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向外让渡的过程。从贸易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再到生活全球化，全球化程度越高，国家主权越弱。
可见，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
理想的全球化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是个人、家庭、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网络密布的信息、商品、资本、科技及情感交流。
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全球化并不是均衡的，更不是人人受益的。当今世界，人们还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
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存在两组矛盾：
一、经济全球化与政府权力之矛盾
1951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署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决定建立煤钢的共同市场。
欧洲煤钢共同体是世界第一个“超国家”机构。加入这个机构，意味着国家煤钢开采与支配主权无法独立自主。
如今，欧洲基本实现了一体化，欧元区成员国已让渡了关税、货币及部分财政、外交、国防主权。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打击，首当其冲是对政府权力的削弱与制约。
在加入全球化前，政府垄断了国家权力，扩张多少货币，发行多少政府债券，政府说了算。加入全球化后，各国政府的权力被削减，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如此，一些国家的政府会主动排斥全球化，或仅将全球化作为一种工具。
在非洲、中东、亚洲、南美等一些国家，政府并不愿意过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即便全球化能够改善国民的生活，这些政府也可能拒绝全球化。相反，他们倾向于唤起国家主权、民族意识，以避免手中的国家权力受制约。
如此一来，各国全球化程度差异巨大，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更加突出。
例如，欧洲谴责巴西放任亚马逊雨林火灾蔓延，巴西总统则认为这是巴西主权，他国无权指手画脚。欧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鲜空气，巴西政府考虑的是当地农民的生计，默许火烧雨林开垦农田。
七国集团表示，愿意筹措2000万欧元帮助亚马逊灭火。巴西总统对此嗤之以鼻，并称西方援助是“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另有所图”。
又如，关于疫情信息问题，各国政府争议巨大。疫情信息，是不是国家主权？如果世界是隔绝的，俄罗斯是否公开信息，与他国无关。但在全球化时代，疫情信息定然超越国家主权，作为全球共享的信息。任何国家政府都不能以国家主权之名隐瞒疫情信息。
再如，关于疫情的防控模式，各国争议同样巨大。疫情能否有效防控，取决于防控最差的国家。如果防疫最差的国家政府不作为、乱作为，他国能否对其“指手画脚”？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否以他国干涉国家主权之名反击？
当今的世界，“一人得病，全球遭殃”，疫情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二、全球化风险与国家治理弱化之矛盾
全球化主要是由自由市场推动的，但是自由市场伴随着各种外部性风险，比如空气污染、难民问题、种族融合、金融危机、病毒“世界大流行”。
如何应对全球化风险？
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国家主权及政府行政权力被弱化，这弱点在疫情面前被放大化。
疫情来袭，这些国家政府无法立即封城、宵禁、停产。在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任何一个国家若采取这种模式，对他国的经济打击难以想象。但是，一旦一个国家被攻陷，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对他国来说同样是灾难。
全球化导致的国家治理弱化，难以应对全球化风险。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如美国、欧洲，被病毒传染的风险更大。这就是全球化的脆弱性。这并不是支持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国家治理弱化的部分应该由国际组织填补，但是国际组织的全球化治理退化，给病毒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如今的国际组织脆弱不堪，世界贸易组织缺乏应对疫情的预案，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备受争议。
欧盟算是比较成功的国际化组织，但是依然在这次疫情中暴露了缺陷。意大利防控失利主要原因是医疗资源不足。意大利长期受债务危机困扰，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扩充公共医疗资源。意大利政府的财政赤字受欧盟约束，财政扩张受制于欧元区货币扩张。这是欧盟强货币与弱中央财政的治理问题。
为了规避疫情全球化风险，各国开始退缩到国家主权、经济主权的界限之内，政府趁机强化行政权力。欧美很多自由主义学者担心，疫情过后是否会带来大政府主义，生活在“皮下监视”之中。
当前，各国出台了临时防御法案或行政令，防控模式及执法程度差异巨大。这可能引发国家主权及公民权冲突。
比如，新加坡对防疫违法严惩不贷，若他国公民遭遇新加坡政府制裁，是否涉嫌侵犯他国公民权？尼日利亚商人在广州的防疫冲突事件，上升到外交层面。非洲国家的种族及民族意识颇为敏感。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世界秩序，基辛格）
全球化经贸关系，是由无数个市场契约构成的，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但是，民族国家中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群体非理性及国家力量，对全球化并不友好。
理论上，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现实中，全球化大多数冲突均源自外部性。
全球化对后发国家有利，因为信息、知识及通用技术具有外部性，后发国家可获得大量现成的知识及技术转移。但是，一些后发国家可能会借助这一外部性，引发知识产权争端。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被伪装为“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也有利，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具有外部性。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优势，向全球攫取铸币税。
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应该从民族国家演变为契约国家。
国家存在的价值，是帮助国民与他国签署共同契约，以降低全球化交易的费用。具体职责包括共建全球化秩序及组织，协商关税及竞争规则，打击国际犯罪，等等。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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