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的实物经济
元朝末年经济凋敝，自然灾害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明朝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所以明朝建国初期，就以元朝灭亡为镜鉴，在治国理政各方面都有所改进。这里说一说，在经济上，明朝初年设想是建立实物经济制，如《明史》中记载，明朝初年并没有“银法”（即用白银作为货币的规定）。
首先是田赋征收实物。明朝缔造者朱元璋出自贫困的社会最底层，深知百姓疾苦，憎恨官吏贪渎，鉴于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一开国就着意减轻百姓负担，借鉴唐代的两税法征收田赋，实行实物征收制。根据洪武年间相关文献记载，明朝的夏秋二税，百姓可以缴纳米、麦、绢、丝、麻布、苎布和大明宝钞（当时百姓不太喜欢用这种法定纸币，在明初田赋中数额也很少），甚至草料。如在1384年，徽州歙县的最大地主有田1200亩，缴纳的田赋是600担米；浙江地区农民可用草作缴付田赋的一种物资。
明初对农民征收田赋，不让州县官吏插手，采用粮长征收制度。所谓“粮长”，是指从农村每一万石（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征收区中产生一名大户“粮长”，由粮长与里长、甲首等乡间自治“领袖”共同完成明帝国在农村夏秋两季的粮食征收任务，再将征收来的粮食运到指定的国家粮仓。洪武四年（1371年），长江下游区域首先任命一批“粮长”，朝廷非常重视，粮长曾经获准穿官员才有资格穿的蓝袍，这一不起眼的职位甚至成为当时一些乡绅直接进入官场的踏脚石。
需要说明的是，朱元璋早期为了推行纸钞，除了实物征收田赋外，为了回收铜和白银，有时也偶尔允许百姓以铜钱、银两缴纳田赋，但是实物缴付田赋是明代早期主要的征收政策。
明朝初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税赋份额较低，而那些繁荣程度较高经济发达地区承担了大部分的帝国赋税来源，比如江南苏州、松江、杭州等地区的田赋很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地一贯以来的农业、手工业等自然经济时期代表性产出的富饶。也有学者认为，明朝统治者认为江南地区的大米、丝、绢等物品质优，需求量大，所以对江南地区征收高田赋，而在明朝初年，这些都是实物征收，被称为“本色”。
明代16世纪初，民间大部分的田地交易是使用粮食、棉布。在江南，有些产棉区的地租是以棉花缴纳给地主的。从1433年起，江南地区生产的优质棉布也可以用来缴纳田赋。因为，朝廷需要大量的棉布供应北方的守军，同时也用来参与边境贸易。
同时，按照朝廷的要求，乡间的里长还向各户征收额外的朝廷要求的物品，如动物、裘皮、鸟禽、地方特产、药品、颜料、文房四宝、茶、漆器以及各种军需品等。
其次，国家发给官员的俸禄，以及朝廷与民间交易也包含很大比例实物。明朝初年，国家发给官员的俸禄包含了很多实物，经常将米、盐、棉布、胡椒、苏木等等与钱钞搭配起来发放。如《明宣宗实录》中有记载，宣德八年（1433年）“京司（北京和南京的官厅）文武官俸米折钞，请给与胡椒、苏木”。对军人也如此，“令京外卫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明史》），而且还给军人发盐，“又给军士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这是朝廷的明文规定。
同时，国家用掌控的实物交换自己需要的物资。明代初年，为了确保驻扎边境的军队得到充足的粮草供应，朝廷不是用白银、铜钱购买粮草，而是利用国家牢牢掌控的食盐资源，动员、吸引商人们将粮食、草料，有时还包含棉布等一些军用物资，自行运输到边境地区的朝廷机构交换盐引。此举实现了“双赢”，商人获得能牟厚利的食盐专卖权，朝廷轻松省心地为军队调拨来了粮草物资，巩固了边防，这就是有名的“开中法”。1370年在山西，1382年在云南（《明清时代：海与帝国》），1419年在贵州，明朝廷先后实行了“开中法”，效果很好。明人郑晓的《今言》中记载：明朝初年，召商于密云“中淮盐者，引米七斗，豆五斗，草四十束。”意思是，商人运米七斗（或者是五斗豆子，或者是四十束草料）到密云地区，可到朝廷专设机构换得淮盐的专卖权。“开中法”根据运粮草兑换点的不同制定了不等的粮草实物与盐引的兑换比例，越是偏远难至的地区，粮草兑换盐引的比例越高，这是很务实的措施。同时，“开中法”引发了边境建立“商屯”的热潮，促进了边境开发，这后世所借鉴。
明代中后期，国家废除以粮换盐，实行了以银换盐，当产生边境危机时，官员们常常提起“开中法”的好处。史学家孟森就非常赞赏明朝以粮换盐政策：盐既开中，又兴商屯，既给军，又垦荒，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真谋国之至计也。
再者，在朝贡体系中，明帝国以实物“赏赐”进贡方，实际上就是一种官方交换。永乐年间，明朝收降越南，规定越南缴付帝国的租税的一部分可以用当地的特产苏木——豆科小乔木充当。此外，明朝初年也将丝、瓷器、棉花、漆器、糖、茶叶向东南亚、琉球、日本出口，换来所需的铜、苏木、香料等，这些不属于官方朝贡体系，说白了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互市贸易。明代初年还用棉布与西北亚的民族交换马匹。
到了1436年之后，朝廷同意用白银缴付田赋，矿工、工匠也可以缴付白银代替徭役。而完全以白银作为最底层的征税结算手段是在明帝国中期，即16世纪20年代前后。原因是白银的量小价值高，便于运输流通、大额交易，适應了当时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朝廷也认同此点，所以白银缴付田赋税收最终取代了实物。
明朝初年的实物经济制，主要是统治者鉴于历史经验的顶层设计，同时跟当时国内缺少白银、铜钱也密切相关，所以，明朝初年的统治者尤其是朱元璋的“朴素经济思想”就是征收各行各业百姓所得为赋税，以赋税实物作为与百姓、商人甚至外国的交易物，作为帝国支付给所有公职人员薪水的一部分等等，藉此维系国家机器运转，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在历史上很有个性。然而，从历史角度来看，一切经济政策，在某一阶段而言，只要顺应发展，且兼顾民生的话，那么就是好政策。
作者：李晓巧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