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恢复的挑战是预期问题。
国内控制疫情的速度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但经济恢复的难度也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控制疫情，可以通过政府权威来快速实现。但是，信心与预期藏在每一个人心里，很难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
如今，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还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半年、一年，也可能两年。市场信心低迷，很多人选择降低消费，增加储蓄，减少投资，以抵御不确定性风险。
海底捞涨价，遭到各种讨伐，显示出市场信心脆弱，收入悲观的个人对物价上涨颇为敏感。海底捞不得不出面道歉，恢复原价。
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提高经济预期？
消费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是发放大规模现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民众的安全感增加，市场预期也会得到改善。发放现金对消费端的作用比较大，对投资的拉动相对间接。
投资端，改善预期最有效的方式或许不是基建拉动，而是放松管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放松管制，不是放松疫情防控，而是放松经济管制——放松人口流动管制，优化小摊贩管制，降低准入门槛，促进资本、土地等要素流通。
市场预期下降的局面，中国曾经在80年代末、90年代末都出现过。当时恢复市场信心的关键办法是改革，主要是放松管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市场，朱总推动国企改革、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引入私人资本，增加投资信心。
今天我们面临这种局面，政府需要坚定的向市场让利，向私人企业让机会，放松管制，吸引资本，支持就业与创业。
比如，放松对小摊贩、小作坊的管制。
在中国，小摊贩、小作坊个体户规模在1个亿左右。疫情期间，他们无法出门做生意，生存艰难。政府应该放宽对他们的限制，让他们活动起来谋生，解决生存问题。
如今中国可能有上亿人失业或未返岗，找工作困难，创业又没资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广大农民、农民工、小商贩低成本摆摊，开设小作坊，开设养鸡场、养猪场。
这可能是社会基层人解决就业、保障生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或许可激活千万以上的就业规模。
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建议放松管制来扩大就业：“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3】
有人提出，大量摆摊、开养猪场会造成环境污染。过去几年，过度追求环保政绩及城市形象，大拆养猪场，驱赶小摊贩。
只要划分好区域，设置好一定的标准（不能过高），可降低脏乱差程度，与店铺商家利益冲突不大（不同细分市场）。
最重要的是，民众的生存权大于形象政绩。
又如取消汽车限购政策。
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如果放开汽车限购，购车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提振车市。
以深圳为例，摇号人数突破127万，但3月份的普通小车增量指标只有6690个，其中摇号指标3334个，竞价指标3356个。月增量指标与摇号人数比只有0.52%，缺口巨大。
以15万经济型用车为例，3月竞价指标平均成交价为41303元，占购车款的27.5%，竞价车牌大大提高了购车成本。
有人提出，取消限购，会加剧道路拥堵。
问题是，解决道路拥堵的办法不应该通过限购来解决。可以说，汽车限购限行，是解决道路拥堵问题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本。
北京人均汽车保有量比深圳低，道路比深圳宽敞，为什么堵车更严重？这与北京的城市规划很大关系。北京人口分布不均衡，通州人口扎堆，早晚通勤加剧拥堵，大量单位用地阻碍道路规划与车辆通行。
再看香港，香港人口密集，道路狭小，但四通八达，交规严格，车流速度快，交通拥堵程度低。
拥堵问题应该多从城市规划、交通执法、道路标识、公共交通、停车费差异化定价等方式来解决。
汽车限购、车牌拍卖，在法理性上值得考究。这其实“已上车人”对“未上车人”设置的一种资源争夺障碍。
在中国，放松管制的增长空间依然很大，尤其要素市场的潜力巨大。
4月9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
这份文件备受国内经济学家的关注，普遍认为，这是一份触及灵魂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文件。
为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商品市场已经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尚未市场化。所谓要素主要指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经济资源要素。
要素受到制约，导致供给侧出问题，资源配置不充分，导致大量浪费、产能过剩及创造不足。
以劳动力市场为例。
劳动要素受到户籍、体制等限制，无法充分流动，竞争程度弱。很多农民工进城，无法落户，无法给子女提供好的教育。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深圳的情况更严重，常住人口1300万左右（2018年），户籍人口435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3.5%。
到今年3月份为止，中国还有2500-3000万人农民工未返岗。这次疫情可能会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拐点，一部分人或留在家乡附近或省会城市，不再考虑北上广深及远距离大城市就业。
这份“意见”明确“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打破户籍制度，有助于帮助农民工进城，吸引农村过剩劳动力，解决第一部分提到的大量的“隐性失业”问题，让他们享受更多的城市公共用品。
又如土地要素市场。
中国的土地要素市场，所有权无法流转，只能交易使用权。这导致土地资源难以激活，土地流转程度极低，资本变现能力极差。
近些年，中国一直在探索土地改革，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入市。这份“意见”再次提到：“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
如果农村的宅基地可流通、可抵押，农民可以通过宅基地抵押贷款，获得开办养猪场、养鸡场、小作坊及种植果园的原始资本。这样有利于农民就业与增收。
由于集体土地的交易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开发产业容易遭到村霸、地头蛇欺压，交易费用奇高无比。这导致农村土地及农业长期处于资本匮乏的状态。
至于农村集体土地如何入市，目前还有很多争议：私有化，还是股份制；所有权流通，但使用权受限；只交易使用权，但强化使用权保护。
不管怎么改革，只要集体土地交易合法化，便有大量的社会资本愿意投资。
如此，一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激活农村土地；二可以增加私人资本的投资信心，在低迷的市场中拉升投资预期；三可以增加土地供给，打破土地垄断，降低城市居民的购房成本，增加消费动力。
再如资本要素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社会融资以借贷为主。股票市场备受诟病，资本试图进入但“恨铁不成钢”。
股票市场，需要打破审批制，采用注册制，淘汰不合规的上市公司，不断地换血。这份“意见”提出：“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
信贷市场方面，主要是利率市场化，放松利率管制，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
目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正在引导利率下降，但是与国际相比，中国利率水平依然太高，中国私人企业及家庭承担着过高的信贷成本。
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利率顺利下降，社会资本的投资信心会增加，可以改善经济预期。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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