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贵阳人，被酸汤、辣椒和好酒统一了口径丨
▲ 贵阳夜景。图/图虫·创意
-风物君语-
西南城市
山水幻城
贵阳有着西南城市常见的享乐精神，市井之间永远浮动着一种活泼气氛。来到这里的人很难不受到其感召。街头行人商贩的嘈杂声，像是在大声宣示着这是一座属于市井的城市。
▲ 贵阳夜市，大家都迟迟不愿意收摊。图/图虫·创意
与城里喷鼻的生活香气截然相反。如果你驱车向城外走去，不管是哪个方向，半个小时之内总能看到好风景。山水景与烟火气的有机统一，使人错愕，摸不准这座城市的脉搏。
贵阳确乎就是这样一座山水幻城。
贵阳人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吃喝玩乐，凌晨两三点还在堵车。夜宵落幕的时候，早餐铺子也开张了。
画家董重在一篇博客里写道：“这是我的城市，贵阳。多阴雨，夏天凉爽，冬天湿冷，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吃辣椒的天才，善饮酒，什么都敢吃。这座城市不大，嘈杂，各类闲杂人等常无名头地聚集在一起，理由当然是喝酒、玩耍。”
▲ 贵阳夜市上的辣炒田螺，散发出香辣辛酸的味道。摄影/秦刚
贵阳人爱消费、讲时髦似是一种共识。这种感觉并非毫无依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17年，贵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6元，首破3万大关，虽然增速高于全国水准，但是数额仍比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低将近12%；同年，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26063元，比全国平均水准还要多出1618元。
关于贵阳人的消费心理我听到多种解释，作家戴明贤推测这是抗战时期“下江人”大量流入带来的影响——“下江人”是对抗战时期逃难而来的内地人的统称，因其中有大量江浙难民，他们带来的海派生活方式对贵阳以及贵州影响深远。
还有人说这是因为贵阳集中了省内依靠资源发家的富有家族，可以类比太原，因而拉高了平均消费水准。还有人认为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对贵阳的影响，相对于积攒财富，人们更看重当下的快感。也有人则直接把它归因于虚荣与庸俗的观念作祟。
贵阳街头的餐饮小食店之多，流动商贩之多，在中国的城市里是排在前列的。最能感受贵阳气氛的大概是清晨的肠旺面馆，人们从窗口接来一碗撒着红油、香臭并举的劲道汤面，自助加满一碟各家馆子特制的酸辣泡菜，左右腾挪出位置挤挤挨挨坐下，呼噜吃完之后各奔前程。
跟早餐店里的食客一样，贵阳的山山水水、楼屋街道也是那么挤挤挨挨的。贵阳的生气，也在于山地里的故事。
这里的每座山都有故事
站在黔灵山顶上向南望，收进眼底的是多半个贵阳城。山顶的亭子叫“瞰筑亭”，“筑”是贵阳古称，原因有多种推测，大部分解释为同“竹”，念二声；贵阳还有“林城”的别号，总之，这里曾是茂林修竹之地。现在的视野里，可见的是破旧与簇新的建筑密密麻麻，城市替代丛林，向上、向四边努力生长，直到在另一座山前碰壁。
贵阳主城区位于百花山、黔灵山、南岳山三条纵向山系之间，是两块不规则形状的坝子，被群山锁扣，被错综的水系切割。
黔灵山所俯瞰的云岩区和南明区是贵阳最早的两个城区。云岩的名字来自山，南明取自河，自有诗意。南明河自南向东北方向流淌，包含了贵阳大半城区。城内常见山丘，突兀地间插在楼宇之间，造成视觉上的惊异效果，好像它们才是后来到达的不速之客，见缝插针地在城市中抢占一席之地。喀斯特地形让贵阳与山川自然紧密交错，在中国的省会都市里罕有，就像天神把握于股掌间的盆景。
作为省会的贵阳城市规模不大，人口数量也不多。但贵阳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其实非常高。2014年的贵阳市“疏老城建新城布局规划”提到，贵阳一环以内(包括云岩和南明两区核心范围)的人口密度将近每平方公里5万人。同一年，香港人口分布最密集的观塘，是每平方公里5.7万人。都说贵阳曾经被叫作“小香港”，在这一点上，倒真是有点相似。
这样你就能理解，紧贴一环北沿的黔灵山为什么受到贵阳市民的钟爱，就像是香港中环边上的太平山，它们都与都市短兵相接，就算人们要规划它、修整它、建筑它，它们还是顽强地留存在那里，连同树、草、花和鸟，最终成为人们的依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摧枯拉朽式的城市建设对地方文脉和生活肌理的改变是巨大的，贵州省建筑规划院的总工程师刘兆丰说：“贵阳以山水定城，不像很多平原上的城市以街巷定城，街巷没有了，城市就死亡了。贵阳只要山水骨架还在，就可以有依托，实现城市的复兴。”
贵阳不仅是被山系合围，在城区之中也或分散或聚合着许多山丘，“每座山都有故事”。
东南方向的森林公园，受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于1960年。园区内有古迹“图云关”，始建于宋，曾是环绕贵阳的14个古关口之一，也是“从湖南达至贵阳的最主要通道，当时(1939—1946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及陆军167后方医院、美军第27野战医院全部迁到图云关，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救治了数百万伤病员”。
▲ 贵阳花溪秋景全景。摄影/曹经建
1508年，王阳明流放于现属贵阳市修文县下的龙场担任驿丞，进而“龙场悟道”，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这是贵阳跟中国传统道统走得最近的一次。清嘉庆年间在贵阳市扶风山南麓修阳明祠，与民国时期修建、纪念东汉学者尹珍的道真祠，以及始于乾隆年间的扶风寺连为一体。
贵阳的故事很多，但留下详实记录的却很少。
贵州是古人类遗址分布丰富的省份，迄今已经发现的遗址中，旧石器时代最多，以贵州北部、西部和贵阳所在的中部最为密集，通常沿河流分布；到新石器时代减少，至商周变得零星。有学者推测贵州古时温暖，植被动物众多，方便采撷捕猎，喀斯特地形又为穴居提供了方便。当人类的生产方式向农业过渡时，这些便利条件却成为劣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牂牁大姓”就是汉代移入的三蜀大姓、汉代将领与当地土酋的结合。更具体的例子是，以暴力平定苗疆的顾成，其第六代后人顾良相因不忍带领明军进剿黔东南、屠戮无辜，而逃入苗疆，改苗名“邦迪”，取苗女文氏，按照父子连名的方式传承至今。
1282年，元朝建“顺元城”为贵阳建城起始。顺元城筑有土墙，面积仅有一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关卡。
贵阳真正作为一个城市发展还是在明代。
此前，关于贵阳的记述大多见于文献，真正的实物很少，大量物证还是明清之后的遗存。明初明军平定云南，需要借道贵州，于是修建驿路，沿途屯军，大量移民。贵阳因为地理位置居中，成为驿路的枢纽，形成现在贵阳城的雏形，自此贵阳和贵州真正并入中国历史的主流。
明清以来贵阳中心城区的相对地理位置和范围几乎没有大的变动。老贵阳府城有九门四阁，奠基于明代。紫林庵、大十字与喷水池大致以老城的西门、城中心和北门为坐标。
贵阳曾有“黑羊箐”的古称，据说来自彝语。而在贵阳、花溪附近苗族的诗歌中，“格洛格桑”是反复出现的词汇，“格洛”指花溪，“格桑”指贵阳，“格洛格桑”是苗族人对贵阳地区的命名。
贵州是百越、百濮、苗瑶与氐羌先民融合分化之地，只是要寻找他们在贵阳留下的痕迹，所得的零星证据都很模糊。元代以前一直到夜郎和牂牁，贵阳本地的历史大段留白，无法勾连出连续的画面。
一直到清朝中叶以后，贵阳的汉族人口才超过少数民族人口，渐渐成为汉族占据主流的城市。就像所有的人类历史一样，这一过程既有自发流动，也有文治武功。贵阳名胜甲秀楼前曾立有铁柱两根，分别为清雍正时期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平定苗民起义，以及嘉庆年间云贵总督勒保平定布依族起义后，用收缴的兵器铸成。
近百年来，对贵阳影响最为深刻的大变动都跟人口迁徙有关：一是抗战时期躲避战乱的人口；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建设迁入的人口；三是“三线建设”迁入大批企业。
根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云岩、南明两区的人口仅27万人，是同期北京的10%、上海的4%。而1953—1960年迁入人口达25万人，仅1958年大招工就迁入18万人。1964—1978年“三线建设”净迁入人口也达20万人以上。到了1982年，贵阳全市人口增至132万人(云岩、南明两区合计为79万人)。
2010年之后，贵阳曾经以几个超大楼盘——城市综合体引起舆论瞩目，其中规模最庞大的花果园，根据《贵阳晚报》报道：入住人口50余万人，日均人流量100万人次，日均车流量31万辆次。从那里经过，如同鸽笼的摩天高楼毗连成片，游弋其中如同体验AR版的科幻电影。仅花果园一个楼盘的吞吐量就可以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移民相提并论。
贵阳经济的生机受惠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举目皆是生态文明、大数据的蓝图与成就。贵州省大数据中心管理局副局长景亚萍在2017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贵州省大学生的回流指数名列全国第七，回省创业的大学生要比出省创业的多217%；而贵阳是仅次于深圳、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2017年，贵州GDP增长10.2%，增速连续7年全国前三。曾经以穷困闻名的省份，现在似乎要打翻身仗了。
历史总有回响。
高速公路与铁路的建设对比当年驿路的铺设；城市化大量吸纳人口对比历史上的移民潮；当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把数据中心建在贵安新区的山洞里时，不由让人联想到“三线建设”时那些迁移到贵阳山区的军工厂——在工业文明朝互联网转向时，贵阳天然的地理环境再次发挥出优势，仿佛是对旧石器时代的呼应。
一地人有一种特点是过度简化的描述，接近于偏见，离谬误不远。但环境对人的塑造又是显见的，会埋伏在你的体内，随着年岁彰显。戴明贤讲贵阳人——可以说所有贵州人——具有山民性格：他们不事张扬，所以好山好水好人才不为外界所知；他们耿直倔强，用方言讲是“牯”，当这个为牛分类的名词被用作形容词时，其意涵有了微妙的变化，包含了丰富与生动的形象。
如今的贵阳人，向上追溯一至两代，有不少人都可被称为移民。但是把时间轴线放长，哪座城市又不是移民构成的呢？那些从几万年前到现在持续流动至贵阳的人们，最终被酸汤、辣椒和好酒统一了口径，被低调湿润的气候改造了面貌，被包围着的山川塑造了个性。
如果以明代建城作为现代贵阳的起始，那么这座“牯”而“有骨”的城市正迎来600年以来的大变局。
- END -
文丨霍亮子
编辑丨伊森
图编丨袁千喜
本文及部分图片取自《地道风物·贵州》
原文有增减、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