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与历史中的“洗白”与“洗牌”
有人问演员吴秀波“为何要演司马懿？”如果以下这段回答是吴秀波自己写的，真还有点意思。他说：我拍戏绝不是有一个答案要告诉你，那是圣人的乐趣。因为如果已经有了答案，大可以去写书或者当科学家，而（如果）心里还有问题，还有矛盾，还有疑惑，就去拍戏、看戏吧。戏剧工作者最大的乐趣在于：我有问题，内心有矛盾，有不解，想哭，邀观众来一起感受。
于是，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杨修被处决前问司马懿：“可知你我有什么分别？你能忍，我不能，我在那边等着你，若你能忍到最后，过来告诉我，那时走与此时走有什么分别？”司马懿含泪相送。
剧本前后修改四年，筹拍时不下30个人劝过我别拍，用看着一个老艺术家走在即将腐朽的末路上的眼神看着我。所以要问是否有意洗白司马懿？或许我用一个更准确的词，不是洗白，是洗牌。
这样的争议很早就开始了。进入互联网之前的电影时代颇值回味，有些细节成为了“史前物料”。20世纪90年代，一本电影杂志提到，高仓健很想演一次曹操，如果当时的演员能像如今一样直接地就能和大量的观众交流的话，那他得到来自中国网友中的众多反馈恐怕是，没门。
但时间教会我们，其实是“有戏”的。2017年夏天，在国际电影电视圈最热门的两部作品是诺兰的《敦刻尔克》以及美国著名的有线网络媒体HBO推出的的《权力的游戏（第7季）》。两者的成功似乎没有联系，前者致力于现实地解读真实的历史，后者则和《魔戒》《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等片子一样，带观众走进了一个纯粹的想象力空间。
历史的结果不容置疑，否则，《敦刻尔克》可能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拍法。所以诺兰的选择是唯一的。不管他如何展现，如何运营，最终都仅是填充、增补细节。
然而，从某种视觉上来说，想象力又不是无根据的。在漫长的《权利的游戏》剧集中，我们曾以为会活到最后的主角忽然死了，有可能是和剧组价钱没谈拢，结果被编剧“写死了”。但是细看之下，这一部充斥着王权斗争、家族复仇、兄妹乱伦的封建伦理家庭剧，其血腥、暴力和床笫之欢都没有超越历史。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敦刻尔克》的故事生而定格，而《权利的游戏》是完全可以天马行空的，这样的观点肯定不对。后者讲述的故事，让人想起了欧洲中世纪甚至是古代的真实历史。就其人物的死法而论，丰富多彩。统计结果显示，剧中共出现了36种死掉的方式——完全比凯伦·法林顿的《刑罚的历史》更丰富，多数的死法都非常残忍。
回到前文谈及的吴秀波饰演司马懿这件事上来，“洗牌”其实还是可以的。传统的司马懿形象倒更像是“洗白”。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第一讲就是汉代。钱穆先生非常推崇的汉代，“说到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当时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司马懿是副丞相。按照漢代习惯，用现代话说，这里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规定，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
怕连钱穆也必须承认，司马懿所处的时代，汉朝已经行将就木，本质上已是曹魏，其太尉之职既在军事上重之又重，就不可能“不预闻其他政事”。所以这里必须叮嘱家人朋友，提醒一下吴秀波饰演的司马懿是如何剧终的。最初得到“夫妻双双把家还”消息不禁错愕，后来又得知还有下半部中老年司马懿的进击，才觉得世界没有疯掉。
如何面对失去，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用我们的视角来看，如何面对历史和历史剧，则很现实。
人该如何面对失去，对这个永恒困境的探求产生了宗教。但也不止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文学和影视就是诞生于这一场镜花水月。我们如此乐于看到现世的报偿。这报偿不仅仅是罪恶得到惩处，正义得以声张，还要像基督山伯爵和梅长苏，出走半生，沉冤得雪，归来仍能收拾旧山河，将所有的失去一点一点拿回来：清白、爱情、友谊、荣光、梦想。
最近发现法国记者吕西安·博达尔（1914年-1998年）笔下的老成都，其实很适合转化为影视作品。
1914年，生于重庆的吕西安·博达尔是法国驻华领事的儿子，襁褓之中被父母携至成都，直到10岁才随母亲回到巴黎。
年近六旬，吕西安·博达尔开始动笔写自传体小说，《领事先生》《领事之子》和《安娜·玛丽》。
那是100年前的成都，书中对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成都市井、四川局势进行了文学还原，纤微毕见：鸦片、小花（妓女）、和尚、仆佣、各路军阀。为了修成梦想中的铁路，领事先生试图平衡各方势力，千里迢迢从法国运了一只浴缸到成都，送给城里势力最大的军阀，军阀不知这个神秘礼物的用途，当然也没有人敢告诉他，他认定那是一口神奇的大锅，于是有史以来第一只运到四川的浴缸报销在烈火之中。
吕西安·博达尔所写的“领事三部曲”先后斩获大奖，但我们现在看这些小说时，像是“别人家的故事”。骨子里我们似乎没法理解，心中的疑问是——什么，我们还有一个法国版的李劼人？
作者：吴策力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