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人类正在面对的“自然灾害”（伯南克语）。
灾难面前，当启动赈灾模式，以保障民生为上，支持国民度过难关。
很多人支持政府给民众补贴，但是认为发消费券比现金好。
主要理由是，发现金，人们会存起来，不消费，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这种主张，其实没有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
到底是发消费券好，还是发现金好？
我需要问一个问题：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讨论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不能将目的与手段搞反了。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还不是让民众获得更多的财富与自由？
如果想要让民众收入增加，何不直接发现金，为何要发放消费券？
消费券政策希望通过5000万消费券带动消费，发挥杠杆效应，刺激经济增长，还能收取税收。
可能有些人会说，刺激消费，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国民收入也增加，岂不是“一举两得”？
不可否认，消费券可拉动经济增长，但作用不如现金。
为什么？
因为货币的交换价值。货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交换价值。在中国，人民币可以交换任何商品，货币在手，交易费用最低，交易效率最高。
比如，政府发现金给民众，一些人拿到钱后急着缴房租、水电，一些人则还信用卡、花呗，一些人可能拿钱去医院看病，还有一些人可能存起来、做投资、给“小三”零花钱……
经济世界，利来利往，无奇不有，个人做主，无需父爱主义和权威主义。
这样，政府发下来的这笔钱，效用最高，价值最大，使用成本最低，对经济增长最有利，对国民财富及自由增加最大。
若发放消费券，情况则完全不同。我以4月10日深圳宝安区发布的消费券规则为例。
消费券总额是2亿，采用抽签制，不是人人有份，全靠运气。
消费券使用受到各种限制：
区域限制：只能在宝安区内消费，以及京东“宝安质量示范区优品专区”。
如果你居住在南山、福田、罗湖等地，正好抽到几十元消费券，但是得驱车前往宝安消费，交易费用大增。我身边有人抽到龙华区的消费券，也因交通成本增加而考虑放弃消费。
类型限制：只有餐饮、购物、文化旅游、健康、汽车、宝安产品展销、宝安购物节、扶贫八大类。
消费券，其实是计划经济思维，有点像当年的粮油票、布匹票。宝安消费券是以上八大类“票”。如果你幸运“中奖”了，也只能消费以上八大类。抽了汽车消费券，只能购买汽车，才能使用。目前，还没有一个省的消费券可以购买智本社的学习会员，以及缴纳房租。
商家限制：消费券指定商家使用。
这不仅限制了消费者，降低了消费券的使用价值，还对其它行业及企业不公平，甚至引发寻租空间。
山东发放了旅游消费券，一些幸运者为了使用消费券被“逼”上泰山，景区一时人满为患。
门槛限制：满XX减XX。
比如，餐饮消费券满500减150，满100减30。为了省150，你还得搭进去500。
我们可以做个比较：
假如1000人抽得3000元的汽车消费券，效果如何？
可能只有100人选择购车，假如购车均价20万，政府花费30万消费券（900张券回收），直接拉动汽车消费2000万，汽车购置税200万，政府赚了170万税收收入。
假如1000人（低收入者为主）获得3000元现金，效果如何？
可能有200人拿来缴纳房租，200人还花呗、信用卡及贷款，200人存起来，100给子女购买书籍、培训课程、文具、玩具，还有人可能拿出一部分去餐厅、超市消费……
这种经济效果似乎比较难计算，到底哪种效果好？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暂时性收入”。即便政府发放的现金是“偶然所得”，人们也会基于过去及当下收入、长远预期来安排支出。
事实上，基于永久性收入假说的理性消费安排，比消费券这种短暂性、强迫性的消费安排，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甚至认为，只有在代际交叠模型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戴蒙德模型，资本增长黄金律）——如个别家庭将政府发放的现金给子女购买书籍、保险。
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发放消费券，但是不少消费券沦为“鸡肋”：富人不稀罕，穷人消费不起。
消费券以及任何经济要素受到的约束越多、限制越多，其交易费用越高，效率越低，价值越低，对经济增长越不利，对政府税收增加越不利。
更重要的是，当前疫情是一场灾难，在灾难面前，政府首要职责是保障民生。
政府要放弃经济刺激的思维，启动应灾模式：不是刺激经济，而是保障民众生存；告别“钓鱼式”刺激政策，踏踏实实地“急群众之所急”。
有些人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三五个月没有收入完全能够应付。
中国储蓄率确实远远高于欧美国家，但是储蓄极为不均衡。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中国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人均存款47万，其储蓄额占全国总储蓄额的50.4%。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过着“赤字”生活，即靠借贷、往年储蓄或父母储蓄维持生计。
去年，西南财大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大约有40%的存款为零，换算成人数，大概有5.6亿的人存款为零。
过去两个月，银行信用卡违约及信贷违约数量有所增加——预警信号。
所以，大疫之下，中国政府需要突破经济刺激的思维，启动更高级别的应灾模式，发放现金，保障民生。
什么才是应灾模式？
我这里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调查与研究中心甘犁与何青整理的数据【2】：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启动了应灾模式，采用“兜底”的方式应对“大雪灾”（新冠疫情）。在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5600亿美元是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的现金，占美国GDP的2.9%。合计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可获得2400美元，每个孩子还可额外获得500美元。
加拿大的居民现金补贴达475亿加元，占GDP的2.3%。澳大利亚的居民补贴为249亿澳元，占GDP的1.3%。新加坡的居民补贴为59亿新元，占GDP的1.3%。印度的居民补贴为1.7万亿卢比，占GDP的1.2%。韩国的居民补贴为9.1万亿韩元，占GDP的0.5%。
中国香港与中国澳门的居民补贴，分别为790亿港元和96.8亿澳元，分别占GDP的2.7%和2.3%。香港18岁或以上永久性居民可领取1万港币。
英国对利润低于5万英镑的个体经营者每月发放2500英镑，至少发放3个月。德国拿出500亿欧元，占GDP的1.5%，补贴给中小企业及个体户。
应灾模式第一点是给民众发放大规模、覆盖面广的保障性现金，目的是保障生存，而非小规模的以刺激经济为目的的消费券。
目前中国各省市消费券加起来不过五六十亿，假如最后是100亿，也只占中国99万亿GDP的万分之一左右。今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建议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快速地一次性给民众发放大规模现金。
有人担心两个问题：
一是大规模发现金，是否引发通胀？
这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因股市崩盘叠加疫情，美联储开启“无上限”QE，美国联邦政府推行2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难免引发通胀或资产价格泡沫担忧。
再看中国的情况。4月10日央行公布，3月末，广义货币余额达208万亿，同比增长10.1%。同时，中国2月CPI一度超过5%，3月回落到4.3%，但是与GDP、家庭收入增速及存款利率相比，CPI水平依然偏高。
大规模现金的资金来源是关键。如果是银行“印钱”，通胀风险会大幅度增加。但是，如果是来自政府财政，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发放现金，通胀风险则小得多。
当然，中国的财政系统与货币系统并非独立，财政扩张往往伴随着货币扩张。从“糊涂账”来看，仅3月广义货币增加了10.1%，市场上钱增加了这么多，但如果没有到民众手上，是不公平的。
建议政府使用1-2万亿（占GDP的1-2%）的特别国债及地方债券，给数亿个人提供现金补贴。
现金发放重点对象为湖北疫情家庭及新冠患者家庭、失业者、低收入者、贫困家庭、老人、儿童及中小学生、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租房家庭、失业且肩负房贷家庭。发放方式必须公开、透明及低成本，如退税、贴息及直接领取等。
二是会增加政府债务风险？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是比较轻的。2019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37.7%，美国这一数据是106%，日本是222%，德国是68.3%，法国是122%，印度是69.8%。
同时，中国政府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如土地、央企、外汇等等。政府只要盘活国有资产包括部分低效资产，稍微提高行政效率，便可挤出大量现金出来。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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