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梁武帝萧衍，南北朝时期梁朝政权的建立者
永元元年（499 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物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
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放了下来，但疑问随之在他们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
其实，士兵们的疑问也并不比农民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
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激起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
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
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的谗言，诛杀了他父皇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致使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
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
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了，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
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地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三千艘船装备成了战船。这三千艘战船，连同招募的一万多名士兵和一千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捣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皇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两座格外引人注目，这两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它们的华丽，而是因为它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造的。
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七里之远，两旁是三十六院，里面供养着一千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一座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点缀着花果，有五百尼姑，不时讲诵。
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的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重振儒学。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的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他又一次开了历史先河，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一时之间，全国信佛之人激增。
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南朝梁变为佛国，他的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
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建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建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了数百名学生。
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疏》等儒学著作，也署着梁武帝的大名。
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梁武帝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制礼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制礼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制礼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制礼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制礼班子从礼仪典籍里查找，从礼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十一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军、宾、嘉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陈苏镇
南朝的“五礼之学”，主要是为吉、凶、军、宾、嘉五种礼做仪注，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和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具体的仪式及一些规则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简单地说，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一些礼仪，宾礼是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所遵行的一些礼仪，嘉礼就是婚姻喜庆这方面的礼仪。
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制礼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起来了。
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建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魏道儒
《菩萨戒》的核心内容是历史上常常讲的三聚净戒。所谓“三聚净戒”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要遵守戒律，第二个要做善事，第三个就是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它们都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自已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的大臣。
他为了倡导吃素的理念，曾推出《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一千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的不断推动下，演变成只有汉族僧人才吃素的独特风俗。
更让人惊讶的是，吃素的梁武帝，五十岁那年开始戒色。并且，他还把很多清规戒律推广到皇宫内部，六宫嫔妃衣服不能拖地，在宫内不得饮酒。
梁武帝的以身行戒，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建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魏道儒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把儒佛结合起来，用佛教撬动儒家观念，是梁武帝治国的理念。对于梁武帝的这种做法，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测机神，发挥礼教。实足使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悟缘觉，民思孝道”。
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到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了高高的祭坛。
帝王祭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此制，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薄，祭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南朝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祭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祭孔典礼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祭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
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醉心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南朝梁，诞生了像《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
其实，文化繁荣是南朝梁经济发展托起的一道彩虹，经过梁武帝二十多年的治理后，南朝梁发展成为南朝最发达的国家。
梁武帝治国近五十年，在此期间，梁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力增强，文化繁荣。
梁朝的地位令其同时的北朝不敢小觑。东魏主高欢解释他之所以对士人采取宽缓态度时说：“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一千多年以后，明末清初人王夫之在谈到梁武帝治国时说：“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旧习祓除已尽，而贤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谋也，不相溷也。就无道之世而言之，亦霪雨之旬，乍为开霁，虽不保于崇朝之后，而草木亦蓁蓁以向荣矣。”
王夫之认为南北朝是阴雨连绵的“无道之世”，而梁武帝统治下的梁朝则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据史书记载，当时建康有户二十八万，如果以每户五口计算，则有一百四十万人。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大都会。
人口的繁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一百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建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
建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二十九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职贡图》里，被真实地再现出来。
源源不断来到南朝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古印度）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建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他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
外国僧侣到南朝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它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朝梁，就建有佛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仅京城建康一地，佛寺就超过五百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大通元年（527 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
据《南朝寺考》记载：同泰寺有一座九层的宝塔，大殿有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七层。璇玑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所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都极为壮丽。
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的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地卷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梁武帝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其中缘由，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六十五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会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四万亿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魏道儒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是他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了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得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
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了。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晚年遭遇侯景之乱。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
太清元年（547 年），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南朝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
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南朝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地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作为国君，梁武帝晚年沉迷佛教，没有把精力全部用在治理国家上面。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东魏此举，意在挑起侯景与梁朝的争斗。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太清二年（548 年）十月，侯景在梁武帝的侄子萧正德配合下攻进首都建康，把皇城紧紧包围起来。
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族殉国，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注脚。身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自己感到些许的自豪。
所以，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他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英武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突然觉得自己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他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
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但此时他没有难过，大臣在危难时刻的舍身，让他确认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成功。
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
以前，梁武帝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地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不受打扰地走向了他想去的佛门圣地。
太清三年（549 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八十六岁。
一代才华横溢的君主，不可逃避地要承担亡国的责任。
作为普通人，高龄是人生的幸事；作为皇帝，耄耋之年仍决断着国家大计，未尝不是国家的悲剧。
梁武帝在处理侯景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他先是不顾臣下劝谏，坚持接纳朝三暮四的侯景；接着又中了东魏离间之计，企图出卖侯景换回侄子，最后终于酿成大乱。这一切都与他年事已高，智力和精力都已不胜任有密切关系。
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
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
▌摘自华夏版五卷本《中国通史》，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