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改变了日本的国运。
日本投降后，美国麦克阿瑟率领的46万美军占领了日本。等待日本的将是国际社会的讨伐、审判与羞辱，日本何去何从、前途茫茫。
但是，朝鲜战争挽救了日本。
战争爆发后，美国调整了对日政策，将日本定位为美国的“远东工厂”、“反苏堡垒”。美国还扶持日本建立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次年，美国结束了对日的占领。
这场战争带来的军需订单，犹如一支强心剂，刺激战后日本经济复苏。
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兵工厂”。
日本电力的70%，煤炭的80%，船舶和陆地交通的90%都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军服务。
军需订单，刺激日本出口贸易大增。仅1950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日本出口额增加55%。而1950年6月至1951年底，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增长达2.8倍。
到1951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52亿美元，为战前水平的119.4%；次年农业生产超战前水平的111.2%。
但朝鲜战争结束后，日韩关系就变得尴尬起来。日本与韩国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与美国结成了军事同盟。所以，日韩之间虽然没有结盟，但也相当于与美国一起形成了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
这成为美国掌控东亚局势的重要保障，也是美日韩铁三角的底线。
但是，日韩并不是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两个国家。
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就要求日韩两国单独建交，以打击朝鲜。
从1952年2月到1964年4月，日韩两国一共举行了6次正式会谈，但因清算日本殖民统治、财产请求权、战争赔偿、捕鱼范围、旅日朝鲜人地位、竹岛主权归属等一大堆纠纷，建交谈判最终陷入死局。
这两个国家积怨太深、历史遗留问题太多，都互不相让，极度对立。
朝鲜战争结束后，东亚局势的焦点转移到越南，越南成为美苏争霸最前沿的战场，很快越南战争爆发。
随着战争深入，美国愈加被动。加上到了六十年代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争霸进入巅峰对决，美国压力日渐增大。
到了1964年，美国极力撮合日韩，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框架下，形成“日韩命运共同体”。老大的“催命符”起到了关键效果，同年12月日韩双方在第七次谈判中相互妥协。
1965年6月22日，日韩建交。
双方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条约其中一条规定：1910年日韩合并以前缔结的条约一律无效。这是韩国对日据统治时期的彻底否定。
同时，日韩还签署了系列协议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其中一个协议是《关于解决请求权问题与经济合作的协定》，简称“日韩请求权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经济援助，其中无偿3亿，有偿2亿，以实现两国及国民之间的赔偿请求权彻底解决。日本试图将劳工、慰安妇等赔偿请求问题在这一协议中完全解决。
二战后韩国家徒四壁，人均GDP不足朝鲜的三分之一，只有82美元。当时很多“越北者”都跑到朝鲜去了。
所以，当时韩国非常需要日本这笔经济援助，同时与日本发展经贸关系。这时韩国也出现了一位狠角色，那就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
军人出生的朴正熙在1961年通过政变夺权，成为韩国第三任总统。之后，朴正熙执掌青瓦台长达18年之久，是韩国崛起的关键人物。
朴正熙上台后善待旧王室，将长期流亡日本及海外的旧王室接回国。朴正熙执政后，韩国经济才开始有起色，但真正腾飞还是在1970年代初开始——美国调整东亚的策略。
尼克松总统上台后，被越南战争拖入泥潭的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被动的守势地位。1969年7月5日，擅长外交的尼克松在关岛提出了美在东亚的新政策，被称为“尼克松主义”。
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国会递交了第一篇国情咨文，宣布了“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内容：
缓和冷战局势，战略收缩，通过对话和谈判稳住苏联；承认西欧、日本同美国的平等地位，与日本结成“伙伴关系”以牵制苏联；利用中苏交恶，拉拢中国，制衡苏联。
如此，韩国的机会来了。
且慢，这跟韩国有什么关系？
国力透支的美国，将日本提升为“伙伴关系”，给予更大自主权对抗苏联。但是，此时的日本经济正在崛起，美国也担心日本不受控制。
于是，美国的策略是，政治上扶持日本，经济上打压，同时迫使日本与美国共同扶植韩国经济，形成“美日韩”铁三角掌控东亚局势。
说实话，日本是一千个不情愿，当年与韩建交并提供贷款，是迫于美方压力。但如今，日本不愿意也不行，因为美国对日已发动贸易战。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与日本爆发贸易摩擦，只是最初的贸易摩擦局限在各个产业之内。
美国最早将纺织工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快速占领了美国市场。美国在1957年密集通过限制日本纺织品的法案，迫使日本“自愿限制出口”。
1971年10月，日美签订了《日美纺织品协定（1972-1974）》，规定此后3年内合成纤维和毛纺织品的平均出口增长率分别限制在5.2%和1%之内，并将商品划分为7类，具体规定了出口限制的目标。
到了六十年代，日本钢铁接棒纺织业成为对美出口的主力产品。1963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上钢铁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
美国官员所罗门以贸易限制相威胁，要求日本自主限制钢铁产品对美出口量。
此后，美国政府制定了外国对美国钢铁产品出口的最低限价制度来打击日本钢铁。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日发起反倾销调查，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款。
美国发起贸易战，日本可谓损失惨重。由于纺织品被限制出口，日本政府不得不花2000亿日元收购过剩纺织品。同时，日本也被迫谋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过剩的产能、落后的产业转移到其它国家。
日本学者根据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产业转移概括为“雁行模式”：
东亚工业经济的产业大转移，以日本为“领头雁”，然后依次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后者又将成熟的产业再向亚洲“四小虎”以及中国内地转移。
美国对日发动贸易战，加速了纺织业、钢铁业的雁行产业迁移。近水楼台先得月，韩国是这一雁行迁移图景中的首个、最大的受益者。
这时，朴正熙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日美贸易战中的生存机会，初窥小国生存之道的门径。
1973年1月12日，朴正熙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发展重化工业。
同月31日，朴正熙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工业基础；发展化学工业、造船、机械工业，还包括敏感的原子能等国防工业；引进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赶超北朝鲜。
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朴正熙最后下了指示：“要引进必要的外资！”
这次会议改变了韩国的历史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