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塞外的各大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纷纷内迁，一步步卷入中原王朝的政治斗争。至晋朝八王之乱后，中原内耗严重，权威旁落，游牧民族更是反客为主逐鹿中原，历经几百年的民族融合最终缔造了辉煌的隋唐帝国。
这段北方发生的历史，被写入教科书，成为了那段时间中国历史的代名词——魏晋南北朝。
从西晋到东晋的这次溃败
是汉族王朝第一次大规模收到挤压而南渡
其结果却是文明的反向融合，方有之后的隋唐▼
但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同一时期，不发达的南方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民族冲突和融合情况。这场冲突的结果，是秦汉时代在江汉流域留下的大片统治空白被填补，东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民族一体化越发深入、稳固。
华夏扩张中的内部空白
回看秦汉帝国那庞大的疆域，我们往往会为华夏先祖开疆扩土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帝国并不能控制疆域内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户人口。
秦国在一统六国后又南征北战
着实打下了一片大大的疆土
并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规模上推行郡县制
但这条边界线并不明确，也无法真正做到内郡县外分封▼
统一着色的地图，让帝国看起来是一个实心体。但事实上，当时的帝国更像是一个网络，秦皇汉武虽然可以把疆域推进到岭南和阴山，并在边境设置重兵阻碍敌对势力的进入，但不能实际控制边境内所有区域。
自三代以来开发的黄河中下游是统治核心区，郡县密集，但在中原核心统治区之外，往往只能控制若干交通线和大城市作为节点，再伸向更遥远的边疆。
秦国发达的交通系统主要集中在北方(驰道、直道)
一方面平原地带便于建设，一方面国防压力主要在北
而通向南方的蜀道、岭南道、五尺道等
建造困难，运输能力也要弱很多
（下图仅作示意，并非驰道全貌，图中并未标注所有秦郡）▼
这一点从行政网点的分布密度就可以看得出，如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北，秦代北方郡的分布密度是南方的2. 2倍，两汉南北郡国数之比为3∶7。
秦朝的郡县大部分集中在原有七国的区域
这个区域高度符合其地理边界
在北方是陕北-吕梁山-阴山-燕山一线
在南方是秦岭-淮河，贵州高原-南陵-武夷山两条线▼
南方的郡国看似“广大”，反映的却是事实上的管理“粗疏”，所控制的著籍人口更是十分有限。按照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字，北方人口较多的（河南）颍川郡有户43万余，而南方长江中游的重镇（湖北）南郡辖区幅员数倍于颍川，才有12.5万户。由南郡再往南，深入山地的（湖南）武陵郡仅有户3.4万，零陵郡2.1万。
西汉中央政权对南方的控制更加稳固
在南方建立的郡、国也更多
但人口仍无法与中原地区相比
（不过四川盆地和江东的人口相对较多）▼
对于皇帝来说，治下的整个帝国更像是一张由中心伸向四周的网络，通过节点以及交通线，输送信息和物资以及维持统治所必须的武力。在主要运输线之外的大片网格中，则是统治空白，那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群，不为汉字所记载。
在政权所依赖基本控制区方面，秦汉较为一致
从关中向东至河东和伊洛的通道是政权的生命线
所以全国的兵力可能一半为边防军（主要是北方）
另一半大都集中在关中-伊洛一线▼
即使到了东汉以后，汉族对南方的各种土著民族也只是粗略地有着四种分类，分别是越族，蛮族，僚族，俚族。(南朝政权所称的蛮，多是指长江中游的非汉群组。同时蛮也泛指所有南方非汉群组。)
其中越族居于东南沿海，蛮族主要广布于江、淮 地区，僚族则集中于西南地区，而岭南地区则是僚族与俚族杂居之地。越族华夏化也最早，其前身直可追春秋越国，而历经两汉尤其是孙吴对山越的打击后，越族的活跃已经不再频繁。
东吴和蜀汉虽看上去幅员辽阔
但其核心区其实只是四川盆地和长江沿线
对广阔南方的控制主要为巩固后方和平
相比曹魏，蜀吴的战略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但到了更远的地方，南朝对于西南和岭南地区实在是鞭长莫及，真正处于其统治重点地区的只有江淮之间的蛮族，南朝汉族和土著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重点也是在江淮之间。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将蛮族分为三大类:一是传说蛮族祖先源于槃瓠，到汉代发展为以长沙武陵蛮为中心的蛮族；二是传说祖先源于廩君，汉代发展成为以巴郡南郡蛮为中心的蛮族；三是汉代号为“板楣蛮”（实为巴人的一支）者，主要聚居在巴郡阆中一带。
然而到了南北朝对立之时，有相当数量的蛮族迁移到了南北交接的边境线的南朝一方，主要是位于秦岭东段汉江上游，和桐柏山淮河上游两大地区。
也就是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山地丘陵地带
（底图来自：NASA）▼
抓住缝隙的生长
晋室南渡，定鼎建康，对内要建立侨居政权对本土吴姓大族的弹压，对外则要迅速构建起江汉淮一线的防御阵线，抵御北方异族南下。
但晋室对于长江中游山地中的土著蛮族暂时无暇顾及，无法做到孙吴时期的持续压力，山间土著的生存压力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南北政权的对立，也让蛮族土著有了两面斡旋的空间，可以从双方获得种种好处。更重要的是，乱世之中的大量流民脱离王朝的直接统治，相当一部分或出于避乱或出于逃避赋税，逃入深山成为了蛮族的一部分。
对于东晋来说，淮河防线的东线是平原地带
而且直面统治中心建康，所以是防御重点
而对淮河上游长江中游的控制，相对要松散得多▼
蛮族抓住这历史的缝隙疯狂成长，人口膨胀的各个部落走出了深山，在汉江两岸耕种土地，与北方流民杂处，双方在土地水源等资源上的竞争越发激烈。
到了刘宋时期，这种竞争更加激烈，主要原因在于刘宋王朝的中央政府试图加强对流民的控制，对东晋遗留下的大量侨州郡县进行了实土化处理，并在侨民中推行土断，原本脱离官方控制的大量人口重新变成了编户齐民，承担国家税役。
这样一来，王朝政府自然就会偏袒与保护拥有合法编户身份的侨民，而蛮民是“化外之民”自然得不到保护。因此蛮族群众在土地资源争夺中就总是吃亏，如果打官司甚至要吃第二次亏。
刘宋相比东晋初期，南北对峙的形势已经比较稳固
南北两边最重要的问题转向解决自身内部问题
对于刘宋，加强对南阳-江汉地区的基层控制
一方面有助于巩固边防，一方面这里也是重要农业区▼
另一方面，南朝政府也千方百计地试图给蛮族增加赋税，试图把他们也束缚在土地上给国家老老实实种地交租，甚至有手段过激的官员直接把蛮族人口变成奴役，残酷压榨。过早的改土归流计划变成了一场生产性灾难。
被压榨方不满越积越多，导致最终冲突爆发：仅仅存在六十年的刘宋王朝竟发生了十三次大规模的“蛮变”，其中的元嘉年间，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蛮变”，元嘉后期,更是连年伐蛮。至于小规模的蛮民“寇盗”，也是遍见于史籍。
在最高峰时期, 蛮族叛乱的区域前后蔓延了大巴山、秦岭、大别山、桐柏上几乎整个边境地带，地方军队不足以应付，朝廷甚至为此出动了中央军，在北伐中与北魏作战的名臣宿将一齐上阵，斩首、俘获的蛮族人口累计超过了二十余万。对此，沈约评论说“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
在汉蛮关系史上，刘宋王朝与蛮族的剧烈冲突空前绝后。
孤岛与海洋的逆转
有压迫就有反抗，或者是逃亡。在刘宋大肆征讨的同时，北魏方面却在源源不断的接受少数民族。南朝境内的蛮族在五十余年间就有十三次拥众降魏的事件，学者估计总人口超过八十余万人。
图片来自：安介生著. 历史民族地理 上[M]. 2007▼
这些蛮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对北朝忠心耿耿，在边境一线，拼尽全力的抵抗南朝进攻。
然而随着北逃的蛮族人口在北魏境内增多,蛮族的活动区域甚至己经到达洛阳附近, 北魏也并不信任他们，甚至将相当一部分南方蛮族发配到北方寒冷的六镇充军。很多蛮族首领不得不再次做出选择。
江汉蛮族北附大魏，结果发配苦寒六镇，有点惨的▼
其中有一位蛮族领袖的经历非常传奇，他便是桓诞，据称是南朝顶级军事贵族桓温的孙子，在父亲叛乱被杀后流落到大洪山地区的大阳蛮之中，成年之后成为了大阳蛮的领袖。
当时，刘宋王朝步步紧逼，部落的生存空间大大减小。为报国仇家恨，桓诞率领着8万多部落民投靠北魏，并被安置在了东荆州，保持了独立自治的地位。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桓民蛮族部落替北魏守边，并且不断袭扰南朝边境，而到了桓诞的次子桓叔兴这代再次完成华丽转身，投靠南朝。
这个拥有古老光荣的华夏士族，其后人却变成了地道的蛮族领袖，并在两个强大势力之间长袖善舞争取生存空间，确实可谓一段传奇。
桓叔兴再度回到南朝时，已是梁武帝时期。此时的江汉领域蛮族势力已经大不如前，曾经遍布各地的在刘宋和南齐曾经广泛存在的左郡左县（南朝专门为新控制的蛮族地区设置的行政单位），进入梁代后就不再见于一记载了。
左郡左县的消失标志着政权统治的深化，历经数代，蛮族逐步汉化，走完了从自由的部族民到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的历史进程。
图片来自：安介生著. 历史民族地理 上[M]. 2007▼
正如历史学家罗新所言：先秦至秦汉时代，当中国北方(以中原和华北为中心)的非华夏人群如同零星的孤岛被华夏海洋包围的时候，在中国南方却呈现相反的局面，即华夏化地区和人口有如孤岛一般点缀在非华夏的海洋中。可是，历史的基本轨迹却是，中国南方的这些华夏孤岛一直在成长和扩张，并最终逆转了孤岛与海洋的关系。
南朝一百七十年中, 南朝诸政权加强对蛮族的统治，完成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华夏化，而这只是一连串历史进程的其中一幕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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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洲. 公元三至六世纪南方少数民族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开发——以三国吴越时山越和南朝蛮族为中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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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 南朝蛮族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5.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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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来自：tuchongshequ / 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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