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理财”也可以?理乱蒙元帝国

“乱理财”理乱蒙元帝国

元朝的兴起和强盛,根本原因是蒙元统治者武力强大,但是开国早期经济手段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元)世祖为开国贤主,亦专用财计之臣,务于聚敛。”忽必烈先后重用了会理财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为开国早期运转筹措了资本。而元朝的灭亡也与其统治阶层“乱理财”密切相关。

历史上的13至14世纪,蒙古族势力覆盖亚洲大陆,并影响至欧洲,当时有波斯官员、史学家甚至尊称蒙古皇帝为“天下的皇帝”“大地和当代的统帅”,可见蒙元的影响力是发散式的。当忽必烈于1267年将元朝帝都迁到今北京地区时,称为大都,西亚、中亚、东亚乃至欧洲的奇珍异宝和财富都源源不断地涌向了大都。

众所周知,农业不是蒙元贵族的擅长,但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出于形势需要,早期的蒙古贵族在王文统、许衡、刘秉忠等一批汉臣辅佐下能注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做些收拢人心的民生工程,到了蒙元政权彻底打败南宋朝廷后,孛儿只斤皇室认为自家已坐稳了江山,就不再重视农业了,“农桑世皆视为具文”,“设官分职,财务重于民事”,对于州县官员也没有农政的考核。

为了保障皇室的消费和帝国的运行,除了接受来自各地进贡之外,蒙元统治者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放在了商业和帝国的财政、金融上。

历史上“蒙古长于战阵,而不善于理财”。蒙元政权将全国人口分为四个阶层,从高级到低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对广大地区的汉人、南人防范极严,除了政治、军事上的防范外,对于汉人的禁条也很多,其中包括禁止汉人“集众买卖”,而把帝国履行商业、金融的功能赋予了西域的“色目人”——这是元朝对于除了蒙古、汉族人以外的其他中西亚各民族的统称。负责为元帝国经营商业、金融的西域商人被称为“斡脱”,拥有商业特权,这就是所谓的“斡脱制度”。

《元史》中《王珍传》记载:“(王珍)言于帝(元太宗)曰‘大名(府)困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蠲其逋粮。”可见,西域商人与元朝官府是一种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官府运作得到了西域商人的经济支持,或者说西域商人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是元朝政府的经济授权,相当于“官商”或是“官商合股”,西域商人借助元朝政权攫取帝國领域内的财富,赚得盆满钵满。

财政上,元朝税收沿用了金朝的税收扑买制,就是将国家税收打包卖给代理人承办。如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汉人富豪刘廷玉等人请求交付140万两银子承包全国课税,朝廷没同意。后来交给商人奥都剌合蛮经办,总承包款220万两,虽然承包成本增加了80万两银子,但是这中间还是大有赚头的,你想,元朝的疆域广大,税收承包人自然会绞尽脑汁地寻找税源,敲骨吸髓,增加自己的赚头。在税收扑买制下,元朝皇室省心,税收承包人也大赚一笔,倒霉的是元朝老百姓,所以,元代有阙众口相传的曲子:“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当时百姓对社会状况不满的心声。

元朝不重视农业,来自农业的税赋很少,于是,帝国只有不断增加商税额度来弥补。据文献记载,元朝天历年间(1328年—1330年)商税总数为开国初期至元七年(1270年)最早所定的商税额度的近百倍。

此外,在金融政策上,元朝统治阶层更是动足了脑筋,“惟自灭宋以后,即一意于财利”(钱穆《国史大纲》)。其实也非独创的好办法,学习前朝而已,“元代专行钞法”。一次又一次的发行宝钞(楮币),并强行推广使用,90多年间,除了元代早期铸造的铜钱之外,前后共印行了4次宝钞:第一次是中统年间造的“中统钞”,说是以银为本位,一贯值银一两,五十贯为一锭;其后在至元年间造“至元钞”,以“至元钞”一贯可兑换“中统钞”五贯;元武宗时,因为通货膨胀,“物重钞轻”,朝廷再印行“至大银钞”,这“至大银钞”与“至元钞”的兑换比例又是1:5,大家都能看出来了,这显然是滥发大额货币,于是不到50年时间,物价上涨25倍!再到元顺帝至正中期,又印造了“交钞”,其兑换率又是前次旧钞的5倍。也就是说,前后四次印制“宝钞”,推动元朝物价上涨了125倍。最后,“遂至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而元(朝)亦亡矣”,元朝纸币滥发成灾,导致国家灭亡。

元代经济还有一个很丑陋的现象,就是在朝廷默许下,放高利贷的斡脱商人极其贪婪。南宋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中说,蒙古贵族不懂做生意,包括皇帝公主、王公大臣在内的贵族们都将钱交给斡脱商人去投资赢利,“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斡脱商人将蒙古贵族交付的钱转贷给缺钱之人收取高额利息,或者自己去做生意,再或者利用他们的“特权”,向地方衙门告假状声称自己的货物被抢劫了,而诈骗地方百姓一起赔偿等等,总之,斡脱商人怎么都能赚到钱。

实际上,放高利贷是元朝斡脱商人们热衷的“拿手好戏”。比方说,一锭(五十两)银的本钱放出去做高利贷,转来转去本息累积,做了十年后,除了当初的一锭本金外,额外获取的利息是1024锭,这就像当初仅是一只小羊羔儿,十年后繁衍生出了一大群羊来,获得巨大回报,这被通俗地称为“羊羔儿息”,反映出元朝斡脱制度下高利贷的疯狂剥削程度。

史料显示,蒙元统治者惯于游牧征战,不善理财,不懂经济,但却沉迷于浮华奢靡的生活,率性挥霍,帝国财政紧张时胡乱理财,不顾百姓的利益,倚赖甚至沉溺于超发滥印纸钞,使得朝廷信用降至极低,加上元朝末年的苛捐杂税,导致经济凋敝,而经济与政治、社会都密切相关,所以,强大、煊赫一时的蒙元帝国在我国历史舞台上只一晃而过罢了。

作者:李晓巧

来源:《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