚。以航海为例，热那亚人习惯单干，盛产哥伦布式的航海探险家。而威尼斯人行船多成群结队，相互照应。
同样是民主制，威尼斯社会阶层流动性高，平民参与国政机会多，政局长期稳定;而热那亚有民主之名，但权力长期辗转于四大家族之手，内耗严重，摇摆不定。
鲸鱼中间的虾米
是非成败转头空，回过头来看意大利的海上城邦，即便煊赫一时，也终究不过是“鲸鱼中间的虾米”。
西罗马帝国覆亡后，意大利在千年当中只是个地理概念，与古希腊相似。城邦拜蛮族入侵而生，因封建制度而兴，依海上贸易而盛，但最终毁于外部大环境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横扫欧陆的诺曼人断送了阿马尔菲，却庇护了比萨和热那亚;比萨挟洋自重，背靠诺曼和神圣罗马帝国压制西地中海对手;威尼斯凭借地利，从东罗马帝国获利。但是，就像古希腊因内耗而衰，最后亡于新兴的马其顿，当欧陆诸大国崛起后，相互竞争的意大利诸城邦也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不妨看看，意大利海上城邦活跃时，欧陆诸强在干什么？
法国忙于与英国纠葛，西班牙尚在穆斯林之手，常觊觎意大利的神圣罗马帝国又一盘散沙，有心无力。正因北方陆权强国无暇南顾，加上出色的商业表现博得教廷和欧陆诸强的赏识，意大利海上城邦们才赢得宝贵的生存空间，能够好整以暇地扮演好“地中海经贸总代理”的角色。
进入15世纪中叶，地中海格局发生巨变。一方面是奥斯曼土耳其崛起，攻灭东罗马帝国，使地中海商路阻塞，意大利城邦的海外殖民地全失;另一方面是英法百年战争、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先后完成，法、西两个集权的民族国家崛起。
前一巨变迫使西欧寻找新航路，从根本上降低了意大利海上城邦的存在价值;后一巨变下，法、西强权效仿当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将意大利视作鱼腩进行瓜分，引爆了意大利战争（又称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
战争以西班牙获胜告终，包括热那亚在内大部分城邦投靠西班牙，只有威尼斯因法、西忌惮神圣罗马帝国才保持独立。然而，意大利的光彩已然黯淡，地中海的太阳终于沉落。
作者： 赵博渊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