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关注知识积累速度最快和底层工具产生拐点的领域。”元禾原点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元禾原点”）Healthcare 合伙人胡晓芳对“DeepTech 旗下—生辉”（SciPhi）说。
元禾原点是元禾控股旗下专业化的早期股权投资管理平台，主要开展种子基金和成长基金的募集和投资管理工作旗下六只基金总规模约为 30 亿元，重点关注 TMT 和 Healthcare 两大领域，其投资风格专注于早期、偏好技术。
在 Healthcare 领域，元禾原点以往投资过包括亚盛医药、基石药业、信达生物、药明巨诺等明星公司。
胡晓芳于去年加入元禾原点，她是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学工程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所教授、天士力资本华金锦天基金董事总经理、辰德资本董事总经理。她在生物医学研究及投资领域有二十多年的经验，曾主导过广州康立明、浙江艾科诺、上海凯联等项目的投资。
图｜元禾原点医疗投资合伙人胡晓芳（来源：元禾原点）
在过去几年中，胡晓芳重点布局了体外诊断赛道，她曾公开表示，精准诊断是精准治疗的前提，体外诊断尤其是分子诊断是未来五年增速最快的版块，这个领域全球新技术不断涌现，重点投资这个赛道的基本逻辑是全球技术+中国市场，中国人口红利和健康需求使得体外诊断成为确定性的高速成长市场。
分子诊断的机会在哪里，挑战是什么？元禾原点未来在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产业的关注方向是什么？胡晓芳与生辉分享了她的观点。
中外分子诊断的最大差距在仪器
统计显示，2018 年我国体外诊断市场规模达到 600 亿人民币，约占全球 IVD 市场的12%，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在过去三年，中国体外诊断的年增速超过 17%，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在胡晓芳眼里，诊断产品是向医院或者体检机构提供的一个产品组合“仪器+试剂+服务”：仪器是实施检测的基本工具，试剂销售能产生持续现金收入，良好的服务会提升用户体验。一台仪器在单位时间中进行的检测数量越多，产生的试剂销售就越多，盈利效率就越高。
胡晓芳认为，中国在生物和化学领域具有世界一流的人才储备，在体外诊断应用开发方面的能力很强，这方面国内外的差距不大。“举个例子，二代测序的第一个应用是 NIPT，接下来是肿瘤用药的精准指导。应用二代测序在这些领域中进行试剂研发和应用开发，中国和国外基本上是同步开展起来的。因为中国的市场更大，市场反向驱动力使国内检测的数量很快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大市场。”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上游的核心仪器上，国内外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精密分析仪器的制造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上。“这两块需要长期的积累，这是中国比较薄弱的。我们是嫁接在国外的仪器和平台上开发应用，上游端还是在别人手里，这就导致我们常常无法形成一个独特的技术壁垒和完整的解决方案。”
图 | DNA测序仪（来源：Illumina）
“要实现上游仪器上的突破和创新，需要具备什么要素？”，“生辉”追问。胡晓芳回答说：“仪器里的很多部件，包括核心部件，中国还没有生产能力，这部分的供应商集中在日本、德国、美国这些国家。一方面，中国需要发展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通过整合全球核心部件资源和仪器设计能力来发展高端精密仪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需要投入巨大的科研力量去攻关，发展自身的底层技术积累和工艺积累，最后能自主研发关键核心部件，才能把精密仪器制造的短板逐渐弥补起来。”
在我们的投资中，我们特别关注底层技术的积累和厚度，我们认为无论是仪器还是试剂，必须有独特的技术解决临床痛点，从长远看才具备定价权和持续的竞争力。
回归医疗健康投资的本质
风投对医疗健康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现在处在一个“大变局”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2018 年 4 月底，港交所推出了 25 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改革，允许未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生物科技企业带“B”上市，未盈利的生物医药公司纷纷赴港，目前已有十余家药企成功上市。这些赴港上市的药企现在的状况各有不同，君实生物、信达生物等企业股价上升甚至翻倍，但随着药企竞争加剧，也有迈博药业、中国抗体这样的公司优势被削弱，股价还处于破发状态。
对于关注医药领域的投资机构来说，当下的环境存在哪些机会和挑战？
胡晓芳认为，香港上市新规之后，我们看到很多公司 Pre-IPO 的估值和它上市之后的市值是倒挂的，这给投资机构一个很大的警示：“我们看待新药公司的 IPO 要更理性一点，这和 A 股的 IPO 是不同的概念，新药公司的 IPO 可能只是拓宽了一个募资渠道，公司真正的价值要在取得重要的里程碑时才能体现出来，这个时候投资机构才有比较好的退出窗口和套利机会。”
基于此，投资机构怎样才能在新药领域进行有效的投资，需要更加关注药物研发的本质。药物研发本质上就是长周期、高风险、高回报的，它的风险释放需要生物学上认知的强大积累和临床试验的严谨验证。
她强调说，医疗健康领域是一个特别注重积累的行业，虽然医疗健康每个细分版块各有特征，但这个行业成功项目的共通点是人和事的匹配度和“timing”，一个创业团队能把一家公司做成是有迹可循的，在相关领域中技术、商业、管理的积累越深厚，公司成功的概率越高。
至于 “timing”，一个是在技术上要有充分的验证，第二个是在商业上要逻辑成立，这个时候它的拐点就到了。“生辉”追问，“您觉得近两年有哪些领域到达了它所谓的‘timing’和拐点？”胡晓芳说：“Case by case，我们还是会关注知识积累速度最快和底层工具产生拐点的领域。举个例子，生物数据通量和积累速度最快的未来几年还在测序领域。本质上，我们对生命知道的越多，能做的就越多。从bulk基因测序到单细胞测序，功能基因组学数据产出都呈现指数级增长，大大促进我们对生命和疾病的认知和理解，将快速推动相关诊断技术和药物研发的发展。”
对于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研发药物，胡晓芳认为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有很多年的历史，最近几年随着算力不断提高，人们对 AI 加快药物研发的期望越来越强烈。胡晓芳认为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还需要新的算法，更需要对靶点在生物学上的深刻理解。这是一个计算和实验的结合，算力算法和生物学理解需要深度结合的领域。
关于元禾原点是否受到此次疫情的影响，胡晓芳说：“我们元禾原点相对比较幸运，因为我们去年很努力地募集了三期基金，所以目前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不大。所以在整个市场遇冷的情况下，我们投资布局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在新药、诊断、器械各个赛道持续寻找优质项目我们偏好早期的、具备明确市场前景的技术驱动型项目。”
科学家转型企业家需要什么
广州康立明是胡晓芳投资经历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在公司早期阶段，胡晓芳进行了多轮投资。
广州康立明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大肠癌早期筛查服务公司，从事大肠癌粪便无创筛查试剂盒等肿瘤筛查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其最近获批上市的主要产品为“长安心”，可以准确解读粪便中基因异常改变的信息，帮助医生发现患者的癌前病变和早期肠癌。
“我 2015 年第一次见到创始人是在广州中山六院的实验室，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科学家转型企业家的例子。”
图 | 康立明创始人邹鸿志（来源：康立明官网）
她所提到康立明创始人是邹鸿志博士，师从全国知名大肠癌专家郁宝铭教授，2002 年博士毕业后前往美国著名的梅奥诊所 (Mayo Clinic) 胃肠科和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Exact Sciences 从事大肠癌无创筛查技术的研发工作十多年，领导了美国大肠癌粪便筛查试剂盒的开发工作。回国后在中山大学附属笫六医院做教授，之后创立广州康立明，开发出了适合中国人群的大肠癌粪便核酸检测产品。在邹博士的领导下，从产品定型和第一个获批上市，公司在短短三年间成长为一家估值 15 亿的公司。
“科学家转型企业家其实很难，我认为他独特的地方在于，他有非常远大的理想，有强大持续的学习能力，而且还有很强的执行力和意志力。作为一位海归博士，他很接地气，碰到问题解决问题，具体来说，他在团队招募、临床注册、报证拿证的速度非常快，领先竞争对手至少两年时间拿下行业当中的第一张证。”
“我常常和邹博士复盘这段从 0 到 1 的过程，我们一致认为邹博士在美国公司 3-4 年的工作经历对他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时邹博士作为第五号员工担任公司研发总监，陪同 CEO 完成多轮募资，经历了产品从研发到上市的完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邹博士潜移默化理解了一个初创公司的发展过程。”
胡晓芳总结认为，虽然康立明是个成功的投资案例，但像邹鸿志这样成功转型的科学家并不是常态。对于没有公司经历和管理经验的科学家来说，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商业合伙人，双方形成比较合理的分工合作和股权结构，公司才能快速发展起来。
“做企业跟人打交道和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非常复杂，搞科研的人从头来学的话理念上往往很难兼容、也不是最高效的，所以我觉得科学家创业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短板，找一个能补短板的合伙人非常重要。”她补充说。
“对于今年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您有什么建议？”，“生辉”问道。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现金流，生存和发展并重。”胡晓芳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