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近代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都发源于欧洲，科技的快速进步，极大的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让大多数人类过上了物质丰富的生活。
但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生产力更为发达的农耕国家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中率先诞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基础科学是科技大树之根。所谓寻根溯源，根的问题得从土壤中寻找。
通常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基础如科技、生产力来自哪里？
科技、生产力也是在国家体制、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美学）等上层建筑中孕育生长起来的。非洲的上层建筑至今都没能长出科技大树。
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为决定、相互影响。
“李约瑟之谜”将人们指引到另外两个思想方向：世界的非连续及科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海森堡测不准定律）。
要破解这个谜题，应该从“土壤”上挖掘。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更容易诞生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具备科学萌芽的基因，反过来科技革命又推动海洋文明。
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在农耕时代，这些古国都是顶级猎食者，秒杀欧洲众多城邦。但是，很遗憾的是，现代科技最终没能在农耕文化中生长。
从古至今，在陆地上生存比海上安全。能在地上找食物，就不会到海上搏命。当然，不是临海的国家就会产生海洋文化。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紧邻大洋，但属于农耕文化。相反，一些欧洲内陆国反而培养了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能否形成，取决于农耕条件，但凡农耕文化发达之地都缺乏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主要由地理条件、气候环境决定，具体而言是土地盐碱度和温度湿度。
一般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以雅典城邦为代表，地处地中海东北部、希腊半岛、爱琴海群岛一带。
当地属于地中海气候，是全球唯一一种雨热不同期的气候类型，即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这种气候非常不适合植被生长，植被叶子上有一层厚厚的硬硬的蜡质层（地中海植被被称为亚热带常绿硬叶林）。
这种气候决定了当地的粮食作物产量极低，没有办法像古巴比伦形成富庶的农业。
没有足够的粮食，就没有充足的粮草，也没办法养活职业军人。打完仗后，就算占领了一个地方，也无法有效统治，因为军人需要化兵为民谋生。没有职业军人，就很难形成大一统的集权统治以及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在古希腊城邦、古罗马城邦时代，没有大一统的国家集权，城邦之间、领主之间、贵族之间相互博弈，形成了雅典朴素的民主制度以及开放的自由文化。
由于没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古希腊人不得不频繁出海，发展商贸、手工业，通过商品交易的方式来求存。不同地域、城邦、族群之间的大规模交流、交易及协作，促进信息的碰撞、观念的开放和思想的自由。
人们看得多、争论得多、协作得多，逐渐会形成一种思辨、开放及包容的文化，而减少盲信、闭塞、愚昧及玻璃心。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腊三贤”以及古希腊哲学家都主张思辨哲学。柏拉图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也经常争论。
没有自由的风尚和思辨的哲学，不可能有开创性的数学以及科学。这就是海洋文化里的科学基因。
数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科学方法，研究数量、变化以及空间的逻辑关系。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泰勒斯引入了命题逻辑证明，首次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使数学成为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后来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利用演绎法发现了勾股定理，对数论和几何都做出了极大贡献，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对数的推崇达到极致，他将数学与哲学融合，提出著名的“万物皆数”思想。这一思想对现代科学以及如今的大数据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
后来柏拉图学园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叫“几何之父”欧几里得。欧老师将当时的数学一统天下，流传于世的有《几何原本》。
这本书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它创立了现代科学理论的一种范式，成为用公理化方法建立起来的数学演绎体系的典范。这本书帮助欧洲知识分子建立逻辑演绎、严密推理的科学思维。
这是欧洲哲学思辨以及科学思维的起源。
但在农耕时代，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的文化若星河灿烂，文化艺术远胜于古希腊、古罗马。例如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农耕国家也有论证。文明古国也有与《几何原本》齐名的古代数学著作，也有探索世界的思辨哲学，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
但是，区别在于后续的演进以及演进的方向。
在公元前几百年，人类历史上爆发了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铁器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铁器时代比较漫长，范围很广。东亚、印度、东欧、英国及爱尔兰、北欧、中欧、非洲埃及都有铁器革命的考证。
铁器革命，在一些国家如古印度引发了农业革命及社会变革。
古印度包括今天的印度、尼泊尔、孟加拉以及巴基斯坦，位于欧亚大陆南端，是一块向大洋延伸出去的巨大半岛，被称为印度次大陆。
古印度，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却没有形成海洋文化，主要原因是印度“风水”俱佳，内陆农耕条件优越。
古印度北面矗立着喜马拉雅、兴都库什、苏莱曼三大山脉，是一个天然屏障，南边是德干高原，中部是一块巨大的冲积平原（占国土总面积的40%），受印度河、恒河哺育。
冲积平原，热带黑土肥力充足，地形平整，灌溉及交通便利，再加上热带气候多雨湿润，古印度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粮仓。在公元前几百年，铁器农具大规模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古印度达到鼎盛，旃陀罗笈多人建立了著名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至公元约前185年）。
孔雀王朝拥有充沛的粮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进行集权统治。当时，唯有国王有常备军，门阀、贵族没有军权。古印度阿育王南征北战，攻城略地，修建道路，构筑灌溉工程，奴隶制集权统治鼎盛。
孔雀王朝没落后，希腊人、安息人、塞种人、大月氏人，先后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脉的开伯尔山口，从西北入侵古印度，对恒河流域进行统治。印度人种也就变得极为复杂，进入亚欧混居模式。
由于铁器革命与农耕条件完美结合，古印度在孔雀王朝时期彻底进入集权统治，农耕文化——恒河文化兴盛。
古印度等农耕古国，拥有肥沃的恒河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三角洲，灌溉便利，农业发达，粮食充足，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循环体系，进而建立了一套强大的国家机器及宗教、伦理、制度强化集权统治。
与古希腊城邦的商贸经济不同，农业经济强调自然循环，拒绝交易，惧怕风险。在一个肥沃的土地上，权力结构稳定，农民不流动，人口稳定繁衍，世世代代种地，粮食及生活自给自足。这是一种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理想状态。
所以，农业古国主张强人政治及等级秩序（宗教与法礼），保障命令能够彻底贯彻，人口能够持续繁衍，人口不流动、多干活。
自给自足的农业环境，抑制技术创新的欲望及动力。森严的等级秩序及法礼，容易压制技术进步。技术的发明不能破坏农业的稳定以及统治的权力，反过来技术服务于统治。
久而久之，古印度等农业古国就形成了典型的农耕文化，主要表现为稳定、静态、秩序、自然循环、自给自足、崇拜权力、排斥风险。
农耕文化最大的优点是，保障农业生产稳定以及文化传承。在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农耕时代，农耕文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强化国家统治，确保社会稳定及人口繁衍。
在古代，农业及农耕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但是，农耕文化会极大地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而稳定、静态，畏惧权威，拒绝挑战和变化，就很难产生新想法、新理念和新科技。不敢想，一切创新都戛然而止。
欧洲虽然也爆发了铁器革命，但是欧洲不少土地盐碱程度高，不利于粮食生长。整个欧洲大陆，只有法国土地肥沃。
除了法国，欧洲的农业经济极为不发达，没有充足的粮食，就无法建立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也就无法统一欧洲，形成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后来，古罗马崛起，并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也沿用了城邦制。
那么，为什么欧洲落后的农业经济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工业萌芽？
从科技历史来看，现代科技是倒逼出来的。
没有恒河平原、两河流域这样肥沃的土地，欧洲人只能告别土地另谋出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欧洲人到处游走经商、交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是海运。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航海的风险要比耕种大得多，他们逐渐就养成了与农耕文化相反的开放、外向、动态、不稳定的海洋文化，同时更能接受风险和不确定性，更敢于冒险，遵守契约（与陌生人做商贸靠契约）。
海洋文化，与科技的不确定性、开放性高度契合，有利于科技进步。
反过来，由于航海的不确定性，欧洲人更注重研究天文、气象、洋流等自然现象。虽然古印度也研究天文地理，但是由于农耕相对稳定，航海风险更大，自然对航海的挑战远远大于农耕，欧洲对自然研究就更加深入。
在陆地上找不到吃的欧洲人，被迫与海洋搏命，被迫与他人交往、交换、协作，对自然的探索，对市场的规则，对自由的推崇，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最终让欧洲人首先打开了自然科学这个潘多拉魔盒。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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