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作者 / 汁儿
编辑 / KY主创们
“N号房”存在了两年。
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3月，建立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的N号房，为26万韩国男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女性遭受性剥削的画面。
在已知的调查结果中，N号房事件的受害者女性为74人，其中16人未成年，年龄最小的仅11岁。
性虐待、上传视频与观看视频，在N号房中循环上演了上千个日夜。直到今年3月9日，这些隐匿在角落的黑暗才被公之于众。当罪恶的生产链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民众震惊，“房主”被捕，成员自杀。
是什么让N号房成为26万男性共同狂欢的“秘密基地”？是什么让他们泯灭良知，将快乐建立在对受害女性的凌辱之上？
01.
男性凝视下的女人成为物品，
道德就随之消失了。
N号房间的观看者达到了26万（含重复入群的人数）。韩国网友指出，同样的数字，相当于韩国目前运营的出租车总量。
这一类比构成了人们想象中观看者的样子。“房间”之外，他们散布在整个社会，是公司职员、在校学生，是儿子、丈夫和父亲；就像被逮捕的“博士”赵主彬一样，“看起来很平凡，有时看着还很善良”。
而“房间”之内，这些平凡个体与陌生网友分享偷拍的女性熟人影像，制造性骚扰对话，将女性称为“狗”和“来月经的东西”。
通过观看，N号房的成员们获得了愉悦，女性则处于被观看的位置，赤裸着身体听从男性摆布，这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男性凝视（male gaze）”。
“凝视”不是单纯的“观看”，而是观看主体施加于被观看者的一种权力压迫。在男性凝视下，女性成为被压制的客体，作为“人”的特性被完全剥削，仅剩下承载男性欲望的躯壳。
这个过程，就是女性被“物化”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这些完全失去了人的主体性的女人，已经“死”了。
Kurt Gray等人曾做过一项研究“物化”的实验，结果表明，在物化他者的过程中，实施物化的主体会更少地在道德上自我控制。也就是说，物化客体对象的过程，能够让人忘记道德——伤害已经被物化的对象，会失去“伤害一个人”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人质会和绑匪进行自我介绍，提醒绑匪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物化对象的角色中挣脱，以唤起绑匪更多的道德感。）
对N号房间的观看者来说，他们必须将女性完全物化，才能够丢弃道德伦理。
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将所有女性看作满足欲望的他者，以熟人的照片和视频为自己进入房间的入场劵。而失去“道德”庇护后的女性，则成为彻底的客体，沦为可以被尽情凌辱的对象。
同时，网络技术所带来的隐秘性和匿名性，进一步让去道德化变得彻底。不论是母亲、妻子还是女儿，此时都微缩成了一个符号，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碍他们对女性施以色情化的男性凝视。
02.
N号房间中，
女性成为了男性共同的“祭品”。
类似N号房的聊天群有80多个，一旦某个房间因为举报而被解散，会有新的“避难所”马上填补空缺。在进入N号房之前的聚集地“衍生群”中，每天的淫秽色情消息也有上万条。
而与26万观看者呈现出的饕餮欲望相对应的，是他们言谈举止间对女性的极尽厌弃。
N号房中的人将女孩们称为“淫妇”，让她们赤裸着身体模仿狗叫。在“博士房”中，女孩们被要求在身上用刀刻下“奴隶”、“博士”的字样，将小手指翘起，打下“博士生产”的烙印。
女孩们是他们的奴隶、玩物。苏珊·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中，曾准确描述过男性的矛盾心理：强奸犯既把女性当成仇恨对象，又把女性当成求之不得的财产。
为什么说他们把女性当成财产？这是因为，在两性间，男性的主体地位，是需要女性参与才能确立的。
上野千鹤子曾在《厌女症：日本社会的女性厌恶》中，提出“男性纽带”的概念。男性间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纽带。对男性来说，女性是他们建立纽带的唯一中间介质和工具。
通过“占有”女性，男性得以成为“真正的男人”，但过程必须得到其他男性的认可。只有“占有”成为具有公共性的行为，他们才能向同为男性的群体“证明自己是男的”，进而成为由纯粹阳刚气质构成的“男性集团”一员。
N号房正是这种男性纽带发生作用的场域。房间中的观看者成千上万，在集体性观看仪式下，女性成为了男性共同的“祭品”，不仅增强了男性之间的相互认可，也使这群观看者亲自搭建出了一个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男性俱乐部。
然而，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却建立在厌女的底色之上男性厌恶自身对女性的“依赖”——厌恶自己必须通过占有女性才能确立主体地位，为了掩饰自身的厌恶和恐惧，他们把女性贬低为低等生物，是为了满足男性欲望的存在。
其次，女性在客体地位所遭受的待遇，同时会让男性产生一种恐惧，即男人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才能确保自己被男性社会接纳，才能免于被抵牾、被蔑视、被支配。男性害怕自己被看成缺乏男子气概的“假男人”。
在N号房中我们能够看到厌恶与渴望同时发生。这些观看者既认为被他们观看的女性“下贱”、“恶心”，又无法控制地渴望女性，将女性看作确认彼此主体性所必须占有的对象。
03.
渗透在社会中的强奸文化，
不断把男性统治“性感化”、“浪漫化”。
占有和物化女性只是表征，其背后绵延不绝、无所不在的父权统治才是真正的根源。
N号房间是一个极端事件，但类似的、女性被物化、被支配的现象则蔓延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中。
不止在色情片里，言情小说、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霸权，被不断“色情化”、甚至“浪漫化”。例如，在典型的以“霸道总裁”为主角的作品中，霸道总裁对女性的追求常以“占有”形式出现，并且这些占有行为大都粗鲁而充满强制性，带着浓厚的不容拒绝的兴味。
甚至，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有时就始于强暴，双方相处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强暴的情节。
而这些作品把这种霸权、统治、对人权的入侵、对女性的强迫、贬低和伤害，不断描写为欲罢不能的“爱情”——甚至获得了一部分女性的认可，她们相信这些男性“难以控制自己”是因为对女性狂热的爱情。
在最近的鲍毓明事件中，星星发声之后，鲍毓明开始用“父女般的爱情”为自己洗地，无耻行径令人发指。他知道如何玩弄叙事，如何把所发生的讲述成一个能够被这个文化吸纳的故事：一个关于难以自控的爱情的故事。
但这样的故事讲述方式，真的能洗白他丧尽天良的行径吗？能抹去他强暴、操纵星星，导致星星多次自杀未遂、身心严重受损的事实嘛？
不，不能。
但鲍毓明之流的洗地方式，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这个社会上，真的有一种强奸文化在渗透：有太多浪漫化、色情化男性统治的叙事在流行，在色情片中大量出现的强迫情节更让现实中的这种强迫，似乎具备了或多或少的正当性。
“是所有男人都会犯的情不自禁的错误。”
“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这些日常话术，距离n号房间，到底有多远？N号房的观看者偷拍熟人、称女性受害者为“奴隶”，我们似乎觉得这些观众的行为令人发指。但他们却有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男性。
通过对性行为中“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的地位划分，性别在父权社会中被构造成等级化的二元秩序——进入和权力是男性的特权，被进入是女性的宿命。
我们长期浸淫在这种文化中，降低了自己对这类事情的道德反应。
尤其对于观看n号房间的男性来说，在性的语境中，他们会认为男性统治能够唤起女性的性感回应，权力的色情化是正当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也存在其合理性。
然而，当充满色情意味的控制行为与浪漫关系挂钩，女性会遭到更加严重的物化，不仅男性将女性当成扁平的性化对象，女性也会在色情的“软”陷阱里一点一点交出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进一步成为确认男性气质的必备工具。
已故台湾作家林奕含，在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女孩子被伤害了。女孩子在读者读到这段对话的当下也正在被伤害。而恶人还高高挂在招牌上。”
几年过去了，女性的身体仍然被物化、被占有、被伤害。N号房的受害者被当作动物展览，被构陷为“负有更大责任的淫妇”；女孩子被性侵了，只能留下“生命的遗书”；“姐姐来了”被撤下热搜，“哥哥也在”却能得到广泛传播。
但同时，与N号房事件有关的请愿人数超过了430万。当性侵事件发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在统一战线上，向着处于另一端“坚不可摧”的结构性压迫作出反击。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症》的最后写道，“女性主义否定的是‘男性性’，而不是个体的‘男性存在’。如果被分类的男性希求得到完整的肯定”，“那么，就像‘为得到完整的肯定’而与厌女症斗争的女人一样，男人也必须与自己的厌女症格斗。”
女性需要意识到自己是人，男性也要认识到女性是人。只有有意识地反对物化、反对强奸文化，我们才有可能从弥散的父权压迫中解脱，“免于恐惧，自由地活在日光之下”。
References：
Gray, K., Knobe, J., Sheskin, M., Bloom, P., &Barrett, L. F. (2011). More than a body: Mind perception and the nature ofobjec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6), 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