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改变中国的大预言家已离世四年,世界仍在他预言之中

我将翻转时间之镜。

1983年1月一个冬夜,北京风急雪冷,但仍有许多人骑车数里,赶往金融街政协礼堂。

他们多为科研人员或政策顾问,然而那一夜,他们注定是一群目瞪口呆的观众。

礼堂正中,摆着一台电视,旁边站着美国作家阿尔文托夫勒。电视即将播放他的纪录片《第三次浪潮》。

文明在小屏幕上飞速演进。一万年前农业革命开启,三百年前工业革命到来,而怒海般的电脑、蛟龙般的缆线正交织成新世界。

台下的人们有穿越历史节点的错觉。放映结束,他们如涨潮般扑向台前,有人焦急发问:

我们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我们还能赶上么?

托夫勒开始回答。他和提问者都没料到,这一夜将深刻改变中国。

托夫勒出生在美国纽约,父母都是波兰移民。

他出生的1928年,大萧条即将拉开序幕,他十岁就被迫去洗衣店打工。

他很快找到独特爱好:将胡乱纠缠的衣袖分开。无论那些结有多复杂。

大学时他学习文学,毕业后却去了工业重镇克利夫兰,当一名流水线工人。他渴望观察真实的世界。

五年间,他当过焊工、冲床工、装配工和驾驶员,曾在流水线上救过压断手指的女工,自己也被钢筋砸断过肋骨。

此后他还曾参军一年,只为亲历战争。

流水线的冰冷和战场的阴霾,恰如工业浪潮的苍凉余韵。他预感到时代即将翻页。

退役后,他转做记者。《工业与焊接》杂志编辑问他:我知道你会焊接,可你会写作么?

很快,媒体圈就知道他有多能写,他从《工业与焊接》、《劳工日报》一路写到《财富》杂志,最后成为副主编。

节点在1960年到来,他前往IBM调研,深入接触计算机。那些高大森冷的黑色机器,如同蓄势的火山。

此后,他深入研究信息科技,成为多个国际机构顾问,世界换了经纬,在他面前重新铺开。

1965年,他发表报道,创造新词“未来冲击”,描述一个时代在极短时间内遭遇巨变。

报道让他名声大噪,此后5年,他调研多个研究所、实验室和政府机关,1970年出书《未来的冲击》。

书的开篇,他写道:

从前,人们都研究过去,阐明现在,而我将翻转时间之镜,研究未来,看清今天。

这本书被翻译成50种语言,畅销了800万册,催生了美国在线和CNN,被誉为改变时代之作。

1980年,他出版《第三次浪潮》,提前数十年预言了克隆、大数据、消费主义和在家办公。

那一年,乔布斯和比尔盖茨25岁,亚马逊的贝佐斯16岁,他们翻开书,听到了雷声。

一年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董乐山,旅美时,所有朋友都疯狂推荐这本书。归国后,他在《读书》撰文点评。

因果的细线开始连接托夫勒与东方,中国一个小协会邀请他来华访问,他欣然自费前往。

那是他好奇的未知之地,也是浪潮将至之处。

1983年,托夫勒游历了北京和上海,演讲受到极大欢迎。

接待规格也一路升级,时任科协主席周培源和上海市长汪道涵,都与他会面。

在上海内部讲座后,有学者提出可否将录像带拷贝,配上中文内部传看。托夫勒同意了。

然而,内部传看限制很快被打破。纪录片仅在上海就放映了176场,观看者超23万人次,放映礼堂天天门庭若市。

最后,录像带被送至政府机关,传遍全国省市,成为“当时政治学习必看的片子”。

当年3月,三联出版社以“内部发行”名义,出版《第三次浪潮》,首印3000册。

新书供不应求,一度只有凭部级介绍信才能购买两册。

当年年底,《第三次浪潮》加印十万册,此后数年发行数百万册,成为除邓选外,最畅销书籍。

中国大地燃起托夫勒热,单位传看,工人捧卷,学者雷颐回忆称:一下子就像火山迸发一样,人人都在谈这本书。

1985年,中青报记者去济南军区采访,发现将军案头摆放此书。同年,媒体调查显示,78.6%大学生都读过此书。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

我和同学们把他看作神人和大预言家。大家觉得谁不读托夫勒的书就掉队了,赶不上时代。

在复旦大学宿舍内,吴晓波说他读完这本书满心惊悚,仿佛被作者一脚踢进莫测的未来之海。

他把托夫勒的话,抄在日记本扉页: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

那几年,中国一口气成立了未来学会、科学学会、人才学会,《人民日报》一年间提了上百次“新技术革命”。

1986年,4名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再谈第三次浪潮,最终导致863计划诞生。

整个八十年代,第三次浪潮成为时代热词,各行各业言必称浪潮。

刚挣脱灰色年代的中国,迫不及待拥抱未来。有人评价称:托夫勒没给中国带来直接财富,但他给人们一个梦想和实现梦想的方法。

多年后,已成网通总裁的田溯宁,仍会兴奋地讲他第一次读《第三次浪潮》后的彻夜未眠。

书中最后一句话“就像革命的先辈一样,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是一代人座右铭。

1985年,飞往巴黎飞机上,托夫勒读法国《快报》,才知道他的书在中国成为畅销书。

他既没收到版税,也没授权中文版出版,但他依旧高兴推动了浪潮诞生。

此后,他曾8次前往中国,总有人和他说,当年曾走了好远的路,去看那部纪录片。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会对我说,你改变了中国。”

八十年代尾声时,托夫勒在洛杉矶老社区买了一栋房子。

房子铺着白色地毯,有一扇大落地窗。

他常站在窗前,看日升日落,看外面的时代,按照他的推演前进。

2000年后,国内中学历史教材,开始按照托夫勒的分类,将人类发展史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

2006年,央媒将他评入改变中国的五十个外国人。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说,没有托夫勒启蒙,中国何谈互联网。

九十年代后期,因女儿病重,他和妻子长期忙于病房之中,写书渐缓。病房外的世界,轰然加速,绝尘而去。

直到特朗普上台,网友才翻出他的旧作《权力的转移》。

那本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旧书上,第31页写道:

像唐纳德·特朗普……或者已被安排提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潜在候选人。

年轻一代网友惊为天人,再次将托夫勒封为预言大师。

然而,托夫勒却从不认可自己写的是预言。

他说,只有电视上的占星师才会预言,记者不能幻想,只能记录已发生的事,而未来就在现在之中。

2006年,他出版了人生最后一本书《财富的革命》。

他在书中担忧病毒的蔓延,担忧经济的萧条,更担忧看似繁华稳定的全球化,面临解体的风险,“这世界正摇摇欲坠”。

然而,浪潮中的人们嬉闹忙碌,少有人注意到未来学家的声音。

2016年夏天,洛杉矶老宅中,托夫勒在睡眠中辞世。

中国仅有寥寥几条报道,藏在网站信息深处。其中一条文尾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失去托夫勒,将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因为他是独特的,唯一的,不可复制的。

世界需要托夫勒,比需要十个、百个政客,科幻作家,好莱坞大导演还要迫切得多。

新冠疫情蔓延后,又一个节点时刻到来。

美国召集了十二名未来学家,预判世界的走向。

多日闭门会议后,未来学家们各有结论。

有人称全球供应链将退化,各国更自私保守;有人称大数据监控将引发窒息时代;有人称21世纪初的全球化盛景将一去不返。

他们唯一共同点是都用了“未来冲击”这个词,一代人将在极短时间内,承受极大变化。

世间已无托夫勒,而世界又回到他预言之初的模样。

在那本改变一切的《第三次浪潮》前言第一段,他写道:

我们每天翻开报纸,头条新闻令人触目惊心:

恐怖分子挟持人质,大玩死亡游戏;

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货币市场风声鹤唳;

大使馆火光冲天,冲锋队四处救援;

最能表现人心向背的黄金价格创历史新高;

银行业摇摇欲坠;通货膨胀犹如脱缰野马;

各国政府运作陷于瘫痪,无计可施。

同样在前言中,他说:

所有乱象都指向一个新时代,悲观无用,不如思考蓝图,闯过布满暗礁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