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国出生的埃斯特·迪弗洛、美国学者迈克尔·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这三位学者获奖，颇令人感到意外，是最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争议最大的一次。
但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将人们的关注点导向贫困、穷人以及最缺乏话语权的一群人。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9年，同属于该领域的阿瑟·刘易斯凭借“二元经济”获得该奖。另，“穷人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获得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奖再颁发给发展经济学领域学者，似乎又一次提醒世人：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挑战。
贫困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问题。今年，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大增，全球化秩序受到冲击，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我们最该关注的依然是贫困问题。
这次诺奖另外一个争议便是这三位学者的资历以及随机控制实验（RCT）。
瑞典皇家科学院着重强调的是，这三位学者将实验研究方法应用到了贫困问题的研究上。
但是，有外国学者对此犀利地评论：“如果你想颁奖给实验经济学，当然要先考虑List；如果要是给应用微观经济学，那你挑的也只能是Card、Krueger、Blundell、Angrist等人。如果奖励的是实验方法在发展中的运用，那就只能是非Townsend莫属……这次诺奖糟透了。”
一些中国学者则评论，随机控制实验过于微观及随机性，缺乏普遍应用的价值，更无法在宏观经济政策、后发国家追赶领域产生价值；中国在扶贫方面的工作方法更值得借鉴。
有人调侃，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了和平奖的味道。
这些评论不无道理。但是，所谓各司其职，庙堂之上的经济学家制定或影响公共政策，解决贫困问题，亦可拿奖。
“江湖之中”的经济学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及方法获得扶贫成效。Duflo、Banerjee、Kremer这三位在该领域确实是顶级学者，只是他们的工作像大多数穷人一样缺乏光环与广播。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似乎告诉我们，世界需要有温度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忧郁”、理性不矛盾），以及有温度的经济学家（非指点江山的经济学家）。
贫困是一项具体而微的研究，扶贫更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
贝克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给穷人创建自由市场”是解决贫困的良药。确实，自由市场帮助人类摆脱了刀耕火种的生活，是近代世界及中国脱贫的关键。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面包从北美送到非洲，政府或援助机构需要花费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自由市场的交易费用。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在广大的非洲、印度及中亚地区缺乏启动市场的条件。班纳吉等人通过调查亦得出如此结论。
经济学家信奉的价格机制在这些地方便容易失灵。很多跨国公司在非洲、中亚开设工厂，他们试图提高计件工资以激励当地工人，但是工人们并不买账。计件工资提高后，他们甚至选择减少劳动时间及产量，以获得之前一样的低收入。
低收入导致低储蓄，进而导致低资本形成和低生产率，最后又进入低产出、低收入。如此，这个地区便陷入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市场低迷的“贫困恶性循环”。
有人则否定市场的做法，呼吁“人权至上”，给予更多的外国援助。
事实上，每年全球各国及国际组织都有高达数万亿美金的援助金及物资，专门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但依然有10亿贫困人口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深陷贫穷的泥沼【1】。
归根结底，全球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经济学家高度统一的研究、国际组织整齐划一的救援方式以及公众的刻板认知。
班纳吉、迪弗洛、克雷默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用了10多年的时间，深入五大洲18个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国家与地区，如亚洲的印尼、印度，非洲的肯尼亚、摩洛哥，观察、体验穷人的日常生活，通过随机控制实验的方法研究贫困的本质，从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他们的一些实验，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多此一举。比如，在肯尼亚，克雷默做了个这样的实验：
他发现当地很多小学生因感染一种病而经常性无法正常学习，于是他选择部分学生进行实验干预。从1998年到2001年他三次来到当地给实验学生发放驱虫药。实验发现，服用驱虫药使学生感染率下降，降低了辍学率。
我们不是说，发个驱虫药就能诺贝尔奖，而是类似这种无数个简单实验确确实实地降低了贫困率。
近些年，班纳吉和迪弗洛夫妇二人将他们细致入微的研究出版成书——《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困》。
在这本书中，班纳吉和迪弗洛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将随机控制实验应用于穷人的生活方式、教育、卫生、健康、创业、援助、政府政策及非政府组织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效。
他们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艰巨性，改变了很多人对贫困的传统认知。
今天，有些人将穷人视为“慵懒愚昧”、“思想古板”、“行为粗鄙”、“没教养”。有些人反对救助穷人，认为“外部援助加剧了惰性，让穷人更穷”。网络上有大量文章概括所谓的“穷人思维”。
但是，班纳吉则认为，贫穷的根源不是懒惰、愚蠢和享乐主义，而是外部环境污染。
班纳吉举例说，比如非洲某些贫困地区环境恶劣，疾病肆虐，一不小心就会死于饥饿或疾病，普通人想安安稳稳地落个寿终正寝都难。在这种环境里，即便是出现勤奋、聪慧、积极向上的个体，也几乎无法摆脱贫穷。
而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里，普通人即便是懒惰、愚蠢、耽于享乐，他们的生活品质也远比贫困人口里最勤奋、聪明、上进的人要好得多，因为这里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笔者过去一些年跟随一家国际慈善机构参与了一些贫困救助活动，这让我对班纳吉的研究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贫困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我们普通人的认知。
我们通常认为，贫穷与懒惰、愚蠢相关。
事实上，穷人的孩子年年上学，但是他们的成绩确实令人堪忧。北大清华、985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下降。这是为什么？
有些孩子即使很努力读书、能考上好大学，却找不到一份好工作来改善生活？这又是为什么？一些孩子为何高分低能，他们的活力、敏捷及创新去哪儿了？
我们通常认为，贫穷与疾病、风险意识相关。
这些年走访一些贫困家庭，因病致穷的案例比比皆是。
穷人的身体消耗很大但不愿意花小钱预防疾病，往往小病靠扛，大病来了如山倒。结果是，治大病花得钱更多。家里顶梁柱突然病倒，一家陷入贫困。这一行为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一悲剧？
我们通常认为，贫穷与个人的努力与智慧相关。
在滚滚洪流之中，人如泥沙般俱下。委内瑞拉恶性通胀，钱如废纸，回天乏术；土耳其汇率、房价闪崩，中产返贫。
美国五大湖区工厂搬迁，产业整体迁移，整个行业的工种都消失了，等待工人的只能是失业。2007年次贷危机，一些家庭瞬间破产陷入贫困——美联储宽松政策及次贷监管似乎给“中产”诱设了一个陷阱。
有一千种办法能够改变命运，但似乎没有一种适合穷人。穷人陷入了一种“贫困陷阱”，存在一些无形的经济规律不断地让人跳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美国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认为，“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们穷”。【2】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贫穷陷阱”中恶性循环的内涵：“暗含着一系列循环作用的力量，它们趋向于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互作用并反复作用致使一个贫困的国家处于一种贫困状态”。
过去40年，不少中国人摆脱了贫穷。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依然不少人被锁定在“贫困陷阱”之中。
“贫困陷阱”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又极为真实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穷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其身体素质不如他人，竞争力不足，工作能力较差；更要命的是他们的健康容易出问题，但又不注重疾病预防和治疗，小病拖成大病后又加剧了他们的贫穷……
穷人没有办法受到良好的教育，或者迫于生计放弃学业，导致人力资本退化；穷人长时间从事简单机械的劳动，难以从工作中获得知识积累（搬砖而不是砌墙），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随着身体日渐退化、人力资本无增长，日益陷入贫困……
穷人无法给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而富人则可以，随着社会竞争加剧，下一代的相对竞争力更差，进一步加剧了代际贫穷……
穷人的活动范围及自由有限，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核心层，常生活在缺乏话语权群体之中，信息相对封闭，思维不够活跃，进而又加剧了贫穷……
穷人缺少资本投入，只能依靠双手赚钱，这样无法抓住大多数依靠资本、关系与智力的赚钱机会，如房地产、股票、黄金，这样大多数赚钱的机会与穷人无缘，一旦失业立即陷入贫困……
穷人缺少资本及不动产积累，在从事风险性工作时往往比富人更加冒险，寄希望于小资本博取高回报，比如借高利贷投资，炒股时常常满仓操作，一旦失利则满盘皆输，陷入负债与贫困的纠缠之中……
关于“贫困陷阱”，纳克斯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予以解释。
供给方面，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人们将大部分钱用于生活消费，这样储蓄水平很低；低储蓄引起资本稀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低下；生产率低下又造成低收入。
需求方面，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不足，导致投资吸引力不足，从而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低下，结果又是低产出和低收入。
图：贫困陷阱：将来的收入小于今天的收入（A3-A1），来源：【1】
如此，投胎成了一种技术活。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在一些地方，穷人世世代代都在当地原地打转。生产力几千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如今使用的牛耕农具与1000多年前没有太大变化。
班纳吉等人认为，要想真正帮助那些贫困人群，必须从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入手。我们常说，无力改变环境，只能改变自己。但是，班纳吉认为，只有改变环境才能让多数人摆脱贫困。
“贫困陷阱”是一个低市场效率的环境。为什么自由市场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自由市场到底该如何启动？
我们通常认为，自由市场与民主制度如影随形、缺一不可，其实还需加入一个前提，即信息自由流通（思想市场）。
贫穷陷阱，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囚徒困境”。有人认为，“囚徒困境”说明市场失灵，即每人按照最大化原则行事，结果是最糟糕的。其实，“囚徒困境”环境中并不存在市场，因为信息被隔绝。
所以，突破“贫困陷阱”，首先就要打破信息封闭，开放市场，让信息、资本与人才自由流通。
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中，有时人们在其中很努力劳动，支付了很高的成本，却难以突破。班纳吉走访非洲贫困地区调查发现，只需花费小成本即可改善福利，但当地因信息不畅而无法获知成本更低的新技术、新产品及新方法。
比如，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在马里及肯尼亚只需要花费10美元购买蚊帐，即可降低虐病的传染，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10美元对于当地来说有些贵，但是他们却因虐病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这就是班纳吉等人提倡的“边际改善”。
早期广东这边的制衣厂、塑料厂，并不知道一河之隔的香港有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及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后，曾经逃到香港的那群人回到了家乡，他们带来了新的设备、工艺及制度。
在福建做公益活动时，我发现，受助贫困村的隔壁村，便是当地有名的富裕村。这一差异引起了我的好奇。询问当地村民才知，在民国时期，贫困村与富裕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土客之争”。在大规模的械斗中，富裕村最后惨败，失去了土地，村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多年后，一远走南洋的村民衣锦还乡，村民极为振奋，富裕村村民陆陆续续地便跟着他“下南洋”赚钱。这样，这个村逐渐富裕起来，被当地人称为“南洋村”。
部分下南洋的村民返乡后便修起了碉楼等，花钱聘请了一帮专业队伍，再次与贫困村械斗。这次贫困村完败，村民们不得不往偏远的山里搬迁，越来越少与外界交往。此后，世世代代过着闭塞、安宁而贫穷的生活。
在南方省份，很多生意是依靠宗族的力量做起来的，比如潮汕人在深圳搞房地产，莆田人在全国开医院。最开始，一些人开拓这行生意，便将这一信息告知族人，凭借极低的宗族信任成本，其他族人也跟随前往开拓市场。
如此，信息便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宗族环境，引入了技术与资本，也改变了贫穷的面貌。
对于国家来说，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信息流通，建设公共设施，引进外来资本，都有助于打破“贫困陷阱”。
纳克斯的“贫困陷阱”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外资的作用。改革开放后，80年代依靠港资启动市场，90年代开始，美资、日资、韩资以及中国台湾资本蜂拥而入。
在全球化市场中，即使最初国内收入及消费力不足，只要具备比较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及土地，外资便会进入。外资投资制造产品供应全球市场，随着本土工人收入增加，消费和储蓄便上升，进而又带动投资。如此便走出了“贫困陷阱”的死循环。
所以，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对外要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对外开放，启动市场，打破了中国的“贫困陷阱”。
要引进外来资本就必须建设公共设施，如机场、道路。我跟随公益机构在南方临近广东省的一个贫困县搞援助活动时发现，该县区域位置不错，距离珠三角不过五六个小时车程，也有特色产业，当地农民勤劳，但却沦为贫困县。
主要原因是，交通问题。该县地理结构属南北狭长型，而当地区域的交通主动脉也是南北纵贯（通往珠三角），缺乏东西横向动脉。于是，在过去几十年，该县与国家布局的多条国道、铁路、高速、高铁完美地擦肩而过。
听当地村民说，在90年代末，县道上的一座桥坍塌，当地财政困难，三年才把桥重新建起来。这三年，村民们只能用小农用车将特产运到临县销售，非常辛苦，收入还下降。
对于个人来说，走出这种环境获取更多新的信息、技能与资源，比在“贫困陷阱”中挥汗如雨更有机会。但上面说到，穷人的活动范围及自由有限，他们又怎么才能走出这种环境，获得更多的信息、人脉、技术与资本支持呢？
比如，一些人赚到一点钱后便选择买车，汽车可以扩大人的活动及交际范围；有些人拿到第一笔工资便购买一身行头，穿着更好、打扮更好，争取更多、更有价值的机会；有些人会选择专项学习，比如一门手艺、技术，通过走技术通道尽快地给自己的人生打开局面，在更高层次的社会群体中交易与合作。
这些其实都是对未来的投资——信息流通只是启动市场的条件，对未来的投资才能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
从“贫困陷阱”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将来的收入小于今天的收入时，则陷入“贫困陷阱”；当将来的收入大于今天的收入时，便可以打破这一死循环。只有对未来投资，才能提高将来的收入。
参考文献：
【1】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中信出版社；
【2】 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拉格纳·纳克斯，商务印书馆；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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