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时期，凡是放缺、放差，都必须由军机向内廷递进名单，由主政者（多为皇帝，也可是掌权的太后）御笔圈出之后，再交由外朝具体执行。
所谓的“缺”，就是职缺。
职缺的出现，不外乎以下几种主要情况：
一是官员提拔升迁空出职位；
二是官员贬斥降调空出职位；
三是官员丁忧守制空出职位；
四是官员殉职病故空出职位。
职缺出现之后，一般情况下，朝廷肯定要马上补齐，不然，就会出现管理的空洞。
朝廷选定候补官员，补实职缺，就是简单意义上的所谓放缺。
所谓候补，同样，也有几种主要情况：
一是考核成绩好，已经被记名，可以升迁，但暂时没有职位空缺的官员；
二是守制结束，重新回到官场，暂时没有安排的官员；
三是捐官之后，没有空位，等待进用的人员。
综合以上，候补官员，得到实际官职，填补职缺，中间经过朝廷的正规程序，就是放缺。
与放缺相比，放差就较为简单。
放差，也被称之为“钦差”，就是主政者差派廷臣，去执行某项特定差使。
放缺、放差时，人员的名单，一般都是吏部拟定，军机递进，最后由主政者定夺。
专制时代，按照想象，似乎，主政者是可以无法无天的。
其实不然！
军机递进的放缺、放差名单中，如果某人的名字不在单内，一般情况下，主政者也不可以自行指定其人补缺或当差。
偶尔出现主政者指定军机递进名单以外的人补缺当差，也会留下口实，可能成为政治纷争或者权力斗争的依据。
话说，有一次，上海道道台缺出。
上海道，在满清时期，是略高于上海县、松江府，但低于江苏省的行政区划，其正式名称是“分巡苏松太常等地兵备道”。
上海道台属重要官员，虽为正四品官，但任满之后，大多都升为正三品按察使或从二品布政使，也有直接升至巡抚甚至总督的。
按察使，唐朝始设。明初，复设提刑按察使司，置按察使，为按察司之长官，正三品，主管一省之刑法。别称“皋司”，尊称“皋台”、“外台”。清承明制，每省设一人，与布政使同为督抚大员之下属，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以振风纪而澄吏治，乡试充监试官，大计充考察官，秋审充主稿官，亦正三品；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改为提法使，不久，废。
布政使，亦称“藩司”，或称“方伯”。明、清各直省承宣布政使司之主官，掌一省政令与财赋之事。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设，员一人，秩正二品；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增设左、右各一人；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定秩从二品；明宣宗（朱瞻基）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定十三布政使司之制。初置藩司，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与六部均重；后专设总督、巡抚等官，其权渐轻。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公元1644年～公元1661年） 中沿设。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去左、右系衔，止设员一人，为从二品；全国十八个直省，共设十九人，唯江苏设二人；台湾省亦曾设一人。自清高宗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以后，督抚成为固定之封疆大吏，布政使遂为属官。
布政使与按察使合称两司。
由上可知，上海道算是肥缺。
上海道缺出之后，当时的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帝要放鲁伯阳为道台。
光绪帝为什么要放鲁伯阳为上海道？
其间的事实原委，正史很难厘清，倒是清人的笔记中，重重地记了那么一笔。
清人胡思敬《国乘备闻》卷一《君主专制之诬》一节中，关于相关事体，就写道：
“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
珍妃（公元1876年～公元1900年），清德宗光绪帝妃，他他拉氏，礼部侍郎长叙女，光绪帝瑾妃之妹。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与其姊同选入宫，曾为珍嫔；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进封珍妃；以触忤慈禧皇太后（叶赫那拉氏），降为贵人。次年（公元1895年），仍为珍妃。支持光绪帝变法，喜干政。戊戌政变（公元1898年）后，被幽禁。庚子年（公元1900年），慈禧太后逃离京师时，命宦官崔玉贵将其投入井中。
无论四万两银子的事，是否属实，作为口实，这无论如何，都会大大伤害到光绪帝的颜面、朝廷的体面。
光绪帝说是，上海道要放鲁伯阳。
军机大臣回答说：
“名单上没有鲁伯阳的名字，不知其为何许人，似乎是不能放缺的！”
光绪帝说：
“你再查查看！”
按照官场上的行事惯例、按照一般人对政治的了解，猜想，军机大臣肯定会屁颠屁颠地跑回去，改了名单，把鲁伯阳的名字写上去，然后又跑到皇帝的面前，摇着尾巴说：
“这是放缺的名单，请皇上裁夺！”
不过，令大家失望了，剧情并没有那么发展！
到了次日，军机大臣回复时，和前一天所说的话一样：
“名单上没有鲁伯阳的名字，不知其为何许人，似乎是不能放缺的！”
光绪帝见军机大臣这般回答，无奈，他只能自己上阵，亲自解释了：
“鲁伯阳是江苏的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举过他！”
军机仍然按部就班，照程序回答：
“既然鲁伯阳是江苏的候补道，那么，必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查明问实后，再行确定。”
随后，军机电询刘坤一。
刘坤一覆电，说是确有鲁伯阳其人。
查明问实确有其人之后，当日就特简鲁伯阳为上海道。
所谓特简，也就是未按常规，主政者对官吏进行破格选用。
这件事似乎就这么定局了，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军机从内廷出来之后，对于这件事情，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有了看法之后，难免会有所议论。
于是，皇帝特简鲁伯阳一事，便在官场上传扬开来。
最后，这件事弄得众人周知，物议纷纭。
甚至有人说是：
鲁伯阳为了上海道一缺，花了二十万两银子（上文提及，鲁伯阳给了珍妃四万两银子。）；
还有人说是：
鲁伯阳连书都没读过，根本就是目不识丁……
物议一起，御史参奏的折子马上就上来了。
御史有折，朝廷自然要进行处理。
不得已，鲁伯阳放缺一事，便送至吏部进行考验。
所谓考验，大约就是在吏部查证其人的履历、业绩，看看资格是否具备、业绩是否合格。
考验与考绩两个词的意思大体相仿。考绩一事，是由吏部的考功司主持的。所以，鲁伯阳一事的考验，就是交到吏部的考功司进行处置的。
吏部考功司中，处理这个案子的，是笔记《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与满人掌印官惠树滋。
鲁伯阳得到朝廷的传询文书后，到吏部报到。
吏部即派何刚德与惠树滋带鲁伯阳到军机处考验。
考验之后，鲁伯阳以候补道发往直隶，交由李鸿章差遣委用。
这样一来，上海道的缺，就开着。
与鲁伯阳同时，还有四川盐茶道一缺，放玉铭。
后来，因为玉铭的资格与四川盐茶道不相称，被参奏后，四川盐茶道的缺，也开着。
这一时期，清德宗光绪帝亲政，珍妃得宠。
传闻，这些事情，珍妃在光绪帝跟前，都曾暗通声气。
至于珍妃有没有在光绪帝跟前吹风，从来就没有发现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当然，即便是有，也很难发现。
但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却是：
这件事过后，没有几天，珍妃便被黜；
珍妃的哥哥志伯愚学士（即志锐）被外放为乌里雅苏台参赞。
乌里雅苏台，是清代对漠北蒙古诸部的统称。
如此看来，当时对珍妃哥哥的处置，跟流放差不多吧！
听说，是因为这件事情传到了慈禧皇太后的耳朵里，然后，才有这样的处理结果。
关于这件事情，当时京师之中，比较喜欢说话、爱议论的人士还作有七绝一首，这首诗的前两句是：
一自珍妃失宠来，
伯愚乌里雅苏台。
大概，就是在隐隐地讽刺这些事情。
皇帝破例，特别简放了两个职缺，结果，还被参奏，最后开缺。
都说当日御史无威，军机无权，似乎并非完全正确。
专制时代，主政者并非肆意妄为，多少也要受到一些束缚。
本文据清人何刚德笔记《春明梦录》卷下中的一节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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