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当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和逼近通州时，清政府与联军曾有过—系列的外交谈判。通州谈判时，英方派代表巴夏礼率39人参加，清政府答应英法联军提出的所有强制要求，但在礼节问题上却寸步不让，也就是在巴夏礼面见皇帝“跪与不跪”一点上争执不下。
钦差大臣全权谈判代表载垣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不是中国的臣。”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予许可。”巴夏礼柜不接受，扬长而去。
但清政府则指示僧格林沁于1860年9月18日将巴夏礼一行39人扣押，押往北京作为人质。巴夏礼等人被扣押后，英法联军迅速以解救人质为借口发动进攻，兵临北京城郊。
此时已无力抵御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立即奏请皇帝“巡幸木兰”，实际上就是要皇帝赶紧离开皇宫，逃到热河的避暑行宫去避难。但是皇帝出走总不能被说成是出逃吧，于是他就发布朱谕称：中外即将决裂，朕绝不会抛开社稷江山，置列祖列宗的宗庙与臣民百姓干不顾而北走热河，现已准备“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但是，他同时又将僧格林沁奏请“巡幸木兰”的奏章交王公大臣们讨论。他的意思当然很清楚，是希望各王公大臣实际领会自己的意思，吁请皇帝尽快巡幸木兰，以便堂而皇之地以俯顺朝臣所请为由，北走热河。但是，并不是所有大臣都同意皇帝出走热河。
大学士周祖培等人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上奏咸丰皇帝：皇帝欲统帅六师以讨伐英法夷人外丑，可见天子圣明有安抚天下之意，但是，现在的通州却非昔日北宋的澶州，现今朝廷也没有寇准那样的贤能之相，因此皇上欲行御驾亲之举，非万全之策，“断不可轻于一试”；而且，若如僧格林沁所请“巡幸木兰”，则更不能采用实施：第一，北京城墙高大坚固，外有护城河，内有精兵，若认为北京都不足以抵御英法入侵者，那么热河一带平川大野，更是无可防御：夷人既然能从海上打到天津、北京，就不难进一步追到热河；第二，皇上一旦离开北京出走，必定导致人心涣散，闹不好就会再一次出现明朝“土木堡之变”。
周祖培等人在这里以两个历史故事提醒咸丰皇帝注意。一个是北宋之时，辽兵大举南犯，当时身在汴京的宋真宗赵恒惊慌失措，欲迁都南逃以避其锋，但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促请皇帝亲至河北澶州前线，当宋兵得知皇帝亲临，士气大振，辽兵因而大败不得不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使北宋局势转危为安；另一个则是指在明代时，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挟持下，也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小败之后，退到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蒙古瓦刺军赶到，大败明军，英宗被俘，并被掳往北方，于是留守北京的明朝大臣便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是为代宗，史称此为“土木堡之变”。
其他一些王公大臣，如醇郡王奕譞、大学士潘祖荫、户部侍郎文祥、御史许其光等，皆上奏恳请咸丰皇帝不要走，一定要坚守在京城。特别是当咸丰皇帝已经命令大兴、宛平两县，征集大车600多辆，时刻准备北逃时。合朝文武都奏留圣驾。甚至有人以大不敬的口气责问咸丰帝，如若弃京出走，“上何以对祖宗，下何以示臣庶？”
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等皇帝的亲弟弟，“抱上足哭留”。尤其是惇亲王奕誴，闻讯从西陵回来以后，更是痛哭流涕，苦苦劝谏，皇帝绝不可丢下宗让北走热河。咸丰皇帝问他：“不走避热河，若夷人进京，你当如何？”其实老五惇亲王奕誴也无良策，只好说：“如有不测，奴才死于慕陵。”他也没有办法。
而且，此时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也公开出面劝阻，她先说：“洋人必不得入京”，然后又说，皇上如坚守在北京，可以震慑—切，自然天下无事。如若圣驾出走，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踏。“昔闻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邃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咸丰帝却以为她一个女人知道什么，这是后宫干政，并因对她产生了不满。
在这种众朝臣皆苦谏不可北走的情况下，咸丰帝只好发下渝旨，命令将已征集的车马全部遣散，但是棘手的现实问题，即如何面对英法联军正在逼近北京，还是没有解决。
咸丰皇帝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与顾虑。他知道若能不出走则尽可能不要出走，因为皇帝丢下京城出走一定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但是，若不出走则夷人进京后自己将会受到怎样的对待，被掳走或是被杀害，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能不考虑吗？
但是也不是所有大臣都反对皇帝出走，也有赞成皇帝北狩热河的，僧格林沁当然是第一个，也就是从军事角度上来看问题的朝臣都赞成皇帝离开北京这一极不安全的地方。郑亲王端华和户部尚书肃顺等人考虑的问题就是，清军是否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城，确保皇帝的安全。他们问负责北京城防的团防大臣：“有何准备？”回答说：“无。”又问： ”京城兵力，足够充裕以御城否？”回答是绝无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众大臣也都无言可说，于是端华对参加京城保卫形势汇报会的大臣们税：既然京城无可防守，怎么能贸然奏请皇上仍然留在宫中，坐等危险的降临呢？兵部尚书陈李恩也说，总得为皇上谋一条出路吧。
而且，当时咸丰和朝中诸大臣还容忍不了的是，即使夷人进了北京不伤害皇帝，那么也一定会要求见皇帝甚至要求皇帝去见他们，而且他们在见到皇帝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磕头的，对这一点，咸丰皇帝断然不能接受，因此他也绝对不能见到夷人。
既然没有人能保证皇帝在京城内的安全，所以咸丰皇帝最后还是决定离开北京远走热河了。他颁布朱谕称： “巡幸之举，朕志已决。”并指定惠亲王绵愉、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郑亲王端华着手准备。大家都知道反对也没有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咸丰十年八月上旬，咸丰皇帝命其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与英法联军谈判议和，自己带着后宫匆匆逃往热河行宫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